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琳,生于上海市。毕业于哈尔滨外语学院俄语专业,分配在吉林市化工厂做俄文翻译。曾任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研究室主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会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
感情经历
李鹏和朱琳同志相识,是在松花江畔的东关宾馆。1957年元旦之夜,按照惯例,吉林市政府邀请苏联专家、有关厂矿的负责人同吉林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举行联欢会。作为丰满发电厂的领导,李鹏参加了联欢会,并在会上初识朱琳。那时朱琳还叫朱霁凌,在102厂专家翻译室工作。
会餐时,李鹏碰巧和朱琳坐在一桌。之后的舞会上,他也始终注视着朱琳,发现她的舞姿很美、很动人。我鼓足勇气,走到她面前说:“可以请你跳舞吗?”她看了看我没说什么,只轻轻地点点头,这样我们跳了第一场舞。我灵机一动,用俄语与她交谈,通报了姓名。
第二次共舞,两人用俄语相互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可话还没说完,舞曲就结束了。退场时,李鹏赶忙跑到礼堂门口,抢在苏联专家前和朱琳握手告别,然后才和几位相识的苏联专家告别。
初次相遇之后,李鹏借着和一位苏联专家一起工作的机会,了解到朱琳已从厂部专家翻译室调到了专家招待所,并通过这位专家与朱琳取得了联系。
三八节前夕,这位苏联专家在丰满的工作告一段落,要回吉林,我托他带了一封信给朱霁凌。信很简单:“祝你三八节快乐。”随信还带了两件小礼物:一件是上海出品的幸福牌钢笔,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另一件是一个纪念章,是我在苏联的时候,一个朋友参加世界青年大会后送给我的。
两三周后,这位专家告诉李鹏,虽然朱琳没有答复,但她收下了礼物。李鹏高兴极了,决定主动去看望朱琳。
一天傍晚,我坐吉普车到吉林市的江北专家招待所去看望朱霁凌。见到她时,专家招待所的干部都下班了。朱霁凌的办公室不大,但布置得整洁、朴素、大方。她招待我坐下,问我吃饭没有,我说还没有。她说:“今天我值班,我让餐厅把饭送过来。”匆匆吃完了饭,我们面对面坐下来,彼此介绍自己的情况。
通过这次见面,我们确定了可以做朋友,而且彼此都萌发了爱慕之情。我对她的第一感觉很好,看她介绍自己的举止言谈,都是很得体的。特别是招待我吃饭的时候,她坐在一旁看着,自己不参与,而是让餐厅的工作人员接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不久,两人又有了一次相处的机会。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的吉林102厂竣工,中央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带领代表团参加竣工典礼。薄一波点名让李鹏陪同参观,朱琳也跟随代表团参加了庆祝活动。
那天下午她来找我。我当时已经从最初住的那家临街的招待所搬到丰满招待所了。我带她到我住的房间交谈,这次交谈讲得更深入一些了。
朱霁凌详细地介绍了她的家庭情况后,我也把我的家庭情况详细地对她讲了。通过这次谈话,我们基本上把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了。我提出来,是不是到我母亲的家里和我母亲认识一下。于是,1958年春节的时候,我和她一起到北京和我母亲见面。母亲见到朱霁凌后非常满意,对她很疼爱。
这次见面后,李鹏独自回丰满工作,留下朱琳在他母亲身边住了一个多月。她们常常同床长谈,赵君陶经常给朱琳讲革命故事和政治时局。
1958年7月10日上午,李鹏和朱琳登记结婚。
家庭成员
朱琳与李鹏共育有2子1女。其中,长子李小鹏继承父亲衣钵,学习电力专业。
1959年初,朱琳出现了严重的孕期反应,反复呕吐,连饭菜味都不能闻。起初我们还不能确定,到医院检查后才证实是怀孕了。
李鹏唯一的女儿李小琳出生于1961年,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电力系统及自动化专业。李小琳出世后,李鹏和朱琳就不直接喊对方名字。李鹏称朱琳为“大琳”,和女儿李小琳区分开,朱琳叫李鹏“大鹏”,和儿子李小鹏区分开。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今天。
李鹏幼子李小勇,出生于1963年。他的到来,对李鹏夫妇来说,算是一个意外。
朱琳子女儿时照片(3张)有了三个子女,这个小家庭很温馨。2008年7月10日,为纪念结婚50周年,李鹏和朱琳在北京的住处举行了小小的庆祝活动。
丈夫:李鹏
长子:李小鹏
长女:李小琳
次子:李小勇
201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再推新书。这本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的《李鹏回忆录(1928—1983)》,是李鹏亲自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全书48万余字,不但详细记述了李鹏在55年中的工作、学习经历,还披露了大量家庭生活细节。一家人的命运起伏,经由李鹏平实、生动的笔触,铺陈在读者面前。
编辑书稿期间,李鹏的夫人朱琳也一直参与编辑组的汇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