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经历

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888年1月29日），顾维钧生于江苏省太仓州嘉定县（今上海嘉定区）。祖上自昆山迁来嘉定，至顾维钧祖辈时已成为嘉定城中大户。其父为顾溶，母为蒋福安。顾维钧成长于一个上海租界内的富裕的官商家庭，有两位兄长及一姊一妹，他本人排行第四。

光绪十七年（1891年），随兄长进入朱先生的私塾读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在已升任上海兵备道财政主管的父亲安排下，拟入一家馆读书，旋因不适而退学。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姐夫蒋昌桂介绍，入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上海英华书院预科求学。翌年7月因患疟疾而辍学至10月，并与上海中医名家张骧云侄孙女张润娥订婚。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先后报考基督教圣公会所办上海圣约翰书院和官僚盛宣怀所办南洋公学，均被录取，继而入圣约翰书院读书。此后思想开始转变。

光绪三十年（1904年）8月，剪发易服，自费随湖北官费生赴美留学，由湖北留美学生监督施肇基代为接洽，进入纽约州的库克学院读英语及预科课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考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注册法学院，师从穆尔教授，主修政治与国际外交。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一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在修完大学课程后，取道欧洲回国探视，返美前奉父命与张润娥成婚。宣统元年（1909年），同时获学士、硕士学位。同年秋，经友人介绍，在哥伦比亚大学与革命领袖孙中山相见。宣统二年（1910年），一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月，应清特使唐绍仪之邀，去华盛顿访问10天，并在所设宴会上代表受邀学生发言，其风度与口才给唐绍仪留下深刻印象。此间与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会晤，相谈甚欢。其后当选为全美中国同学会会长。次年（1911年）10月起撰写哲学博士论文《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并热切关注武昌起义后的中国时局走向。年内与张润娥协议离婚。

顾维钧幼年时的全家福，照片前排中为顾维钧青少年时期的顾维钧，仍留着辫子着西装、戴领结、穿皮鞋的顾维钧留学时期的顾维钧顾维钧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顾维钧于课外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先后担任学生会代表、学校刊物编辑、校际辩论代表队员、《中国学生月刊》主编，并应《纽约先驱报》之聘，从事关于中国电讯的翻译。

（图册主要参考资料）

外交伊始

民国元年（1912年）2月，中国驻美外交代表张荫棠转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电（经国务总理唐绍仪推举），邀顾维钧任总统府秘书。3月提前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随后以《外人在华之地位》为题，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年内出版。4月，回国抵北京，担任大总统英文秘书兼国务总理秘书。6月，唐绍仪辞职，顾维钧照例与其共进退，辞去所有职务，前往天津，准备返回上海。但袁世凯召顾维钧回总统府任秘书。经唐绍仪劝说，顾维钧先回上海探亲，随后返回北京，得到外交部次长颜惠庆举荐，担任外交部秘书处秘书，兼总统府英文秘书。

民国二年（1913年）主持创建外交部图书馆、档案科和翻译科，兼任外交部翻译科科长；并参与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6月，在上海虹口公园与唐绍仪之女唐宝玥结婚。同时与颜惠庆、周诒春、梁敦彦、詹天佑、王正廷、叶景莘等发起创建“欧美同学会”。这个组织在日后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顾维钧不仅是“欧美同学会”的倡议者、发起者，还是具体筹办者，是同学会首任“主任干事”、同学会成立时实际主持会务工作的人。

民国三年（1914年），升任外交部参事，仍兼总统府英文秘书、外交部翻译科科长。期间多次参与袁世凯同外国公使的会谈（如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担任翻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两访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谈论日军进攻青岛（参见词条青岛之战）事。当时顾维钧与汪精卫、梅兰芳有“三大美男子”之誉。

