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早年

青年陈垣光绪六年十月初十（1880年11月12日），陈垣出生在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石头乡富冈里一个药商家庭。少年时，他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陈垣自幼嗜好读书，《书目问答》《四库全书总书目》两部目录学著作引领他走上学问之路。陈垣17岁时曾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却落选，21岁时获新会县试第一。，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陈垣和几位青年志士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陈垣因进行反清斗争，被清政府抓捕，为躲避追捕，陈垣回到新会老家担任篁村小学教师。他到职后，承包了学校大部分课程，他不仅教学生国文、算学等基础课程，而且还教学生体操和唱歌。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陈垣先后在振德中学和义育学堂教国文和历史课程。期间，受广州瘟疫和父亲病重的影响，转入医学院，开始学习西方医学。他因父亲患结石，经西医手术而痊愈，遂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院学习西医，后因不满美国教师对华人师生的歧视，又与友人共同创办了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中，陈垣深感治疗个人疾病，诊脉开方，无关于国，对于“有志天下之学”的他来说，实为小道。

宣统二年（1910年），陈垣在光华医学院毕业并在此任教三年，主要教授学生人体解剖学、细菌学课程，他讲课时十分注重直观性教学，经常自己动手画教学插图，方便学生理解。另外，为了课程需要，他经常带学生到郊外乱骨堆里捡骨骼，并将它们洗干净拼接在一起，作为教学工具。学生通过与实物接触，增强了感性认识，加深了记忆。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垣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及其副刊《鸡鸣录》，以迎接革命，在办报和学习医学过程中，陈垣以笔作枪，写了大量时文和医学文章。

经世治学

1912年于广州民国元年（1912年），陈垣被选为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由于议员是专职性质，他来到北京定居。到北京后，陈垣突然发现了太多有利的读书条件，不少年轻时根本不敢想象的书籍能随时看到，让他一下眼界大开，特别是民国四年（1915年）接触到从承德入京收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后。作为年轻的参议员，陈垣精明能干、文才极好，得到了当时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的赏识，先后在梁士诒主持的税务处、内国公债局、毛革改良会等机构任职。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他曾在一段时期内信仰宗教，故从民国六年（1917年）开始，陈垣发奋著述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考》之作。陈垣认为，中国基督教初为唐代的景教，以次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后的耶稣教。所谓“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的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但作为宗教史来说，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陈垣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也受到国际学者和宗教史研究专家的重视。

从民国六年（1917年）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的近三十年，陈垣在宗教史、元史以及历史年代学、避讳学、校勘学等领域，作了许多开创性的或总结性的工作。这些与故宫博物院丰富的档案文献收藏息息相关，其中对《四库全书》、明清档案的利用，构成了他这一时期著作的特色之一。此时的陈垣已经日益沉浸在文史学习中，并未体味当官之要义。梁士诒作为交通系首领，致力于政治经济实务，自然对陈垣这种发展方向表示不满。民国八年（1919年），梁士诒曾在陈垣著作合刊本上题字“消磨一代英雄尽，故纸堆中问死生”，以期点醒陈垣。陈垣在家书中写道，梁不喜人读书，因此他们实在是不能久处的，两个人的关系也日生嫌隙。

民国九年（1920年），遇华北大旱，众多孤儿缺衣少食，陈垣与华北赈灾协会一起参与筹办“北京孤儿工读园”。

民国十年（1921年）9月，陈垣又创办平民中学，教授学生修身、国文、历史以及中国文史等课程。12月，梁士诒任国务总理，陈垣担任过半年左右的教育部次长，代理主持过部务（部长黄炎培不到职）。

民国十一年（1922年）5月27日，陈垣辞去教育部次长职务，潜心著述，与梁士诒的关系也日益变淡。陈垣自述云：“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连年，自己思想没有出路，感到生于乱世，无所适从，只觉得参加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想专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

