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穆旦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青年诗人，他的诗在上海诗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20世纪40年代初期，闻一多编选《现代诗钞》时，选入了他诗作十一首，数量之多仅次于徐志摩一首。1948年初，方宇晨的英译《中国现代诗选》在伦敦出版，其中就选译了穆旦诗九首。1952年，穆旦的两首英文诗被美国诗人赫伯特·克里克莫尔（Hubert Creekmore）编选入《世界名诗库》（A Little Treasury of World Poetry），同时入选的其他中国诗人只有何其芳。穆旦诗作的艺术风格、诗学传统、思想倾向和文学史意义，在20世纪40年代就被一些诗人和评论家较为深入地讨论着，并被介绍到英语文学界。
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穆旦频受政治运动的打击，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被迫从诗坛上销声匿迹，转而潜心于外国诗歌的翻译，直到骤然去世。穆旦去世多年以后，才逐渐被人们重新认识。人们出版他的诗集和纪念文集，举行“穆旦学术讨论会”，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大师”的排行榜上，他甚至名列榜首。这种种的不寻常，被称为“穆旦现象”。
袁可嘉在《诗的新方向》中认为，穆旦“是这一代的诗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得最远的人才之一”，如今看来这一判断是准确的。
袁可嘉回忆了现代文学史上现代化新诗潮的由来和发展，认为“穆旦是站在40年代新诗潮的前列，他是名副其实的旗手之一。在抒情方式和语言艺术‘现代化’的问题上，他比谁都做得彻底”。不过袁又指出，这样的“彻底性”难免在某些尚不成熟的诗作中带来一定程度的生硬和晦涩，使他的作品到如今还不能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欣赏，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
王佐良认为“无论如何，穆旦是到达中国诗坛的前区了，带着新的诗歌主题和新的诗歌语言，只不过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迟迟地不来接近他罢了”。王佐良还谈到了穆旦晚年的诗作，认为诗人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坎坷，仍有那无可企及的诗才。他认为《冬》可以放在穆旦最好的作品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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