青年时期的顾维钧(4张)民国四年（1915年）1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因为担心列强干预，日本方面强迫北洋政府允诺并保密。顾维钧提出：中国急需从国际上获得外交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许诺将此事保守秘密，不让其他国家知道，但这种许诺是在威胁之下做出的，中国没有义务遵守。谈判期间，顾维钧征得袁世凯同意，始终与英、美驻华公使朱尔典、芮恩施保持接触，暗中传递消息，使中国获得世界舆论以及美国政府的同情，迫使日本有所顾忌而作出若干让步。5月9日，当北洋政府屈服于压力，决定接受日本最后通牒时，顾维钧尽管正生病住院，仍力主“须将四个月交涉经过昭示全球，以明是非”。他在发高烧的情况下仍在医院昼夜撰文，经北洋政府批准，迅速公布于世。

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对日交涉中表现出了不凡的才能，遂成为了驻美公使的最佳人选。8月，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墨西哥公使，并授二等大绶嘉禾章，以提升其外交资历，为赴美做准备。9月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中国参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宴会。为不得罪墨西哥政府，袁世凯特派他先赴欧洲，与驻英公使施肇基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随后在10月正式任命在伦敦的顾维钧为中国驻美国兼古巴公使。12月，顾维钧抵达华盛顿，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呈递国书。由此，顾维钧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

民国五年（1916年）1月，袁世凯复辟帝制。接外交部通告，要求使用洪宪年号和更改行文格式，顾维钧发电抗议并拒绝。4月，代表北京政府签署中美《六厘金币库券合同》。11月，签署中美《芝加哥银行借款合同》。中美成立了第四笔贷款，即11月16日美国芝加哥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同顾维钧在华盛顿签订的五百万美元借款，名义上作为发展交通和实业之用，实际上是维持北洋政府行政开支的紧急需要。这家银行还得到了再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的优先权。此协议不带任何附加条件。

（青年顾维钧图册主要参考资料）

力争国权

顾维钧就任驻美公使后，密切注视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远东国际关系的演变。他看到英法陷入西线战事，无暇东顾，日本却抓住这个机会巩固其在远东的地位，认为中国只有借助美国的力量，才能抗衡日本，他秘密致电北洋政府：“英之于西藏，俄之于蒙古，日之于山东，葡之于澳门，均属未了问题”，“而美对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我正可赖美为助”。民国六年（1917年）4月，美国加入协约国阵营，策动中国亦加入协约国一方。顾维钧在华盛顿积极活动，并密电北洋政府追随美国参战。他预料随着美国的参战，协约国将最终赢得胜利，力主中国应追随大国参战，“若我助关入战，美国谊当还助，且有余力顾我防患未然”，敦促北洋政府采取“联美抑日”的外交方针。

为了研究战后如何收回中国权益，他使馆内主持建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收集，研究美、英、法等国不时出版的各种计划草案，并对收回山东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问题进行周密的研究。自民国七年（1918年）夏天起，顾维钧就连续向北洋政府发回由该小组提出的报告书，力劝政府及早考虑战后参加和会的方针，提议“中国应该在和会上理直气壮地提出山东问题，不必顾虑被迫签定的中日条约”。

《东方杂志》刊登的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民国七年（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结束。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进行战后分赃，决定召开巴黎和会。然而此时的顾维钧却因妻子唐宝玥丧命于西班牙流感而悲痛不已。此时，顾维钧接到了担任和会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北洋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广州国民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顾维钧因新丧爱妻，一度想谢绝任命，但最终还是决定为国出使。起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12月，顾维钧随使团到达巴黎。刚到巴黎，代表团就接到通知：参加和会的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位列一等的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而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只有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5位代表只能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按陆徵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徵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洋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顾维钧位列第二，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民国八年（1919年），在和会召开前夕，中国代表团准备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大国中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正廷出席。1月27日，由美、法、英、意、日本主导的“十人会议”召开，商议山东问题。会议开始后，日本代表牧野伸显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经过准备后，顾维钧在次日（28日）下午代表中国代表团在“十人会议”上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答辩。他指出：“三千六百万之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在国防上具有重要地位，“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以经济言之”，“人口既已稠密，竞存已属不易”，“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为争取西方人士同情，顾维钧甚至将孔子比作耶稣，山东比作耶路撒冷，指出中国之不能放弃山东就像西方之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发言针对日本方面“中日已有成约”之说法，顾维钧驳称：所谓《中日关于山东省条约》及换文系由“二十一条”产生，是在日本最后通牒胁迫之下签订的，不能视为有效；纵使该约有效，自中国对德宣战后，情况业已大变，根据情势变迁原则，该约已不能执行；再则，中国对德宣战后，中德间一切条约已告作废，胶州租借条约自亦失效；纵令该约不因中国对德宣战而废止，该约亦有明文规定，胶州租借地不准转让，胶济铁路可以由中国收回等。他坚定地表示：“本全权代表绝对主张，大会应斟酿胶州租界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

