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锐，1891年出生于河南新蔡，16岁入河南女子师范读书，3年后转北京女子师范学习。1911年加入同盟会，往来京津之间，运输炸弹，参加了攻打天津署衙门的战斗。她经常装扮成达官显贵的“闺秀”，带着外表华丽、内装炸弹的箱子，昂然坐上黄包车，来往于大街小巷。

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任锐退出同盟会返校读书。当时，校长关鼎昌以任锐曾参加革命，丧失了妇女“道德”，表示轻视。同时，因他的昏庸使整个学校陷于不良状态。任锐为了自己和同学们的前途，联合其他同学向教育部控告吴鼎昌。教育部与吴鼎昌臭味相投，仇视革命，以“学生嚣张之风不可长”的罪名，将任锐等7名学生开除出校。教育部的决定，引起舆论界的愤慨，各报纷纷揭露吴鼎昌的罪恶。在这种情况下，吴鼎昌被迫辞职。学校恢复了任锐的学籍，但由于经济困难，她无力再进校读书了。

1913年春，任锐与孙炳文结婚。当时形势紧张，袁世凯到处捕杀革命党人。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迫害，他们回到了孙炳文的家乡——四川省南溪县。

1916年，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孙炳文与朱德结成莫逆之交。

1922年9月，朱德、孙炳文结伴出国留学。任锐坚决支持丈夫出国，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她在北京，一面抚养子女、一面继续学习。1922年11月，孙炳文和朱德在柏林经周恩来介绍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孙炳文回国。经孙炳文介绍任锐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3月18日，任锐参加了北平青年抗议北洋军伐段祺瑞卖国行径的示威游行，在和反动军警搏斗时受伤。同年6月，北伐开始，孙炳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任锐也到了广州，任孙炳文的秘书。

1927年春，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时，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4月中旬，孙炳文在上海遇难。任锐强忍悲痛，逃到武汉，挥泪写文，痛斥蒋介石的罪行。她亲自将文章印成传单，到街头散发。

大革命失败后，任锐和中共失掉了联系，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她回到南溪县，劣绅忌恨她，告她搞暴动，要逮捕她。为了抚孤成人，她带着子女至安徽，任浮山中学图书馆主任。不久，有人以安排“共党家属”攻击董事长，任锐被迫去上海。她在上海贫病交加，几陷绝境。1930年，由邓演达资助，先在上海办起了明清小学，后在北京办起了北辰中学。

1934年，重返上海找到党组织。次年春任党组织的“外围交通”。后因负责人被捕叛变，任锐又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

1936年返回新蔡任教，屡受国民党县党部的迫害。

抗日战争开始后，任锐在郑州组织妇女救护队。后加入郑州各界抗敌后援会，任慰劳队长。年底，考入山西民大学习，始与朱德取得联系。1938年2月，经朱德介绍到延安。到延安以后，任锐和女儿孙维世同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由于任锐年龄大，同学们亲切地称她为“妈妈同志”。毛主席在给她的信中也以“妈妈同志”相称。

1939年9月，任锐被分配到壁山儿童保育院工作。是年冬，又调重庆办事处搞图书馆工作。

1941年初，因形势紧张，组织上为了她的安全，又把她调回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监印。

1943年，在大生产运动中，任锐和青年们一齐开荒种地，喂猪纺线，组织上照顾她年老体弱，每月发给她生活补贴，她用这些钱买来白糖和鸡蛋，分给有吃奶孩子的母亲和身体不好的同志。她自己的生活艰苦朴素，衣服补了又补，把发给她的新衣服送给前线的同志。

1945年秋，任锐的三儿子孙名世由前线归来探望老母，组织上打算把名世留下来照顾她，她又毅然把儿子送回前线。

1949年4月11日，任锐在天津病逝，安葬于北京香山公墓。墓碑上隽刻着周恩来的亲笔题词：“任锐同志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