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经历
光绪十九年(1893年)5月8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顾颉刚出生于江苏苏州一个读书世家。顾颉刚的先祖于明朝万历年间迁至苏州,在城中先后建过七处宅第。明末清初时,顾家先人、复社成员顾其蕴购得宝树园,其孙顾秉忠又在园中建“安时堂”。
1911年1月摄于苏州中学校门口。后排左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顾颉刚入私塾研读四书。祖父、祖母和家仆都极能讲故事,顾颉刚从小就听了许多神话传说故事。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顾颉刚入当地一所公立高等小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顾颉刚转苏州第一中学堂。
民国元年(1912年)秋,入上海神州大学,醉心于文学。
民国二年(1913年),顾颉刚入北京大学预科,沉迷于戏剧,发现一个故事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流迁变化。
民国四年(1915年),顾颉刚因病回家,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册,对清代学术有较深领会。
民国五年(1916年),转北大本科,读哲学。民国七年(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征集各地民歌,并按日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一二首。此事引起顾颉刚的兴趣,时值夫人病逝,他回家闲居,心情郁闷,无法着手古史研究,于是便搜集起歌谣来。先在家中搜集,逐渐向邻居亲友搜集,一二年间竟搜到歌谣数百首,并其他方言、谜语、谚语、唱本、风俗、宗教等资料若干。
民国八年(1919年)5月,顾颉刚续弦,他写了一篇《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的民俗文章。至此他开始考虑民俗学、民间文艺的一些问题,发现歌谣也和小说戏剧的故事一样,会随时随地变化。
任教北大
民国九年(1920年),顾颉刚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留北大图书馆任助教做编目工作。在工作期间,草拟出《重编中文书目的办法》,提出了拆散丛书编“书名目录”、进而提出“学派书目”和“分类目录”的见解,并建议编“待访书目”,这些建议对改进图书馆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计划长期编纂一部《中国书籍目录》,约二三百卷。冬,开始点校《古今俗书考》,同时,将自己收集的歌谣,对方言加注后陆续发表在《北京晨报》上,颇获学界好评。
民国十年(1921年),顾颉刚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编点《辨伪丛刊》。同时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来往,讨论古史、伪书、伪事等问题,着手撰写“古史辨”论文。
1924年9月 顾颉刚(左五)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同仁合影民国十一年(1922年),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拟将《诗》、《书》等古籍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初孕“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民国十二年(1923年)底,顾颉刚离开商务印书馆、回北大研究所,担任《歌谣》周刊编辑,专心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成为《歌谣》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曾先后发表《郑樵对于诗词与故事的见解》《东岳庙的七十二句》《两个出殡的导子帐》《各种方言标音实例(苏州音)》等文章。
民国十三年(1924年),《吴歌甲集》在《歌谣》周刊连载,反响很大。同年底发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惊动了中外学术界,一时应者蜂起,提供资料、书信讨论纷至沓来。
民国十四年(1925年)4月,顾颉刚等人到北京西郊妙峰山进行社会民俗调查,后发表《妙峰山的香气》等文章。“五卅”惨案后,顾颉刚为《京极》主编《救国特刊》。9月,撰《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
游历南方
民国十五年(1926年)初,《吴歌甲集》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室出版。4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受到各界瞩目,使顾颉刚成为史学界的核心人物。在所撰长序中,顾颉刚备述自己治学因缘,治学甘苦及治学方向。5月发表《孟姜女故事之历史系统》,6月撰成《苏州的歌谣》。秋天,赴厦门大学任国学院研究教授。年底,游泉州考察风俗,撰成《泉州的土地神》。
民国十六年(1927年)初,发表《孟姜女故事研究》,比之以前,对孟姜女故事的见解更加成熟,体系更加完整,使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更加巩固了。4月,赴广州中山大学,后担任学校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代理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
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顾颉刚赴岭南大学演讲《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阐述民俗研究的意义和目标。同时,顾颉刚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丛书》的总编辑,负责历史学和民俗学两类丛书的编纂。在中大期间,顾颉刚还先后为刘万章《广州儿歌甲集》,周振鹤《苏州风俗》、钱南扬《谜史》、谢云声《闽歌甲集》、陈元柱《台山歌谣集》、魏应麟《福州歌谣集》、吴藻汀《泉州民间传说》、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等书作序,发表《天后》及《东莞城隍庙图》等文章。
燕大治学
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顾颉刚到北京,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课,主编《燕京学报》。自到燕大后,顾颉刚专心于古史研究,决定对旧系统的古史作出清理,先后撰写了大批论文,如《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洪水之传说及治水之传说》等。治史过程中,顾颉刚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书》,发现其中《禹贡》等部分牵涉问题很多,必须进行全面的历史地理研究,才能搞清有关问题。这样,顾颉刚于1933年在北大和燕大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参加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成立“三户书社”(后改为通信读物编刊社)。接着,发表《鸣凤记中的吴歌》《明俗曲琵琶调》《王恩任拟歌谣》《北平说书分类》《滦州影戏》《孟姜女故事材料目录》等文章,又点校冯梦龙《山歌》等。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初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禹贡》刊物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学人才,并创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这门学科。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初,顾颉刚曾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主编《史学集刊》;7月,调查河北省古迹,编纂《北平志》。由于当时民族危机深重,逐渐侧重边疆地理研究,并于次年创立边疆研究会,同时宣传抗日。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顾颉刚当选为禹贡学会理事。秋,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主编《大众知识》。