接着牧野伸显发言，在顾维钧犀利的攻势下，他改变昨日只字不提将山东交还中国的态度，转而表示：日本愿将山东交还中国，但须由德国交给日本，再由日本归还中国。顾维钧表示赞赏日本允不将山东据为已有的姿态，同时针锋相对指出：“归还手续，我中国愿取直接办法，盖此事为一步所能达到，自较分为二步为直捷。”

顾维钧精彩的发言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使日方完全处于劣势，在会场上引起强烈反响。辩论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及英国外长阿瑟·詹姆斯·贝尔福等相继离席，与他握手道贺。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则评论道：“顾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这一成功不仅使刚到而立之年的顾维钧成为巴黎头号新闻人物，而且为中国收回山东权益奠定了法理基础，使山东问题引起举世关注。

早年的顾维钧(5张)会上，威尔逊询问：双方愿否将各自所引的秘密条约公布，以便审查，实际上是对日方施加压力。中国代表当即表示同意，日方代表答称须请示政府，双方辩论告一段落。会后，中国代表拟定了详尽的山东问题说帖，并将有关中日密约等作为附件，准备一并提交和会。而顾维钧又积极展开活动，频繁会晤威尔逊总统、兰辛国务卿和美国代表团顾问豪斯上校，为收回山东奔走呼号，不遗余力。2月15日，当中国方面按照惯例，把说帖抄件抄送日方时，日方却以拖延答复来进行阻拦。中国代表团决定不等日方答复，径直将密约送交和会，日本代表牧野伸显闻讯派遣秘书官吉田茂来到中国代表团进行威胁：“两国订立密约，如有一方欲宣示第三人，当得他方同意。”并指责顾维钧1月28日发言没有事先与日方接洽。顾维钧严词反驳：“当时牧野男爵向五国会议提出山东问题，余等均不知悉”，“阁下所谓接洽，即使欲接洽，何从接洽起？”驳得吉田茂哑口无言。同时，日本政府还通过驻华公使直接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警告在未得日本同意前不得公布中日密约。中国代表团终于冲破阻力，将中日密约公布于世，取得中日交锋第二回合的胜利。

但是，在五强控制的巴黎和会上，原则常被用来做交易。中国代表团的努力收效甚微。4月16日，“五人会”再度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未被邀参加。美国国务卿蓝辛提出，日本如果认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交还中国，应由本会交还，如果认为应暂缓交还，亦应由本会共同保留。牧野表示反对，英、法、意各国外交部长均缄默，此议遂被搁置。次日，和约起草会开会，美国代表又建议德国在华各项权利、利益“交由五国处置”，再次遭到日本拒绝。

