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经历

曾国荃于清宣宗道光四年八月二十日（1824年10月12日）出生在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湖南双峰）。曾氏祖籍衡阳，至清初迁居湘乡荷塘都之大界里，逐渐定籍于此。曾氏五兄弟中，曾国荃排行第四，比长兄曾国藩小十三岁。因在家族中排行第九，故被曾国藩称为九弟。

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二月，十六岁的曾国荃跟着父亲曾麟书到京师，居住在曾国藩租住的棉花六条胡同路北房。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闰三月，曾麟书离京回湘。曾国荃留京肄业，曾国藩亲自为之授课。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荃离开京师回原籍，曾国藩送他到芦沟桥，赠诗道：“辰君平、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曾国潢生庚辰岁，曾国华生壬午岁，曾国荃字沅甫，故以“辰君”“午君”“老沅”分别代指三人，诗赞曾国荃才俊特出于兄弟几人之上。

屡战天国

创建吉字营

曾国荃画像曾国荃生性高傲，有史书称他“少年奇气，倜傥不群”。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曾国荃以府试第一人入县学。咸丰二年（1852年），被录取为贡生。同年，曾国藩奉诏在湖南办团练，以防范太平军，曾国荃一度随从，为其谋划“治兵三十二策”，多被采择。据说，当该部练勇与提标兵哄闹殴斗时，曾国藩感叹道：“三十二策中只有一策未用，竟至如此。”因此器重曾国荃。

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荃秋闱告捷，考中举人，与兄曾国潢、曾国华在乡邑举办团练。次年（1856年），他准备入京参加会试，行抵长沙，因战乱道阻未果，只得报捐同知衔。是时，正值太平天国极盛期，江西大部为其所占，领湘军在江西作战的曾国藩，作战不利，被太平军围困南昌周围的狭小地区，处境十分险恶。曾国荃念乃兄之急，适逢特诏起用的吉安知府黄冕向其商讨防剿之策，于是慨然道：“方吾兄战利，吾从未至营相视；今坐困一隅，义当往赴，君但能治饷，吾当自立一军赴国家急。”黄冕向湖南巡抚骆秉章申请，檄令曾国荃招募兵勇3000人，合周凤山部，共6000人，往攻吉安，故其军号“吉字营”，是为曾国荃正式领军与太平军作战之始。

湘军嫡系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荃因父丧回籍。夏，周凤山被太平军击溃，导致士气低落，曾国荃遂于同年九月在江西巡抚耆龄的保奏下，得到起用。临行，曾国藩“反复训诫（曾国荃）以和辑营伍，联络官绅”，以及“攻战之法”。曾国荃加紧部置合围吉安，曾在吉水三曲滩击败石达开援军。咸丰八年（1858年）初，因功升同知，赏顶戴花翎。后升知府，加道员衔。八月，对吉安发起水陆合攻，太平军御守不支，被迫突围撤离，吉安遂为曾国荃军夺取。至此，太平军在江西的重要据点失陷殆尽。曾国荃将所部裁遣仅留千余人，由自己统领赶赴曾国藩建昌大营。年底，三河镇之战爆发，湘军悍将李续宾所部被太平军歼灭，随营参与军务的曾国荃之兄曾国华亦在此役中毙命，曾国藩为此痛苦不堪。曾国荃借故回籍，将掳掠所得的大量钱物运送至家。次年（1859年）四月返抵曾国藩抚州大营，所部除千余旧勇外，皆为新募。自此，其军完全脱离湖南巡抚的指挥，成为曾国藩的嫡系部队。