泰斗之路

陈垣民国十二年（1923年）起，陈垣开始在燕京大学任教，初为讲师。

民国十三年（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11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李煜瀛为委员长，在李煜瀛的推荐下，陈垣任常务委员，主持常务工作。

民国十四年（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陈垣任理事会理事兼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分图书、文献两部，沈兼士、袁同礼副之，正式履行新式博物馆所赋予的典藏、保管、陈列、研究和出版等职责。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期间，故宫博物院在北洋军阀皖、直、奉等支持的临时执政府肘腋下，先后历经四次改组，包括维持员、保管委员会、维持会及管理委员会等四个时期，陈垣在这一过程中勉力维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9月，陈垣受聘为公教大学副校长；之后，陈垣一直在北京辅仁大学教授学生国文、历史等课程，既使在担任北京辅仁大学校长之后，校务繁忙。

民国十六年（1927年）升为教授。他同时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

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左右，陈垣正式担任史学系专任教授兼系主任。陈垣到任之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师资的缺乏。由于史学系和地理学系分立，部分教师转入地理学系，致使史学系教师短缺，因此陈垣的首要工作是延聘新教师。当时陈氏正主持辅仁大学，因此辅仁大学史学系的教师，如张星烺、黄伦芳等，就被聘至北平师大史学系兼课。他还聘任北平其他大学的教师到史学系任教，如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朱希祖、邓之诚，讲师柯昌泗，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瞿宣颖，北平大学教授宁协万，法政大学教授刘彦，燕京大学讲师王世富等。这些新教师的补充，为史学系注入了新鲜血液。

民国十八年（1929年）以后，陈垣在史学系主要开设了3门课程，分别为“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和“史源学实习”。“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开设于1929、1930学年，上、下学期各2学分，为选修课。“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亦开设于1929、1930学年，上、下学期各2学分，为必修课。“史源学实习”开设于1933学年，上、下两学期各2学分，为三、四年级的选修课。

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陈垣完成《敦煌劫余录》的撰写，举世瞩目。担任北平师大史学系系主任后，他坚持亲自为学生授课。民国二十年（1931年）辞去系主任之后，陈垣又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8月重返北平师大历史系担任教职。

抗日期间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被日军侵占。陈垣身处危境，坚决与敌斗争。

1937年陈垣与胡适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华北重镇徐州之后，日伪政府强迫北平全市悬挂日伪国旗，并强令群众上街游行，以示庆祝。辅仁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坚决拒绝执行挂旗、游行等无理要求。结果日伪震怒，强令辅仁大学及附属中学停课3天，并多次派人找校长陈垣“质问”。陈垣回答道：“我们国土丧失，只有悲痛，要庆祝，办不到！”坚决不挂旗，不游行，与日伪不屈抗争。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因在日伪的控制下，沦陷区人民噤若寒蝉，师生碰面，也只能目视而过。陈垣在《年刊》题词说：“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这里的“蛮貊之邦”，陈垣是用来借指沦陷区。因为他看到个别毕业生在给敌伪做事，甚至欺压国人，心里非常痛心，因而劝诫同学们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正直的人，即使是生活在日伪的控制下，也不能做言语无信、甚至干助纣为虐之事的人。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陈垣为《年刊》题词说：“孝经曰：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交友之道，在得切磋之益，毋徒事佚游宴乐，是之谓辅仁。”他告诫学生在日寇横行的环境里交友一定要慎重，切莫认贼作父，不要与日伪汉奸分子往来。陈垣校长一再引用《论语》《孝经》等经书中的话，谆谆教导学生，日伪明知他的深意所在，但因为是引用经书，也对他无可奈何。同年，日本细井次郎升为辅仁大学校务长首席秘书，兼任附中学监。此后派到学校的日籍教师增多起来，学生中也有日伪特务，他们一起对师生实行监视。在此情况下，陈垣校长与校内德国籍天主教圣言会司铎出面与日伪政府周旋，坚持学校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文课本、不把日语作为必修课，从而使辅仁大学成为当时沦陷区唯一不悬挂日伪旗帜、不读日伪所编的，旨在进行奴化教育课本的大学。