到了4月下旬，形势发生剧变。意大利因对阜姆的领土要求未得满足，擅自退出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仿意大利。英、法遂倾向日本，美国立场亦开始摇摆。4月底，美国先是主张将山东问题交与和会接管，后又提出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共同处置的方案，但均遭日本拒绝。最后，在对德和约中，美英法“三人会议”决定将山东问题从中国问题中单列出来，仅规定德国在山东之权益须让与日本，而日本须将山东交还中国之事，竟然只字不提。中国代表团闻讯后，一方面表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退而求其次，提出“保留”签字的方案（即可以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但必须列入中国对山东问题不能承认的保留意见）。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爆发“五四运动”。受到多方影响，6月28日，当巴黎和会与会各国在凡尔赛宫举行对德和约签字仪式时，顾维钧等中国代表没有到场，拒绝签署条约。那一天，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他继而写道：“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观点来看，它（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拒签）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当顾维钧在晚年回答他在巴黎和会上何以有如是勇气时，曾说：“这很简单，我满腔热忱，爱国情深，只想为国家做点事。山东是我们的国土，德国是我们的敌国。敌人既败，应把从前在我领土内强夺去的权益归还我国，是名正言顺之事，既符国际公法，也合公理正义，自勿需假手日本，还我河山。我相信凡是有正义感的人，对我国只有同情，只有赞助；对日本的强词夺理只有驳斥，只有厌弃。”

同年年底，陆徵祥返回北京，顾维钧负责代表团事务，代表中国参加签订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与对奥斯曼帝国的《色佛尔条约》（后因中奥未宣战，他电告北京政府对奥和约未签字）。

民国九年（1920年）8月，顾维钧任中国出席国联全权代表。10月，调任驻英国公使。11月，与华侨富商黄仲涵之女黄蕙兰结婚。12月，当选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一说兼任国际联盟及国联行政院中国代表）。1920年作为中国出席国联第一次大会代表时的顾维钧（中）进入“国际联盟委员会”的顾维钧（后排右四）参加华盛顿会议的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顾维钧、黄蕙兰（前排右三、右四）等在国联第一次大会后的合影

民国十年（1921年）2月，任修改国联盟约委员会委员。8月，向国联提出庚子赔款说帖，并当选国联理事会主席。11月，顾维钧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三位全权代表之一。12月，会外与日本交涉山东问题。在中国政府、人民及代表团的努力下，中方最终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2月与日方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中国收回胶澳租界、海关权等权利，日本被迫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此过程中，顾维钧为争回山东权益出力尤大。2月6日，顾维钧等代表中国签署《九国公约》。

华盛顿会议的努力，使顾维钧不仅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在国内各界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认可。比如1922年顾维钧回国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请他到北京大学演讲，并在校刊上为其“做广告”，称顾维钧为“青年外交大家”“我国大学学生之模范人物”。

（本目录图册主要参考资料）

宦场浮沉

民国十一年（1922年）2月，顾维钧返回伦敦。4月，奉召回到北京。6月，颜惠庆组阁，邀顾维钧任财务委员会主席（一说为全国财政讨论会会长）。8月，改任王宠惠“好人内阁”外交总长，11月因“好人内阁”垮台而辞职。12月，任关税特别会议筹备处处长。自此开始被视为民国“外交系”的核心成员。

民国十二年（1923年）4月，顾维钧署张绍曾内阁外交总长。7月，任高凌蔚摄政内阁外交总长。9月，驳复十六国临城劫车案通牒，声明此举绝非仇外之事。

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任孙宝琦内阁外交总长。5月，顾宅发现炸弹，据传为日本人所为。同月，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代表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7月，兼代总理。9月，留任颜惠庆内阁外交总长兼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华董。10月，“北京政变”发生，对顾维钧颇为倚信的大总统曹锟被囚，顾维钧弃职离京。此年9月，江浙发生军阀齐燮元与卢永祥的混战，嘉定首当其冲，暂厝顾家宗祠内的唐宝玥灵柩遭散兵劫掠。同月，他任嘉定兵灾筹振会会长，并捐款2000元赈济难民。

民国十四年（1925年），顾维钧寓居上海，周游列国。年初，孙中山赠手书《礼运·大同》篇白色缎面刺绣。

民国十五年（1926年）5月，顾维钧再任颜惠庆摄政内阁财政总长兼关税委员会主任委员。7月，杜锡珪组阁，留任财政总长。10月，因杜锡珪辞职，遂在直系吴佩孚、奉系张作霖的支持下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由于当时北京方面没有正式的国家元首，因此摄政的内阁总理顾维钧，扮演了实质上的国家元首角色；同时加入故宫博物院维持会。11月，依照国际法谈判解决不平等条约问题，唯有各国明确表示反对或阻碍谈判，才考虑直接宣布废约的一贯主张，在比利时推诿、牵制废约谈判半年之久后，他代表中国政府毅然下令终止中比条约，开创了中国近代外交史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先例。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顾维钧出面组阁，署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面临南方革命形势高涨的威胁，顾维钧政府下令征收2.5%的海关附加税，但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拒收二·五附加税，顾维钧毅然下令将其免职。6月，张作霖组织安国军政府，顾维钧内阁总辞职，隐居北京西山。

