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经历

张君劢先生1887年1月18日，张君劢出生于江苏嘉定县一个儒医兼商人的家庭。6岁私塾启蒙，从小读书用功，悟性过人，特用功于朱熹的《近思录》，这滋养了他温和虔敬的性情，也培育了他一生“尊德性”的信念。可能因为家道中落的原因，12岁时，张君劢奉母命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接受教育（当时风气未开，社会还以科举为正途，一般家庭不会送孩子上这种学校）。

在广方言馆，每周4天上午读英文，张君劢的英文技能得到了很好的训练。他大量阅读了译书局翻译的书，对西方典籍的接触，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正是在这里，张君劢开始“知道世界上除了做八股文及我国固有的国粹外，还有若干学问”。与此同时，广方言馆也极其注重国学教育，每周其余3天上午则诵习国文，国文的主要训练是读“三通”，即研究传统中国制度之学不能绕开的《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教张君劢国文的袁观澜（希涛）是一位博洽的学者，在他这里，张君劢对政治制度的终生关注得到启蒙。不仅如此，由于广方言馆还教授策论，也就是政论，张君劢后来擅长写政论文章，最早也是在这里发蒙的。课余时间，张君劢还花了大量精力阅读《资治通鉴》《日知录》和《曾文正（国藩）公全集》，中国传统士人忧国忧民的道德观也浸润到了他的血液里。

在广方言馆，张君劢学业优异，在中西学方面都得到极好的训练。独具慧眼的袁观澜已经看到这个年轻人的广阔前途，他回忆说：“君劢天生奇质，博闻强记，我不病其易于冲动，且喜其必为我邑之人杰。”

留学日德

张君劢、王世瑛夫妇1902年，张君劢15岁，在宝山县乡试，应试策论，对此驾轻就熟的他轻松地就中了秀才。次年，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马良（马相伯）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当时刚从美国返回日本的梁启超不但将震旦学院的招生启事登在了他主持的《新民丛报》上，还特别在同期撰写《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文中有“中国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看到这篇文章的张君劢深受刺激，于是不惜重金进入了这个学院，修拉丁文。然而半年以后，因经济困难而辍学。

1904年，17岁的张君劢考入南京高等学校，但学习不及一年，由于他在上海参加了当时抗议俄国非法侵占中国东北的义勇队，最终被勒令退学，而不得不由友人介绍赴湖南任教于中学。据说，他在湖南授课时，有次论及国际形势以及列强对华的侵略，语调激昂慷慨，竟使得学生当场号啕痛哭，甚至晕倒在地。可以想见，若不是张君劢爱国情绪的深沉激烈，断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1906年，上海宝山选派8人赴日本留学，张君劢和他的弟弟张公权（字嘉璈，为近代中国极为著名的金融家）双双入选。同年3月，还在蜜月期的张君劢告别新娘沈氏，启程东渡日本。这年秋天，他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只能资助张君劢学习理化，然而他却选择了他感兴趣的法律和政治学，于是半年以后，资助便终止，随后给他提供撰稿费的《新民丛报》停刊，张君劢被迫在清苦的环境下坚持学习。早稻田当时采用的是英文教材，因此张君劢见识了诸多英文政治和法学典籍。除此以外，张君劢的老师们经常提及在政治和哲学方面的德国学者及其著作。

张君劢留日数年亦是张君劢同西方学术正式接触的开始。其时的早稻田大学，正是日本传播现代自由思想的桥头堡。从曾为张君劢授课的老师和张君劢曾经使用、研读的教材、书籍看，他所接触的现代西方政经思想颇为广泛。不过，张君劢留日时期的思想和行动的脉络显示，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英美（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思想。

从思想的脉络看，首先，张君劢生平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便是摘译英国古典自由主义集大成者弥尔（JohnMill）的代表作《代议制政府》（ConsiderationsonRepresentativeGovernment）而成，由译文可见，张君劢对于弥尔思想的理解和把握都颇得要领；其次，据张君劢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的回忆，对于早稻田大学四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选修浮田和民（UkitaKazutami）所讲授的政治哲学，教材则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之父洛克（JohnLocke）的名著《政府论》（TwoTreatisesonGovernment）；最后，张君劢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及其释义的时候，也明确地将自己宪政思想的根源追溯到其留日时期所接受的宪政民主思想。