围观安庆

主词条：安庆之战

曾国荃坐姿像，取自吴友如绘《紫光阁功臣小像》咸丰九年（1859年）下半年，湖北巡抚胡林翼与曾国藩筹划部署对太平军控制的重镇安庆的围攻之役，最后确定由曾国藩部任由宿松、石牌进取安庆的主力。但因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率重兵援救太湖，集中兵力对付此援军成为湘军的当务之急，需有一统一指挥前线各军的主将。此任胡林翼属意于其部下的满籍将领多隆阿，但又顾虑曾氏兄弟持异，遂与之反复磋商。曾氏兄弟与多隆阿嫌隙颇深，但碍于胡林翼的私人情面，也不能不为军务大局计议，表示同意。曾国荃致函胡林翼，称赞多隆阿“忠勇绝伦”自己愿意“为之下”，以和睦诸将。胡林翼览后大喜，谓“能如此，国之福也”，于是奏请以多隆阿总统诸军。不过，曾氏兄弟一直把目光盯在围城取城的“首功”目标上，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曾国荃便率军移扎安庆集贤关。外围打援任务，则由别部担任。

自咸丰八年（1858年）清军江南大营彻底覆没之后，镇压太平军全赖湘军一身，曾国藩得以出任两江总督兼领钦差大臣，亟酬“展布”之志。但太平军发动第二次西征，军事形势“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曾国藩一度困守祁门，几陷绝境。湖北后方也连连吃紧，胡林翼几欲撤安庆之围以回援湖北。曾氏兄弟坚意不动，认定“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亲临前线指挥的曾国荃决心不惜血本，力守安庆壕墙。在湘军的顽抗下，陈玉成军几度进退，终未能有效地解救安庆，其精锐刘跄琳部全军覆没，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因被湘军围困日久，安庆城内军火粮饷极为紧张，曾国荃抓住时机，分兵两路，一面抗击援军，一面加紧开挖地道，以炸药轰城。同时，还在旧壕之后层层开挖新壕。虽然陈玉成军和安庆城内的太平军互相配合，浴血奋战，但终未能突破湘军的工事。

清人《克复安庆省城图》，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据时人记述，当时太平军“人持束草，蜂拥而至，掷草填壕，顷刻即满”，曾国荃军则“开炮轰击，每炮决血衢一道”，但太平军“进如故，前者僵仆，后者乘之……死无算而进不已”，一昼夜间，曾国荃军竟用“火药十七万斤，铅子五十万斤”。可见双方激战之情况。到咸丰十一年八月一日（1861年9月5日），曾国荃军轰倒安庆北门城墙，越壕进城，太平军将士已饥困得不能举刀枪，主将叶芸来以下一万六千人全部遇害。曾国荃纵容其军在城中大肆烧杀淫掠，以至“男子髫龁以上皆死”，“妇女万余俱为兵掠出”，湘军所掠财物“不可胜计”，“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以尽”。“湘军夺下安庆，使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丧失了上游的一道重要门户和防卫屏障。

安庆之战，曾国荃又为湘军立了一大功。安庆的陷落，为进攻天京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清廷以曾国荃“智勇兼施”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赏穿黄马褂，赏“伟勇巴图鲁”名号。随后攻克无为州（今安徽无为县），取太平天国粮仓运漕镇，因功赏头品顶戴。

直取金陵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曾国荃被授为浙江按察使。二月，升江苏布政使。因上海方面乞援，曾国藩本拟派曾国荃当援沪主帅，而曾国荃贪恋攻取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江苏南京）的首功，同时也顾虑援沪“恐归他人调遣，不能尽合机宜，从违两难”，遂以“愿任其难”作为托辞。五月初，曾国荃在清军未按原计划出师前，率军急进，连下无为、巢县、含山、和州、太平府、东梁山、金柱关、芜湖、江宁镇、大胜关、秣陵关等地，会同湘军彭玉麟部水师直逼，进扎天京城下雨花台。曾国荃的急功遽进，在湘军内部舆论大哗，连曾国藩对此也极为忧虑，屡戒其谨慎行事，退扎待机。但曾国荃却认为：“舍老巢勿攻，浪战无益，逼城足以致敌。虽危，事有可为。”丝毫没有退兵的念头。曾国藩只好一面筹调打援之师配合，一面为曾国荃扩军，使其军陆续增至五万之众。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曾国荃被补授为浙江巡抚，仍留攻天京。是年夏间，太平军坚固设防的九袱洲亦被湘军攻下，天京与下游联系的唯一通路和粮道断绝，更陷于孤危之境。曾国荃采取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双管齐下的办法，但其军也面临严重困难，一是瘟疫流行，再是饷需供不应求，闹饷争食事件不断发生，抢劫掳掠之风亦愈演愈烈，曾国荃“忧惶无计”，但竭力坚持。而从全局来看，太平天国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天京孤城已难有回天之力。曾国荃极力杜绝其他军队染指，先后拒绝李鸿章部及白齐文的“常胜军”的支援，一手包揽攻城。