顾维钧（左）与张学良（右）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国民党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逼近北京，张作霖被迫退回东北（参见词条北伐战争）。当时，与张作霖私交颇深的顾维钧还特地乘坐专列为后者送行至天津。随后，张作霖死于皇姑屯事件中。7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北伐完成。3天后，新政权便以顾维钧曾服务于北洋政府为由对其明令通缉。年底，顾维钧出游西欧。其在北京的府邸被没收，妻儿先避居天津，不久转赴巴黎同住。后顾维钧再旅居加拿大。

民国十八年（1929年），应新任奉系首领张学良之邀，顾维钧返回沈阳，时常往来于沈阳、北京及北戴河等地，以在野之身为张学良提供外交咨询。

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对投资产生兴趣的顾维钧在黑龙江西北购得7000垧土地，筹划开垦事业，并聘专人主持其事。同时与交通银行和金城银行组成投资集团，与美孚公司合作，拟在甘肃玉门勘探、开采石油资源，结果未成。是年夏，经张学良疏通，国民政府撤销通缉令，聘为中国展览会委员。因母亲蒋福安病故，返沪料理丧事，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亲往吊唁。

支援抗战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前，顾维钧曾提请张学良注意当时东北局势。到危难之际，他应邀任“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重返外交界。11月23日，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2月，因主张和日本直接谈判的“锦州中立化”方案，遭各方反对，旋即辞职回沪，发表《东北问题宣言》。

1932年4月14日，顾维钧（左）与国际联盟调查委员在大连(2张)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任国联李顿调查团中国顾问（中国代表）。4月，陪调查团赴各地（主要是东北）调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8月，被委任为驻法国公使，9月与李顿调查团同船赴欧。10月，任国际联盟全体大会及驻国联行政院代表。在国联行政院讨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时，顾维钧与日本代表松冈洋右辩论，提出“中日问题和解草案”的修正案。最后以积极的外交攻势，迫使国联大会通过《李顿报告书》。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28日，顾维钧、颜惠庆、郭泰祺因国内战事失利，对外难以解释而联名电请辞职，未获批准。5月，任日内瓦裁军会议中国代表。6月，任出席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代表。7月，以代表身份随首席代表宋子文出席国联对华技术合作委员会。9月，出席国联第14届大会，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演说，为中国申诉。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6月，请假返国。他应请前往南京和江西牯岭，与汪精卫、蒋介石商谈外交情势，并在青岛与蔡元培、李石曾等老友叙谊，此后将近一年半内住在上海，也往杭州、无锡等地游览。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顾维钧暂居国内，密切关注日本在华北的一系列扩张活动。是年6月，曾接受《旅行杂志》记者采访。

1936年身着西式礼服的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因中法外交关系升格，顾维钧被正式任命为驻法大使。3月，被推举为国际联盟中国分会——中国国联同志会理事。4月去巴黎就职。到任后为筹建大使馆馆舍奔波，并着手加以整顿。9月，代表中国出席国联第17届大会。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9月，顾维钧在国联呼吁英、法、美采取联合行动制裁日本，并建议政府争取与苏军事合作，争取各国对华物资援助。在9月27日的远东顾问委员会会议上，顾维钧指出：

如果国际联盟不能在强权面前维护公理，至少也可以加以谴责；如果它不能履行国际法和盟约的原则，至少也可以向世界公告它没有放弃这些原则；如果它不能制止非法的不人道的空袭，对无辜的男女老少残酷屠杀和对财产的疯狂破坏，至少也可以表示一下它的愤怒，以增强文明世界要求立即停止这种行径的普遍呼声。