而从政治行动的脉络看，张君劢留日时期所从事的立宪改良活动与英美自由主义的要旨无疑是相契的。除了英美自由主义之外，由于当时日本学界颇为推崇德国学术，张君劢在留日时期也已经开始倾慕德国的学问：他曾在早稻田大学修习德文三年，研读德国的经济学和宪法，而且萌生了日后到德国留学的想法。

1910年，张君劢从早稻田大学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旋即回国参加清廷学部专为留学生举办的科考，名列优等。1911年参加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所谓“洋翰林”。不过仅仅数月之后，清廷就覆亡了。张君劢回到家乡宝山，出任县议会议长，并发起国民协会和共和建设讨论会，后与其他社团合并成为民主党，以汤化龙为干事长，张君劢名列三十常务员之一。不久，发生了外蒙古“独立”事件，张君劢和黄远庸、蓝公武等人创办《少年中国》，张君劢发表《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因言辞激烈而触怒了袁世凯，人身受到监视和威胁。在梁启超的建议下，1913年岁首，张君劢去国，取道俄国赴德留学。

张君劢到德国之后，进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由于他具有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学士的资格，所以只需听讲一年，便可提交论文参加博士考试。不过张君劢在德国的学习看来却无甚心得：他的德文程度仍然相当有限；另外据他自己后来回忆，当时他仍未逃脱清末民初为改良政治和救国而求学问之风气的影响，并没有深入地去了解每一种学派背后的“哲学”背景。另外一个现实的影响是，次年秋天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快就把心系时政的张君劢的注意力全部牵引了进去：他在寝室中挂起战略地图，精研战情；他到欧洲各地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到过比利时战场的前沿；1915年秋，他还远赴英伦实地旁听自己倾慕已久的英国议会的运作———也正是在那里，他听说了袁世凯酝酿复辟的消息，决意回国参与倒袁。

1916年春，张君劢经西伯利亚返国，先抵杭州，任浙江交涉署署长，参与浙江脱离袁世凯的运动，不久辞职，转赴上海担任研究系重要文化产业———《时事新报》的总编辑。是年冬，张君劢判断德国必败，力主对德宣战出兵，乃将编务交与好友张东荪，自己则北上，先说服梁启超，再与梁启超一起四处游说段祺瑞等北洋军政要人。

接下来的近一年时间里，张君劢与中枢政治牵涉颇深：他先是出任段祺瑞任会长的国际政务评议会的书记长，并陪同梁启超穿梭于北洋政要和各国公使之间进行游说；段祺瑞驱除张勋、“再造共和”之后，研究系因襄助有功，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张君劢则任（冯国璋）总统府秘书。梁启超、张君劢原本希望通过使研究系主导新国会来实现其政治主张和抱负，然而不久就成为了北洋派系内斗的牺牲品：梁启超随段祺瑞下野而去职，1917年年底张君劢也转任北京大学教授。心灰意冷之下，张君劢大感救国应先治己，立意未来一年学书写《圣教序》，读汉书，习法文，编大学国际法讲义。不过，“治己”看来仍是为了救国，张君劢并未忘怀政治：1918年10月，张君劢从日本考察回国不久，便致函总统徐世昌，提出应对巴黎和会的具体建议。不久，张君劢又在梁启超的力邀之下奔赴上海，一同踏上了赴欧考察巴黎和会的行程。这次历时三年的欧游对于张君劢的思想和生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玄学鬼

