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子珍；她生于1909年9月28日，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

贺子珍(2张)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后随其哥哥贺敏学上井冈山，在袁文才王佐的山寨躲避国民党追捕。

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被袁文才派到毛泽东身边工作。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是毛泽东第三任妻子。1929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

1935年，参加长征，并在长征途中负伤，1950年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终生没有领取残疾军人抚恤金。

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8年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1948 年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1959年夏，贺子珍与毛泽东在庐山最后一次相见。

1979年6月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贺子珍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惟一在世的孩子，1936年冬生于陕北保安，深受毛泽东的喜爱，取名为娇娇，曾在总政系统工作，丈夫孔令华。

因身体不好，一直在上海医治。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贺子珍在上海逝世。

勇救伤员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伤员隐蔽。

正在此时，已经隐蔽起来的贺子珍发现钟赤兵正暴露在敌机的威胁之下。她奋不顾身地跳出小沟，朝着担架冲去，用毛巾利索地包扎好伤员的伤口，并扶他在担架上躺好，向隐蔽处拖去。然而，就在快要靠近隐蔽处的时候，敌机又一次俯冲下来，机枪猛射，并扔下了炸弹。在这危急关头，贺子珍毫不犹豫地扑在了钟赤兵的身上。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贺子珍感到浑身剧烈的疼痛，她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飞来的弹片。钟赤兵没有再受伤，而贺子珍却伤痕累累地倒在了血泊中昏迷不醒。炸弹碎片嵌入了她的头部和背部，殷红的鲜血不断地流着，染红了土地。

警卫员吴吉清迅速跑了过去，颤抖着双手，弓身背起贺子珍，奔向担架，接着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当时缺乏麻醉药，医生和战友狠了狠心，咬着牙，几个人按住她，用夹子把身体浅表的弹片一块块地取了出来，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的纪念。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了泪花，却坚持着一声不吭。

经过几天的抢救，贺子珍才从昏迷中醒来。而她醒过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询问钟赤兵的情况。然后，又嘱咐大家，千万不要把她受伤的消息告诉毛泽东，以免他牵挂。

毛泽东听说贺子珍为了掩护战友而自己身负重伤，便立即把自己的担架和警卫员派给了她。贺子珍不同意，一再说不要因为自己而影响大家行军，主动向组织提出把自己寄放在老百姓家中。可是大家哪里肯丢下她呢，大家轮流抬着她前进，山坡高，担架上不去，同志们就背着她爬过去。后来等伤势稍好一点，她就再也不肯让大家抬了，坚持自己走，最终以顽强的毅力走完了艰苦的漫漫征程。

红色婚姻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令世人瞩目的红色婚姻之一。二人1927年10月相识相知、1928年相恋结合。他们的婚姻生活历经十年之久。这十年，恰恰是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十年。这十年，毛泽东历经了政治上的起起落落，在他最艰难的时期，贺子珍始终伴随着他，同生共死，不离不弃，相濡以沫，共同面对政治上和人生中的风风雨雨。这十年，贺子珍还生了孩子，在极其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尽着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也是这十年，贺子珍的精神和肉体承受了太多的伤痛：与父母和儿女生离死别，惨失弟弟，艰苦条件下频繁生育带来的病痛，还有长征中因敌机轰炸为掩护战友留下的十几块常让她阵阵作痛、刺激神经的弹片……堪称一对革命患难夫妻。艰险的长征途中尤甚：荣辱与共、艰苦相依、感情笃深。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再往前走，就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安排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目睹此状，大家十分难过，特别是毛泽东专门派来负责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吉清焦急地问：“怎么办？怎么办？”战友们一面急忙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急派骑兵飞奔红军总部，通知毛泽东。

不一会儿，村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毛泽东一跳下马，就快步走到贺子珍的身旁，弯下腰仔细端详着不省人事的妻子，拉着她的手连呼：“子珍！子珍！……”想着妻子在革命中经历的种种磨难，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不禁轻轻捧着贺子珍的头，抽泣起来。

时光流转，世事难料。1937年8月同毛泽东负气诀别远赴莫斯科、1939年正式与毛泽东彻底分手的贺子珍，因倍受异国煎熬而于1947年在老战友王稼祥夫妇和罗荣桓夫妇的帮助下，并经毛泽东同意，带着岸青、娇娇（即李敏）回到阔别十年的中国。回国后的贺子珍，先是住在哈尔滨，后因身体原因借住在哥哥贺敏学上海家中。陈毅从上海市长岗位赴京上任后，安排她住进了自己在上海的住所——湖南路262号。后来，贺子珍在此住了近30年之久。

1948年，在妹妹贺怡的建议下，贺子珍和娇娇分别用中文和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贺子珍在信中说，我已经回到中国了，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要苦。最后她感谢毛泽东对自己母亲和妹妹的照顾。毛泽东没有回信，只是给娇娇拍了一封电报。一个月后，毛泽东派人把娇娇接到了北平西山，让她在自己身边生活、读书。

1950年，毛泽东给贺子珍回了一封信：“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显然，贺子珍要回到毛泽东身边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了。由于对毛泽东的思念有增无减，女儿又不在身边，贺子珍承担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1954年的一天，贺子珍在上海贺敏学家中休养。她偶然打开了收音机，听到了毛泽东洪亮的声音正在宣读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词。贺子珍顿时呆住了。毛泽东的声音对她的刺激太大了，她终于崩溃了。广播播了一遍又一遍，她就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第二天，嫂子李立英才发现她僵坐在椅子上，已经神志不清。收音机开了一夜，也烧坏了。

获悉贺子珍病倒的消息，毛泽东在女儿李敏面前第一次流下了泪水。真乃“一日夫妻百日恩”呵，更何况二人曾经同甘苦、共患难了十年！他马上托李敏给贺子珍带去了一封信，要她遵医嘱治疗，按时服药，不要抽那么多烟。毛泽东的关心胜过任何良药，痴情的贺子珍听了毛泽东的话，身体很快就得以好转。

之后，李敏就成为了家庭的“特命全权大使”，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充当起父母情感交流的“星空鹊桥”。对女儿的每一次探母之行，毛泽东都要亲自为她打点行装，备好各种北京的土特产。同样，每次回京，贺子珍也总是让女儿大包小包地捎上毛泽东当年爱吃的时鲜蔬菜。

为负伤的亲人流泪，为分手了的前妻之病痛煎熬落泪，彰显了毛泽东有血有肉、儿女情长的感人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