他令人激动的讲演给人印象极好，并获得一定成功。10月，顾维钧被奉派为中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代表，代表中国政府求助《九国公约》缔约国。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军占领中国沿海港口。经法属印度支那铁路过境运输的路线成为抗日战争命脉所系，顾维钧多方与法国交涉中国军火从越南过境事，以便借道滇越铁路运输援华物资，并争取法国的援助。7月，与美国财长小亨利·摩根索接洽援华事宜。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3月，接国民政府电令，与法国探讨中、法、英合作事。5月，在国联理事会吁请制止日机在华滥炸暴行，促成国联通过援华案。7月，出席国联第二十届大会。11月，召集中国驻欧使节商讨外交方针，建议国民政府加强对美外交。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6月，巴黎被德国占领，中国驻法使馆随法国政府迁至维希。

抗日战争期间的顾维钧(4张)民国三十年（1941年）5月，顾维钧调任驻英大使。7月，抵达伦敦。此间利用各种场合广交朋友，宣传中国抗战事业，争取各国的同情和支持，特别倡议中、英、美、苏组成反侵略阵线。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交涉英国对华5000万英镑贷款。 3月，回国述职，陪同英国国会访华团在各地访问。11月，在重庆发表关于战后和平问题的演讲。12月，参与中英新约谈判，至次年（1943年）1月促成中英两国签署平等新约，至此，除九龙、香港问题留待战后解决外，基本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年，在蒋介石劝说下加入国民党。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3月，返英途中抵美，力促宋美龄访英，未果。7月，外交部长宋子文访英，顾维钧安排并参加与英国政府会谈等事宜。

（抗战时期图册参考资料）

筹建联合国

顾维钧（中）、宋子文（右）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8月，任中国首席代表，赴美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商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事务。同时参与筹建联合国及草拟《联合国宪章》等工作。顾维钧在会上将确保中国“四强”之一地位一事放在首位，在中国与会方针的确立和会议的具体应对中，均发挥了关键作用。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3月，自英国回到重庆。在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组成问题上，顾维钧主张中国代表团必须具有广泛性，因此极力促成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各党派代表参加会议之事（包括最初提议应有一位女性代表）。最终在他的劝说和美苏等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同意董必武为与会的中共代表。4月至6月，奉派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代表团的代理团长（团长为宋子文），出席旧金山会议，也是实际上的会议事务负责人。在此期间，他拟定代表团的工作原则，团结代表团成员，调节其矛盾，以保持中国对外的一致性。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举行，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7月，回到伦敦，担任联合国筹备委员会委员。9月，作为外交部长王世杰的助手参加伦敦外长会议。同时参加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于联合国机构的建立、大会的召开等方面作出贡献。此后又兼任盟国远东委员会、战争罪行委员会，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理事会等国际组织中的中国代表。12月，任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王世杰为首席代表）。次年（1946年）1月，又任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一届会议代表。顾维钧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字

顾维钧在联合国中的作用，得到了各个方面的高度评价，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称赞顾维钧“在各种重要会议讨论微妙问题时，善于运用机智，贡献殊多。”

内战之间

顾维钧与宋美龄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5月，顾维钧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次年（1946年）3月，他回国述职。国共内战爆发后，顾维钧于同年6月返英卸任，7月任驻美大使。10月，开始主动放弃长期坚守的超党派外交立场，不惜以国家主权为代价，换取美国对国民党内战政策的支持，并竭力在美国朝野开展游说活动。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月，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以应对法国军舰派兵登陆西沙群岛的举动。5月，向美国政府提出10亿美元贷款要求。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初，任出席国际小麦会议特别会议全权首席代表。11月，向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提出援华要求。12月，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西柏坡发表电文，宣布43人为国民党“头等战犯”，顾维钧名列第22位，排在宋美龄、阎锡山等人之前，是这些战犯中唯一一位驻外使节。同年任出席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代表团团长。