张君劢深刻地研究了《魏玛宪法》，对德国人民的服从和奋斗精神印象深刻，他把这归为德国能从一盘散沙很快完成统一，并实现宪政的主因。他由此想到了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徒有各种版本的宪法，却总是崇尚武力，而不能实现宪政的可悲现实，他认为问题出在中国人缺乏基本的政治品格。1921年10月，他写成《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一文，系统比较了中西政治的异同。他认为要拯救中国，必须以西方的“理性政治”取代中国的“武力政治”，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建立一个理想的政党，通过政党教育人民来达成他为中国找到的政治出路。他相信“理想的政党成，则理性政治之实现必矣”。思考至此，他认为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1922年1月，张君劢陪同来华讲学的哲学家杜里舒回到中国，不期，在实践政治之前，他先成了“玄学鬼”。

张君劢回国之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对“德（民主）、赛（科学）二先生”的崇拜热情正高。1923年2月4日，陪同杜里舒北上天津和北京讲学的张君劢，应著名学者吴文藻之邀为即将出国留学的清华学校的学生做“人生观”的演讲。没想到这一次偶然的讲演，竟在当时的中国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张君劢演讲的题目出自倭铿的一本书《大思想家的人生观》，其主旨在于说明科学并非万能的，由于听讲人的特殊身份，所以他一开始就特别提醒他们不要以为天下的事都受科学因果律的支配，人们熟悉的人生观问题更是如此。他说：“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这篇演讲词刊登在了《清华周刊》的第272期上。

张君劢的好友丁文江这个著名的科学家率先发难，他读到该文后“勃然大怒”，先后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和《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激烈批评了玄学是“无赖鬼”，认为科学方法是万能的，科学若导致问题是出在政治家和教育家身上。他说是“玄学的鬼附在了张君劢身上”。张君劢由是获得了“玄学鬼”的称号。

由于张君劢对丁文江做了反击，并发展成“东方文化救世”的立场，于是这场笔战的范围大为扩展，当时众多精英人物都卷入到了这场论战中，这就是所谓的“科玄论战”或“人生观论战”。热衷以结果来论成败的学者通常愿意认为是“科学派”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随着辩论的深入，双方的观点都日益走入极端，因此，评价这场论战的胜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当时论战的各方谁也没有最终被说服来看，如何评价这场文化论争需要更复杂慎重的考虑。

也就在这一年，张君劢结识了冰心的好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毕业的福建才女王世瑛。张君劢对王世瑛一见钟情，并迅速展开追求。王世瑛对此有些犹豫，于是写信给远在美国的冰心，向她征求意见。冰心在《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一文中写道：十三年的春天（1924年），我在美国青山养病，忽然得到她的一封信，信末提到张君劢先生向她求婚，问我这结合可不可以考虑，文句虽然是轻描淡写，而语意是相当的恳切。我和君劢先生素不相识，而他的哲学和政治的文章，是早巳读过，世瑛既然问到我，这就表示她和她家庭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了，我即刻在床上回了一封信，竭力促成这件事，并请她告诉我以嘉礼的日期。

1925年张君劢与沈氏离婚后，正式迎娶王世瑛。冰心寄了一只镶有桔红色宝石的手镯做为贺礼。张君劢与王世瑛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生育了五个孩子。两人感情非常好。然而天意弄人，王世瑛于1945年在重庆因难产去世。张君劢为她写下了《亡室王夫人告窆述略》，余生都没有再娶。

宪法之父

中华民国宪法之父

“科玄论战”其实只是张君劢生涯中的一个插曲，如果说这对他有什么意义，充其量不过是把他的政治主张的思想基础予以宣示而已。他的志向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宪政国家。他要为中国制定出最好的宪法，然后在政治实践中去检证。

张君劢为中国制定宪法的经历从他1922年回国之初就开始了。自袁世凯败亡以后，中国军阀以抢夺中央政权为中心而使全国陷入混战的局面。当时国内知识阶层有鉴于这种危局，不少人主张通过变更国体，通过联省自治实行联邦制来挽救时局。在这个背景下，1922年5月7日，八团体国是会议在上海总商会开幕。张君劢作为小有名气的宪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应邀出席，并受国是会议的“国宪草议委员会”的委托，草拟成《国是会议宪法草案》两份，其中甲案代表张君劢本人的意见。在这个宪法草案中，张君劢实际上主张在中国实行结合单一制和联邦制的政治体制。这是因为若照搬美国的联邦制，则恰好为当时占地为王的军阀割据所用；若是实行单一制，则当时的乱局恰由以中央政权为依托的军阀坚持“武力统一”所造成。因此，综合中国的国情，他实际上主张在中国实行单一制，但以清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范围为前提，而整个宪政框架都以维护人民的自由权利为指归。