作为响彻国际的知名学者，在北平沦陷期间，日伪试图拉拢陈垣来扩大对北平教育界的掌控，曾以高薪聘请他出任“日中满蒙四国东亚文化协议会”的中国会长，但试过很多办法都奈何他不得。据史料记载：“陈垣身为基督徒，且有儒家不屈的风度，在抗战期间，日本人虽然捉弄他几次，到底奈何他不得。”陈垣利用史学研究作为武器，连续发表史学论著，抨击敌伪汉奸，显示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在八年抗战期间，陈垣连续写成《南宋河北新兴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典籍概论》等宗教史论文及《通鉴胡注表微》，都含有讽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

学风之变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陈垣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多次请陈垣南下，在又一次政治大变动中，他拒绝离开，选择留在北平，迎接新社会的到来。

1963年于北海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陈垣与学生上街欢迎解放军入城，从兴化寺街5号步行到西直门，逾十多华里，此时陈垣已近古稀之年。北京刚解放时，郭沫若、范文澜等人就发起成立新史学会，陈垣虽然没有参加发起活动，但随后不久就在范文澜的介绍下，参加了新史学会的活动，并提出了由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所的建议。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础上，陈垣很快接受了新事物。之后的十年间，先后写了二十多篇短文。

1950年10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接办辅仁大学，改称“国立辅仁大学”，陈垣被任命为校长。

1951年2月，中国史学会筹委会开始编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陈垣便承担了《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两部分的工作。夏，陈垣报名参加土地改革，当时他已经是71岁了，他是西南土改工作团第二分团的团长。11月，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他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1952年6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辅仁校园也被划为北京师范大学北校区。陈垣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去世。

1956年，陈垣参与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科学12年远景发展规划的制订，提出了要加强资料整理，加强索引等工具书编制的建议。

晚年波澜

1956年，陈垣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我对知识分子的意见》，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参加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列。“大跃进”开始后，陈垣陷入一阵慌乱，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不知“何去何从”，感觉再整理旧东西“不能为‘大跃进’服务”。他诚恳地对党委的同志说：“历史这门学问太难了，自己过去的著作是否有错误已无能力辨别批判，希望一些研究历史的党内负责同志给予帮助。”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向北京市委介绍说，陈垣几次表态拥护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想做一位“红色老人”“红专老人”，但又担心自己的著作被完全否定。

1958年，陈垣所写的《学习历史》一文，较为系统地运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阐释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科学，学习历史有什么用等基本问题。同年，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陈垣作为小组成员之一，和其他十几位专家一起讨论确定了古籍整理出版10年规划和6个方面的重点。郭沫若等人入党的消息公布之后，对陈垣震动不小，他马上表示“不灰心”之意，并于12月正式提出申请入党。北京师范大学党委转年1月9日向市委汇报，上交了一份4000余字的陈垣思想内部评价及小传材料，建议“可考虑发展其入党”。

1959年，陈垣被批准入党。同时，看到马寅初的遭遇，他就有所顾虑：“经济学方面批判马寅初，历史学方面是不是也要批判我？”他私底下说：“那些过去不研究学问的，不写著作的，倒没有什么事。我们这些人，过去费了力气做学问，今天被叫做资产阶级专家要被批判，真不如不做了。”

1961年2月，陈垣正式承担了新旧两部《五代史》的标点任务，他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同年，中国佛教协会为了奉迎佛牙出访缅甸、锡兰等国，约请陈垣撰文考证佛牙自南北朝传入中国后在中土尊奉延续的历史。刘乃和回忆说：“当时正是三伏天气，气候闷热，他（陈垣）不顾酷暑，亲自指导我们阅读查找《历代三宝记》《宋高僧传》等大量文献”。最后撰成了《佛牙的故事》一文，历述南齐法献将佛牙传入中土后，一千五百年间有关佛牙的史料故实。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垣不幸被软禁。1971年6月21日，陈垣饮恨以殁，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