清人《克复金陵图》，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五月，曾国荃军先后攻下太平军在钟山上设防的“天堡城”和“地堡城”，夺踞形胜，遂在“天堡城”至太平门的龙脖子山上，层层排列大炮，向城内昼夜轰击。同时又将大量柴草堆得齐城之高，掩护在城下开挖地道，以装药爆破。待一切准备就绪，六月十六日（7月19日）正午，曾国荃下令点火，随着一声震天巨响，太平门附近的城墙被炸塌二十余丈，湘军冲进城去，天京陷落。

曾国荃领兵入城劫掠，擒获洪仁达、李秀成等大小将臣三千人，并纵兵焚烧抢掠多日，吞没大量太平天国财宝，大火七日不熄（具体内容参见“人物争议”目录）。

攻下天京后，曾国荃因功被赏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威毅伯，赐双眼花翎。但他并没有青云直上，反倒受到官绅的非议和清廷的追究。攻陷天京当天，按照曾国藩事先的安排，曾国荃与杨载福、彭玉麟联衔八百里驰奏报捷，随即受到清廷的严厉指责，抓住“大势粗定，遽回老营”一事横加罪名。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当时朝廷财政困难，都指望夺取太平天国的国库来救济，而他却报告洪秀全圣库已经没有金银，拒缴所得窑金；二则是他谎报洪秀全之子洪天贵已死，其实正是他的疏忽，才使他们得以脱身。未免招祸，曾国藩在试探出清廷的态度后，遂于八月二十七日专折代曾国荃奏请开缺回籍养病，九月初四日即得到清政府的批准。

曾国荃本就蔑视清廷，心怀不满，得知自己被迫隐退后，遂于大庭广众之中将自己的愤懑之情公开发泄出来，致使曾国藩狼狈万状。为了消解曾国荃内心的不平之气，待其四十一岁生日当日，曾国藩不仅专门指派能说会道的赵烈文前往劝慰，还亲自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

屡退复起

《清代名人像册》中的曾国荃全身像，故宫博物院藏曾国荃因为“功高多谤”，遂称病开缺回籍。同治四年（1865年）七月，被起用为山西巡抚，他托病不就。次年正月，调湖北巡抚。三月抵武昌视事。同治五年（1866年）七月奉命帮办湖北军务，移师襄阳，组织“新湘军”镇压捻军任化邦、赖文光部，但败多胜少。及至同治六年（1867年）春，曾国荃所部彭毓橘军在蕲水被歼，其“新湘军”全部覆没。是年十月，曾国荃称病退职，数年间寂寂无闻。

同治十三年（1874年），曾国荃奉旨进京陛见。抵京之时，适逢同治帝驾崩，光绪帝即位之初。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十五日，在召见奏对后，曾国荃被启用为陕西巡抚，五日后改任河东河道总督，治理黄泛，平稳水患。

