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求学

青年费正清1907年5月24日，费正清出生于美国西部南达科他州胡休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是亚瑟·波·费和罗莱娜的独生子。

1911年，费正清举家迁往南达科他州的苏费尔斯。1920年他进入苏福尔斯中学就读，三年的学习让他感到该校的课程“没有太多的挑战性”，于是决心转学到东部并得到了父母的支持。

1923年，费正清进入新罕布什尔州菲力普斯·埃克塞特学校。这是一所高水平的大学预备学校。费正清在此求学期间表现优异，多次获奖。

1925年毕业典礼上，费正清被推选为致告别辞的学生代表。更重要的是，1925年毕业前夕，他因为论文比赛获奖，得到了假期前往英国和法国游历的机会。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国门，大大拓展了他的视野。他的照片还刊登在《纽约时报》上，这对于一个刚刚18岁的青年来说是很大的荣誉。此后费正清进入威斯康星大学。

1927年，费正清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但是此时，他尚未考虑研究中国，而且，当时的哈佛大学还没有开设系统研究现代东亚的课程。他主攻文科，包括希腊语、历史、哲学、政治、艺术和经济。在哈佛期间，他就接受从英国来哈佛执教的查尔斯·韦勃斯特的建议，利用故宫所收藏的清季档案研究中国近代历史。

1929年秋，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作为罗得斯奖学金的获得者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29年秋，费正清在贝利奥尔学院注册时，牛津大学仍然没有正规的汉语课程，而且对于博士学位也没有语言必修的规定。他的专业方向为东亚研究，但当时他尚不具备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好在当时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不要求参加考试，也不要求相关的学术经历。在伦敦期间，他结识了曾经长期在中国海关任职的马士。在马士的影响之下，他选择了中国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

1931年春，费正清说服英国汉学家苏慧廉为他进行了一次汉语能力测验，并请老师就他的成绩和他的真诚努力出具一份书面证明。利用这一证明费正清向罗得斯奖学金委员会申请前往北京进修。他的申请很快获得了批准。1932年2月费正清抵达上海，稍后到了北京。1932年2月，费正清为其博士论文做研究，到中国，一面进修汉语，一面从师清华大学蒋廷黻进行研究工作。

1933年至1935年，费正清担任清华大学讲师。在蒋廷黻的帮助下，费正清渡过了1933年的经济危机，1934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资助，不必再为生计奔波，可以安心地撰写论文了。1935年底，费正清完成论文写作后离开北京前往牛津大学答辩，1936年4月他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结束了早年的求学之路。

任教哈佛

1936年1月，费正清回到英国牛津，获得了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这篇论文后经过修改、补充，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为题，于1954年出版。费正清取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美国任教哈佛大学。

1938年，费正清开始招收博士生。第一位师从其门下的博士生，正是他在中国北京留学期间结识的老朋友，燕京大学硕士毕业的邓嗣禹。

1939年起，费正清与赖肖尔一起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工作，中间两次来华任职。

赴华外交

1941年8月，费正清进入华盛顿特区情报协调局远东组工作。1942年，费正清被情报协调局（1942年6月改名为战略情报局）派往重庆，身份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在此之前，这位三十五岁的外交官已经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了。

费正清1943年8月，费正清表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情绪：“现存政权已无多大希望，因为它无法在感情上信赖人民大众，在行政上又效力太低，实际上无法为民众做什么有益之事，而骇人听闻的苦难和灾祸总是跟随它的踪迹。它之所以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只是因为还没有足够的民众拿起武器反抗它”。1943年年底，费正清返回华盛顿，调陆军情报局远东部。1945年9月，费正清到中国，为美国新闻处工作。

1946年6月，费正清与妻子前往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政治中心张家口访问。事后，他著文《一九四六：我们在中国的机会》，全面地探讨了战时的美国对华关系，阐述了他对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发展的基本看法。1946年8月，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担任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第一任主持人。1948年，《美国与中国》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1949年夏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尽管蒋介石政权危在旦夕，人们对蒋介石统治已经完全丧失信心，国共两方的军事对比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很多人对于这场革命的性质和意义认识不清。费正清则公开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的关于美国东亚政策学术讨论会上强调“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并且对美国的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家拒绝承认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作法提出了批评，告诫他们，“如果拒绝正视现实，我们就可能再次掉进我们面临的估计过低的陷井”。1949年秋，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最早开设“现代中国问题研究”课程时，邀请邓嗣禹回母校哈佛大学讲授该课程。在任教期间，两人再次合作，共同编写了著名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1839—1923》以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两本书。

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盛行，费正清被指责为“丢失中国”的四个约翰之一，但他并没有因这种冲击而改变初衷，相反，他认为，“在中国问题上回击麦卡锡主义必须依靠教育。由于在‘丢失中国’的问题上我受到公开的指责，我便下定决心，持久地负起教育美国公众的义务。”1952年3月10—11日，费正清遭控告，到麦卡伦委员会（参议院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进行陈述。

1952年至1953年，费正清以古根海姆基金会学者的身份在日本访问。费正清在日本学习语言，研究目录，最终与日本学者市古宙三教授共同编写了一部关于中国问题的资料集。1953年，《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条约口岸的开放》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汉学泰斗

费正清1955年，费正清取得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且亲自出任主任，直至1973年。1958年，费正清当选为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1959年，他担任了亚洲问题研究会主席。

1960年，费正清第一次赴苏联，参加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20世纪60年代，他先后两次出访，访问了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一些处于学术发展阶段的“边远地区”，费正清帮助当地的研究者建立起研究中心。

1964年，费正清与邓嗣禹再次合作，发表了《中国的外交传统》论文，刊载于美国汉学家Joel Larus所编的《世界比较政治》一书中。邓嗣禹因此成为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中，与费正清合作时间最长、发表论文最多的留美学者。

1966年，在美国参院举办的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听证会上，费正清用提供证词的方式将自己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新思考公布于世。他说：“10多年来，我们一直避而不谈中国问题，希望它会自行消失。可是它仍然存在，等待人们正视它。但要了解中国问题，就必须对中国、对我们自己以及中美关系做历史的考察。”费正清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出发，主张美国政府应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的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为中国进入国际舞台打开方便之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费正清的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但是，由于这一点，他遭到了台湾当局和台湾右翼文人的攻击和谩骂。自1966年始，他与来自世界各地12个国家的100多位中国研究专家为《剑桥中国史》撰稿，使这部巨著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

1968年，费正清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鉴于麦卡锡时代所造成的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分裂，费正清做了很多工作促使对立的双方进行合作。1971年，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随之台湾问题显得越发突出。费正清在是年8月12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台北能与北京和平共处》一文，论证“北京统辖下的台北自治”的可行性，并且对于“任何台湾独立运动的力量表示怀疑”。这样，又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反费舆论再起。

1972年2月，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中美之间结束了半个世纪的对立格局。5月份，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费正清一行共六人，作为中美两国建交后第一批美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应邀到中国进行访问和演讲，受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热情接待。

1973年5月，费正清辞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任哈佛大学东亚问题研究委员会主席。

退休去世

1977年3月，费正清为哈佛大学作最后一次讲课而后退休，他从教职退休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命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同年，中美关系进一步恢复，费正清在台湾所遭到的激烈攻击几乎达到了顶点。在费正清访台期间，台北方面由立法委员胡秋原等出面组织了批判费正清的所谓“反对费正清出卖自由中国座谈会”。

1979年感恩节，费正清几乎致命的心脏病发作。

1991年9月12日，费正清完成《中国：一个新的历史》书稿交哈佛大学出版社；两天之后于9月14日在美国剑桥去世，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