这次制宪是张君劢作为宪法专家在中国宪政史上初试莺啼。很显然，这部宪法虽然比较好地反映了张君劢的政治主张，但无法得到军阀们的尊重。张君劢一直试图以尊重国情为基础，以不从根本上违背他的宪政原则为前提而执行妥协路线。此后，他作为宪法专家不停地卷入当时中国宪法问题的争议中。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需要在这一主要敌人面前空前团结起来，国民党再坚持一党专政已举步维艰，张君劢的制宪才华在这时得到了全面体现。出于抗日大计，国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国民参政会，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召开，结果会议颠覆了蒋介石的预想，演变成一场要求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的会议。随后，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虽然国民党万般阻挠，但随着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日局势的发展，中国政局也日渐发生变化。在抗日战争结束之时，在国内和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政府不得不勉强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此即旧政协。在国内和国际都要求民主、实现宪政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抛出尘封多年的“五五宪草”供代表们审议，结果张君劢提出了以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宪政之实的宪法方案。张君劢批评“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制度是间接民权，不是直接民权。他主张直接起用公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权利代替国大；以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而不对总统负责；限制总统权力，使之成为虚位元首。这一议案矛头明显对着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蒋介石，没想到国民政府负责宪法草案讨论的孙科，出于自己的政治私利竟然支持了张版提案，而由于蒋介石本人也一时疏忽，竟然成案。

蒋介石不能容忍这个旨在限制自己的宪法，他选择食言而肥，但在这样做的同时，也把自己独裁的嘴脸卖给了全国人民，在道义上他失去了合法性的依据。最后，虽然蒋介石违背了旧政协决议，修改了张版宪法，多数民主党派拒绝参加国民政府，修改后的宪法也被视为“伪宪法”，但为了欺诓人民，显示国民政府“多党民主”的形式，为了拉拢张君劢的国社党，蒋介石集团做了一定形式的妥协。

党魁与战犯

张君劢关注中国宪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他一贯反对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中国，因此早在北伐战争之时，他就是国民党的批评者。经过对国民党的观察，他预测在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无非选择三条路：一是召集国民会议；二是实行一党专制；三是内部分裂，造成全国混乱。他认为第一种选择在当时国民的民主素质欠缺的情况下，只能重演政治操纵的故事。换言之，也就是说国民党只会走后两条路，而这将阻断中国的民主进程。从这个判断出发，他坚决地批评国民党也就可以想见。可悲的是，国民党竟然没有跳出张君劢给它划出的政治路向，1927国民政府成立后，随后就是全力清洗中国共产党，并同时引发了大规模的内部分裂，严格地说，一直到败退台湾为止，国民党面临的这两个政治困境始终未曾逃脱。

由于批评国民党，张君劢创办的政治大学为国民政府接收。随后他创办杂志，以政论的方式继续批评各革命的政党，尤其是当权的国民党。他创办了《新路》，坚决地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批评国民党以民智未达为借口，始终拒绝实行宪政的卑劣行径。由于言辞激烈，很快地在1928年《新路》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在国民党的压制下，1929年张君劢曾一度第三次短暂赴德国任教，但很快又回到国内。

再次回国，国内外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者明目张胆地蚕食中国东北，而国民党当政的政府竟然仿佛视而不见，这极大地刺激了爱国的张君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抗争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他秘密成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并于1934年7月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张氏担任党魁，此后也一直是该党的精神领袖，张君劢终于走向了他久已成型的成立“理性政党”以教化国民的政治实践之路。国社党成立以后，以张君劢一贯的政治主张为指导，采取了多面出击的路线。