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九日，接替因病乞休的鲍源深任山西巡抚。他因病请求开缺，直到次年才莅任。正好遇到“丁戌奇荒”，灾荒绵延数省。曾国荃力行赈济，在朝廷给予的救助外，还向各省借贷，呼吁各界人士捐款协助赈灾，先后得到赈银一千三百万两、米二百万石，全活饥民六百万。灾后，他减轻徭役，节省民费。当时的荒政，“山西为各省之冠”。民众感其恩德，为立生祠。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上谕中，清廷评价：曾国荃向来办事认真。山西迭被旱灾，该抚筹办赈抚善后诸务，尤能不遗馀力，俾地方得以乂安。现在时事多艰，朝廷方深倚任。

光绪四年（1878年）八月，曾国荃奏请按照两江的规定严格禁止山西栽种罂粟，如有发现，即刻将其地产充公。中俄关于新疆问题进行谈判时，曾国荃曾密奏筹边策略，以做到有备无患。

光绪六年（1880年）三月，曾国荃以旧疾复发为由告假并请开缺，清廷给假调养，并优诏挽留。不久后又召他进京。六月，因中俄关系紧张，故命其赴山海关督办防务，节制统带刘连捷、宋庆等部。曾国荃力疾督防，得到清廷褒奖。后因中俄改订条约议成而罢。

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一日，补授陕甘总督兼兵部尚书衔，但他因病连连告假，获准归家调理病势。

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十四日，署任两广总督。当时中法因越南问题冲突日剧，战争迫在眉睫。两广地处前沿，而曾国荃消积备战，持“此时衅端不可开，和好不可失”观点，主张“粤军不明作横海扬戈之举，但隐示勒兵观衅之形”。

光绪九年（1883年）七月，卸任两广总督，赴京陛见。他抵京后，慈禧太后“垂询法越事甚久”。十一月十九日，恩赐“紫禁城内骑马”。

光绪十年（1884年）正月四日，署任礼部尚书，十六日后，调署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不久后实授两江总督职。是年夏间，曾国荃受命为全权大臣，抵上海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谈判。他在会谈中表现得颇为软弱和笨拙，自己则以“舌战非其所长”来塞责。当时身处局外的李鸿章建议他不要以廷旨为限，应该相机行事，总要答应给法国赔款。曾国荃听从此议，擅自答应给法国方面“抚恤”银五十万两（合三百五十万法郎）。巴德诺以为数太少斥为由，称之为“笑柄”；清廷则对曾国荃严旨申斥。谈判以失败告终。

《北清名胜》中的曾国荃（左上一）与清廷其他军政要员不久后，中法战争爆发，法军入侵沿海，朝中关于是和是战争论不下。曾国荃整治长江及海上防务，同时利用“上海关系诸国商务”这一条件，以镇静处事，避免法军的直接攻击。朝廷自中枢派文臣分赴沿海各省会办军务，福建的疆臣难以掌握兵权。曾国荃进言“权不能分”，朝廷也因他是宿将，特加倚重。随后，朝廷命曾国荃派兵舰援助台湾，他允诺遣五部前往，实际上只派去了三部，因此受道问责，最后以“革职留任”处置。而派去的兵舰也没有到达台湾，其中的两部折返到两浙海域，参与镇海战役有功。中法旋即议和，战事平息。

光绪十一年（1885年），朝廷进行京察，因曾国荃素有勋劳，故仅对他“开复处分”。光绪十四年（1888年），派兵平定合肥西乡刘文弼会众起义。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帝，推恩加授曾国荃为太子太保。

曾国荃治理两江共六年，《清史稿》称其“总揽宏纲，不苛细故”，能够使得军民之间相安无事。

功名始终

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二日（1890年11月13日）未时，曾国荃在南京两江总督任上病逝，终年六十七岁。清廷赠其为太傅，赐金为他治丧，命江宁将军特往致祭，特赐谥号为“忠襄”；允许曾国荃入祀北京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原籍、江苏省城为其建立专祠祭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十四日，经江西巡抚瑞良奏请，清廷以刘坤一、曾国荃“保卫江西，功绩昭著”为由，为二人在江西省城建立专祠，列入祀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