1949年5月，顾维钧与胡适等人向蒋介石建议推行改革，任用新人。随后又与胡适、蒋廷黻等人策划一个由归国的留美学者组成的“自由主义内阁”，接受蒋廷黻邀请准备发起“自由主义”新党，均胎死腹中。

周旋美国

20世纪50年代的顾维钧(2张)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顾维钧针对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朝鲜战争发表的声明中有关台湾地位未定的立场，向台当局提出相应对策。

1951年6月，顾维钧向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声明台当局有关对日和约的立场。

1952年10月，顾维钧向台当局“外交部部长”叶公超面谈辞职打算，被劝阻。

1953年3月，顾维钧向美国提出缔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要求。翌年（1954年）11月，和叶公超一起参加美国与台当局就“共同防御条约”的前后全部9轮谈判。12月2日，“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签字。

1955年1月至2月，顾维钧与美国政府交涉国民党军从大陈岛撤退和美国协防金门、马祖事宜。

晚年及逝世

供职海牙国际法院

在海牙国际法院供职的顾维钧(3张)1956年1月，顾维钧返台述职。2月28日，向台当局递交辞呈。3月8日，蒋介石同意他辞职。5月8日，顾维钧离开了华盛顿双橡园，结束了漫长的外交生涯。卸职同时，他被聘为荣誉性的“总统府”资政。

退休后的顾维钧前往纽约，但不久后便接到了台北的要求，希望他能竞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以填补1956年6月底中国籍法官徐谟逝世后产生的空缺，顾维钧欣然同意。1957年1月，经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多次投票，他成功当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1957年10月，因徐谟9年的任期于1958年2月终止，顾维钧再次当选法官。

1959年，与分居多年的夫人黄蕙兰离婚（一说离婚在1956年）。9月，与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光泩的遗孀、54岁的严幼韵结婚，时年71岁。

1960年，应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口述历史计划主任韦慕庭邀约，开始口述回忆录的工作。年内在海牙租房安家，并接严幼韵来此同住。

1964年3月，顾维钧当选为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

1965年，继女杨蕾孟、杨茜恩，女儿顾菊珍，相继从纽约和维也纳等地前来看望顾维钧，共叙天伦。

顾维钧在任职10年间，参加了国际法院召开的历次会议，无一缺席；参与了国际法院研究和判决的17个案件的秘密审议和公开审理，担任其中3个案件的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并对其中8个案件发表书面意见（包括被认为是“国际法史上，历时最久、案情最为复杂”的“西南非洲案”）。有的意见书刊登在法德的国际法学会专刊上，足见其受国际法学界的重视。在国际法院的这段特殊经历，也被顾维钧总结为“这是我的一生公职中，我最欢喜及适意的职位”。

1966年5、6月间，顾福昌、顾德昌携家人来聚。10月，退出国际法院法官竞选。

完成口述回忆录

顾维钧在他的口述回忆录稿本前(2张)1967年10月，顾维钧自海牙国际法院退休。此后定居纽约，继续整理个人回忆录。

1976年，顾维钧毕17年之力的口述回忆录完成，全书共11000余页。完稿后，他将回忆录原稿及私人藏书赠予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该校特辟专室予以保存。

1977年1月29日，由亲友筹备，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礼堂举行顾维钧九秩华诞庆贺会。

（顾维钧捐赠口述回忆录图册来源）

安然逝世

生命最后一年的顾维钧(2张)1985年1月29日，家属在纽约照例举行生日宴会。是年夏间，发起为其百年华诞筹备庆典，并印就描绘顾氏一生的版画以赠亲友。11月14日晚11时，顾维钧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寓所入浴时因心力衰竭病逝，享年98岁，临终前几个小时，他刚刚写完了人生中最后一天的日记：“这是安静的一天。”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叙、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驻美大使章文晋与台当局领导人蒋经国均以不同方式表达吊唁之情。顾维钧的遗体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Ferncliff Cemetery）。

（生命最后一年的顾维钧图册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