随着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张君劢指出，要救中国，最终必须靠中国的“民族自信力”。他出版了《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把唤起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立国的基本原则；1936年8月又出版了《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通过全面比较东西文明以及中国古今文明的分期之后，他再度强调了民族自信力对国家的重要性，而民族自信力的来源则是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我们要通过继承的创新唤起“民族的自觉”，这样中国就有希望。可以说，在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张君劢作为党魁和学者，为抗日事业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社党也从秘密转向公开。此后，张君劢就名正言顺地以知名学者和党魁的双重身份从事政治活动。1938年年底，他在国家社会党的机关刊物《再生》重庆版创刊号上发表了一封致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公开信，公然反对毛泽东不久前提出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的独立自主原则，认为共产党“自有军队，自有特区，自标马克思主义”，这有碍于在国民党蒋介石领导下举国的真诚团结，共同抗战。因此他要求共产党将“八路军之训练任务与指挥权”完全交给蒋介石，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张氏的公开信发表后，当时正想方设法吃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如获至宝，“利用他这篇文章到处翻印散发”，产生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共产党方面的驳斥和批判。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日趋反动，在加强其一党独裁统治的同时，又采取各种手段打击迫害包括张君劢在内的各中间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张于是逐渐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态度。用董必武的话说：“他（张君劢）现在不但不反对我们扩充军队成立边区，他还怕军队的力量不够强大和边区遭受袭击呢！张已认我党为在中国实现民主中一支必要的友军。”在1940年和1944年的两次宪政运动中，他都能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作为民盟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抗战胜利前后的一段时期内，他基本上也能遵守民盟的政治立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支持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他61岁生日时，周恩来亲自给他送了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

张君劢一直坚持反对以战争的方式解决中国内部问题。在蒋介石公然撕毁旧政协决议以后，由于蒋介石采纳的宪法提案没有根本违背张氏的宪法版本，再加上他要安置其部下，因此他率领民社党（此时国社党和民主宪政党已合并，改名为民主社会党）参加了当时的国民政府。这一天真的举措彻底葬送了他和中国共产党及民盟的友谊，连他的挚友张东荪都和他划地绝交。但此后不久，蒋介石又悍然发动了内战，张君劢本人也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彻底绝望。随着战事日趋明朗，张君劢认为他“再造中国”的理想大势已去，他眷恋的祖国已经没有了他容身的地方。就在他离开大陆前夕，他在中国共产党开列的首批43名战犯名单上，位居第43名。

海外归心

飘零海外，归心儒学

张君劢著作1949年3月25日，张君劢移居澳门，期间李宗仁曾邀请他出任行政院长，被他辞谢不就。同年11月5日，应印度教育部的邀请，他赴印度讲学。周恩来曾经派张经武赴印度约见他，邀请他回国。1952年他转赴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祖国的土地。

离开政治、飘零海外的张君劢，选择了以挖掘中国传统学术来表现他对中国的热爱。他仍然坚持相信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建立一个立基于民主宪政原则的新中国”。而要做到这点，就要清理中国的文化遗产，以利于培育适于中国式宪政的国民。为此，他转向了儒学的研究。最终，他写下著名的《新儒家思想史》，成为当代新儒家当仁不让的开山之人。1958年，他又和唐君毅、牟宗三等联名发表了《中国文化与世界》的长篇宣言，宣告了儒学在经过五四以来的诋毁以后“再度活跃于现代中国的思想舞台；同时，它也反映了现代新儒学力图走向世界的努力和雄心。”

张君劢对气节和尊严身体力行。在飘零海外的近20年间，由于没有固定的工作，生活一直非常清苦，但他坚持拒绝国民党当局的资助。1961年，台湾“教育局”听说他要去德国讲学，便给他汇去一笔非常可观的美金做路费。不料，几天以后，这笔钱被如数寄返。自1949年离开大陆，一直到1969年去世，张君劢自始至终没有接受过国民党当局的一文钱。

1969年2月23日下午6时40分，这位曾放言“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的笃行儒者因操劳过度，在旧金山的一所疗养院去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