孙达成（1813年—1888年），从十六岁起，到澳门一间鞋店当了三年学徒。随后在板障堂街一间葡萄牙人开设的鞋店当鞋匠，每月工资仅四元。三十二岁返回翠亨，与附近的隔田乡（今崖口乡）杨胜辉的女儿杨氏(1828——1910)结婚，此后就一直居乡从事农业劳动。

孙达成是一个佃农，完全没有自耕地，先后租过祖尝田二亩半（每年租谷十五石，折交“期价银”六两六钱），及弟媳程氏（孙学成之妻）的田地四亩，耕种水稻和杂粮：并曾养过一头耕牛。缠足的杨氏和年轻的孙眉也参加了辅助性农业劳动。孙家又曾饲养过一、二头猪和几只鸡鸭，作为家庭副业。孙达成还在夜间兼任更夫，每年挣得几石谷的工钱来补助家庭费用。逢村中有人办喜事或治丧事时，他也常去帮忙。他们全家数口住在村边一间简陋的小砖屋(约长二丈六尺，宽一丈二尺)里，以番薯为主要食粮，家境相当艰难。

1864年3月19日（清同治三年二月十二日），孙达成以他和孙学成、孙观成兄弟三人的名义，订立了批垦孙氏祖产径仔荫税山埔的合约，所批垦的山地面积不详。立约时孙学成、孙观成在外做工而不居乡，据估计，这是拟由他们两人提供资金，由孙达成提供劳动力以经营果木的一项合作计划。但是，立约后半年孙学成即身故，孙观成也于三年半后死去，经营资金落了空，孙达成自身的劳动力又不足，故这项计划来能实现。后来孙达成在这块山地上种了些荔枝和山桔之类的果树，但为数不多，收获量很少，从未出售过。

从保存至今的一本孙氏公尝账簿（1847年1月1日，即清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所立）的记载中，得知在孙中山出生前，孙达成曾管理过公尝，时间长短不详，已知的是1849——1850年（道光二十九一三十年）。据账簿所载，公尝田仅数亩，收支账目至1854年（咸丰四年）约有四五十两银之谱。当时翠亨孙姓仅数户（没有一户是地主），男子多数出洋做工，公尝系由在乡的各户男子轮流或合作管理的。故孙达成曾管公尝一事，并不说明他在族中有什么特殊地位。

孙达成的家境困窘，可以从1856年（咸丰六年）所立的《三修翠亨村祖庙碑记》的记载中得到一个有力的佐证。由于全村各姓居民(被视为“下户”的除外)都负有维修村庙的“义务”，捐款是带普遍性的，故从所捐数目的多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捐户的经济能力来。碑记载明孙达成捐款一元，捐这个数目的人数最多，也是男丁捐款的最低额。这事发生在孙中山诞生前十年。

孙达成因为家贫，备受有钱势人家的欺凌侮辱，自己只好忍气吞声。他有一片园地种上红豆，被邻村径仔荫一家姓何的强行占了去（该事约发生于1871年前后）。有一次，孙达成挑粪到田里施肥，路过一地主家门前，地主仔杨宝常辱骂他，并喝道：“粪味真臭，以后再不准你挑粪经过我家门口！”孙达成不敢置辩一词，默默地走开。又一次，地主杨启焕之妻诬称孙达成夫妻偷了她一只鸡，气势汹汹地扬言要捉人，后来才发现鸡是跌死在粪坑里。

1869年，孙中山的哥哥孙眉（时十五岁），到离翠亨十余里的南萌墟地主程名桂家做长工。两年后，即1871年，孙眉随程名桂去檀香山，同行的还有同邑青年郑强等。临行前，因苦于家贫乏款，由孙学成妻程氏将租给孙达成耕种的田地，押出其中的两亩余作旅费。

孙眉从一个华侨工人向华侨资本家转化的过程是渐进的，这大约发生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他最初设立德隆昌米铺，接着又开了一间杂货店，后来才在姑刺埠创办了畜牧场。与孙眉上升为资本家的同时，翠亨孙达成的家庭经济状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笔的侨汇成为孙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孙达成不再打更了，他甚至雇工来帮助耕种。而孙中山青少年时代在檀香山、香港、广州等地求学的十余年间，生活和读书费用大都直接间接来自孙眉的供给。

1885年，孙中山在香港中央书院高中毕业。次年秋，进广州博济医院(Caton hospital)附设南华医学堂读书。孙中山在此读了一年之后，于1887年9月，转入香港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Hong Kong）,接受正规系统的大学医学教育。期间，父亲孙达成于1888年春病故。大哥孙眉于数月前闻父病重，特地赶回故乡，与孙中山亲待汤药。两人倾心沟通，尽释前嫌。日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得到孙眉的倾力资助，与这次兄弟俩的真诚交流不无关系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