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受命

杨光泩，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人，1900年7月14日出生于上海。祖父辈经营蚕丝发家致富，丝号杨万丰。父亲杨文濂(字仲候)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06年受新学潮影响，剪辫明志，坚决要求去美留学深造，1912年回国，不愿再随父经商，举家迁居北京，就任北洋政府审计院审计官，随父母迁北京，入北京崇德中学求学。

1916年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他是同年级同学中最活跃、最年轻的一个。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热心社会活动，曾任校刊总编辑，善演讲、辩论，打网球、演话剧无不积极参加。1920年清华毕业后，由庚子赔款保送留美，先入科罗拉多(Colorado)大学，一年后得学士学位，再入普林斯顿(Princeton)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得硕士学位，1924年得国际公法哲学博士学位。随后，出任中国驻美公使馆三等秘书，乔治城大学中文教授兼任华盛顿大学远东历史教授。在美读书时他也热心社会活动。1923-1924年曾任《中国学生月刊》总编辑及美国东部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以及清华大学留美校友会会长。还曾获纽约大学生网球赛冠军，洛杉矶学生校际辩论会冠军。

1927年应清华大学聘请，回北京母校任政治学、国际公法教授。1928年2月去南京任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1929年与严幼韵女士在上海结婚。1930年出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及驻欧洲中国特派员。1934年回国任上海《大陆报》(英文版)总编辑、总经理。1937年春曾随中国代表团赴伦敦参加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受命于危难之秋，出任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他满怀民族自豪感，对日寇暴行切齿痛恨。为维护民族自尊置酷暑于不顾，每日四出演讲，奔走于当地爱国侨胞和海外同情中国的友好人士之间，宣传祖国人民抗敌御侮形势，募集捐款，连续几个月，博得广大华侨的尊敬。仅1941年4月至年底的9个月中，马尼拉总领事馆就募集了1200万菲币和大量物资，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战。其中有一部分经同情中国抗日的德籍友好人士王安娜女士的安排，辗转运到延安和八路军后方基地。但这些活动也引起了日方的极大注意。

坚守岗位

1941年世界战争的风云日趋紧张。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在“共荣共存”的幌子下，建立一个包括中国、朝鲜、印度支那、缅甸、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和太平洋广大地区在内的日本殖民大帝国。为达此目的，蓄谋已久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军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偷袭珍珠港事件，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与此同时，按照既定的侵略计划，大举进犯东南亚。12月8日日军猛炸吕松岛各主要口岸及美军在马尼拉附近的空军基地。12月10日，日本海军大小舰艇进袭菲律宾各海岸后，旋即于12月15日开始在菲律宾登陆。马尼拉陷于大包围之中，形势异常紧张。这时，马尼拉华侨界人士曾劝杨光泩总领事率领馆人员撤离此地。

驻菲美军司令部在撤退时，也特意在专机上保留座位，派人劝说杨光泩等人同机离开。

杨光泩的女眷和孩子一共７家人住在总领事官邸，那时其女杨雪兰６岁。杨雪兰回忆说，其实她父亲本来有机会带家人离开菲律宾，当时的邻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日军登陆菲律宾之前曾邀请杨家和他一起撤退到澳大利亚，“但是爸爸说，我要领导整个菲律宾的中国人，我不能走。”

杨光洼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他集合领事馆领事莫介恩、朱少屏，随习领事姚竹修、萧东明、杨庆寿，主事卢秉枢和学习员王荠玮等人宣布：“身为外交官员，应负保侨重责，未奉命令之前，绝不擅离职守。”他们留在马尼拉做各种应变的准备：组织了战时服务队，设法安排文教人员疏散，指挥烧毁各种爱国捐款存据、救国公债登记表及其他重要文件。当时，中国政府委托美国印制了一船钞票正滞留在马尼拉，总领事馆的全体人员及家属便一齐行动，先用刀具砍去钞票的一角，以防止流通。后因数量太多，一时砍不完，大家便断然焚烧了整船钞票，使国家避免了一次可能蒙受的重大经济损失。

宁死不屈

1942年1月2日，即马尼拉沦陷的当天，日本驻马尼拉副领事本原太次郎与杨光泩总领事在瑞士领事馆面晤，要求中国驻马尼拉总领馆承认汪精卫伪政权，否则领事馆人员将被剥夺豁免权。日本政府不承认重庆政权，所以，他们不再具有外交官身份，人身安全亦不受保障。还要求杨光泩通知华侨领袖集中到一个地方。日方的蛮横无礼的要求，当即遭到杨光泩总领事的严词拒绝。

1月4日，日本宪兵悍然逮捕了中国总领事馆杨光泩等8名外交官员，将他们关押在菲律宾大学的美术学院。胁迫他们接受3个条件：一、宣布拥护南京汪伪政府；二、在3个月内在华侨中为占领当局募捐2400万菲币(相当于1937-1941年给重庆政府捐款1200万菲币的两倍)；三、组织新华侨协会，与占领当局合作。接受这些条件，即可获释。限两日内做出答复。杨光泩对敌人的要求，予以严辞拒绝。敌人对他施以酷刑，迫其屈服。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不久，日方探知中国总领事馆人员在马尼拉沦陷前焚烧了一船法币，还参与领导过马尼拉华侨为中国抗战捐款的活动，因而对他们更加恨之入骨。日寇威逼利诱失败以后，继而露出法西斯狰狞面目，准备对中国外交官下毒手。3月19日将杨光泩等8名外交官移押到圣地亚哥炮台监狱。杨光泩等虽身遭百般凌辱，严刑折磨，反复审讯。但是，对祖国忠贞不屈的中华儿女始终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誓不屈服。敌人恼羞成怒，罗列罪名，对我外交使节加以残害。日本宪兵司令大田悍然不顾国际公法，于1942年4月17日宣布了8位外交使节的“罪状”：

1．抗日活动；

2．军事协助重庆政府；

3．扰乱治安；

4．抵制日货。

之后，便宣判将杨光泩等8人处以死刑。下午1时半日本宪兵将8人秘密押赴华侨义山公墓执行枪决。集体枪杀了8位使节。这是一起历史上罕见的集体枪杀外交人员惨案，一时震惊了东南亚及世界。

这一壮烈悲剧，当时的目击者——看守华侨义山的吴玉赐老人叙述说：“那是1942年4月17日的下午1时半，日本宪兵押解杨光泩等8烈士到义山，途中和现场戒备森严，我在崇福堂的后楼上偷看，看到杨烈士昂首而行，义无反顾，其他馆员也都泰然随行其后，走到东南草丛的空地，在预先掘好的土坑前站了一排。一声令下，排枪齐发，杨光泩等8烈士就纷纷跌入坑中，一群日本兵接着又用刺刀向八位烈士的遗体乱刺，以后才用土草草掩盖了事。我曾特别默志烈士们死难的地方，以备将来抗日胜利后再重新改葬。”

外交官家眷们坚守到1945年，那一年，他们才得知杨光泩和同事们在1942年已经遇害。1944年，是杨雪兰见过的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当时每天都有炸弹、警报，我们去过市中心一家医院，每辆救护车都堆满了伤者，很多人死去，打仗其实是很恐怖很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