辗转后方
顾颉刚(5张)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赴西北工作。9月,任甘肃“老百姓社”社长。编印《老百姓》旬刊。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顾颉刚曾先后赴临洮、渭源、康乐、岷县等地考察。10月,顾颉刚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在《益世报》上辟办《边疆》周刊。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秋,顾颉刚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先后到郫县、双流、新津等地考察。同年,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开启了输血论的先河,提出“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他不是一个民族”。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3月,创办《责善》半月刊,陆续发表《虞幕》《乘龙》《丽江禹迹》等《浪口村随笔》中的一些篇章。4月,被聘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
民国三十年(1941年)春,赴重庆主编《文史杂志》。5月,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8月,任中央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冬,迁北碚,任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教授等职。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受聘齐鲁大学重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同时考察大足、合川等地。该年,与娄子匡主编《风物志集刊》。日本投降后,顾颉刚随大中国书局一起迁回上海。到上海不久之后,即前往北平收集之前的藏书,由于战乱他的藏书损失很多,在友人的帮助下收集回一部分。这一时期除了在大中国书局兼职外,他还在复旦大学、苏州教育学院兼职。他在苏州教育学院开设通俗读物编写课程,希望能培养一帮学生维续从事民众教育工作。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物价飞涨,顾颉刚一家的生活颇为紧张。
任教西北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辛树帜先生担任兰州大学校长之后,便考虑延揽人才,好友顾颉刚便是他首先想到的目标之一。由于兰州交通不便,加之国共内战,许多人不愿前往。为了请来顾颉刚,辛树帜令人将路费及工资按月寄来。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担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编辑,创办《民众周刊》,完成《当代中国史学》等重要著作。
在好友的盛情邀约下,顾颉刚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6月抵达兰州。来兰州之后,顾颉刚受到辛树帜的热情招待,当时兰大流传"辛校长办学有三宝,图书、仪器、顾颉老"。此时,顾颉刚也想借此机会将自己30年的历史研究系统化,从6月21日起至12月2日离开兰州,顾颉刚一共集中讲投了235个课时的中国古代史。
离沪赴京
顾颉刚1949年5月26日,上海全部解放,时顾颉刚居于上海,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作为往时的著名学者,顾颉刚关注着新政权重建新秩序的一举一动。如6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听陈市长毅讲话,态度极好,知反共者直是多事,我辈为国民党蒙蔽处太多矣”。6月,上海解放不久,山东大学即请顾颉刚前往任教。8月7日他收到被山大聘为文学院长的信函。8月16日向杨向奎写信,说明不去青岛之故。可知顾颉刚对是否赴山东大学任教尚十分犹豫。8月,顾颉刚“离沪,与金振宇、丁君匋同行,前往北平为大中国图书局设分店”。考虑到书局的经营发展,顾颉刚此行有意与新政权联系。
1950年5到6月间,顾颉刚作《顾颉刚自传》中有“我的治学计划”一节,计划撰述到《古史四考》(《帝系考》《王制考》《道统考》《经学考》)、整理翻译古籍、编辑《中国民族史料》。8月,经由上海市市长陈毅、山东大学历史系文学院院长赵纪彬、文管会主任李亚农等人的过问、举荐与帮助,顾颉刚被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1950年岁末的日记中,他列出自己研究计划中“理想的成就”,以“晚成堂全集”命名,分研究论文、专著、杂类三大部分以及“古史汇函”,其中研究论文分民族史、疆域史、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其他共六部分,专著达50余部,杂类分11种,“古史汇函”17种。
1951年8月,复旦大学聘顾颉刚任教。1952年的院系调整,顾颉刚被分派至复旦大学。1952年1月成立的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顾颉刚名列其中并当选“上海分会”的17名理事之一。1953年,北京方面有意请顾颉刚赴京的消息渐次传来。10月份,中国科学院开始筹建上古史研究所和中古史研究所,顾颉刚很快得到消息,在该月7日的日记中记称:“诗铭(方诗铭)告予,北京中国科学院将添设古代史研究所与中古史研究所。中古史聘陈寅恪先生主之,古代史将招予。”赴京的单位就此明确,具体的操作也随之实施。年底,“北京方面多次邀往。十二月三日,离沪。四日,抵京。为四联及大中国业务与各处接洽,并与中国科学院商到京工作事。十一日,中国科学院刘大年、尹达来访,邀任该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至此,顾颉刚最终赴京到任中国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8月20日,顾颉刚启程离沪,赴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
晚耕不辍
1955年,顾颉刚开始标点《史记》。1956年,加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7年,发表《息壤考》。1958年,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
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发表《禹贡注释》。1962年,发表《〈尚书·大诰〉今译》。1963年,出版《史林杂识初编》,内含《蚩尤》《颛顼》等篇。
1965年冬,顾颉刚因病到北京香山疗养院疗养(期间口述历史,后由何启君编成《中国史学入门》一书)。
1975年4月五老在叶圣陶家。 前左为顾颉刚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
1971年,开始,担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9年,发表《柳毅传说与遗迹》《嫦娥故事的演变》《〈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等论文。同年,担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民研会副主席等职。
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因脑溢血于北京逝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