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排行一。清同治九年（1870）九月二十一日生，民国8年（1919）十二月初三卒，葬在韶山南岸楠竹圫。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17岁当家那年，家中仅有六七亩薄田。他起早贪黑地劳作在田间地头，除了耕种农田，还喂养猪牛，上山砍柴，张网捕鱼。每当日落黄昏，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草草地吃罢晚饭，又在欲闪欲灭的油灯下，噼噼啪啪地打起了算盘，撂下算盘，又打起了草鞋。寒来暑往、没日没夜地劳作，即便是累弯了腰，毛家境况也一点没有好转的势头。

湖南自曾国藩创办湘军以来就有从军习武的传统。虽说“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可是，由韶山冲出去当兵的人，哪一个不都带着让人眼馋的大洋回家？毛顺生动心了。毛顺生究竟哪年从军？当了几年的兵？已无法查证。按照毛泽东所说“当了很多年的兵”，至少也有五六年吧。多年从军，他虽没混个一官半职，可长官发放的饷银，他一文钱也舍不得花，都细心而谨慎地攒着。

毛顺生退伍回家后，偿还了家庭的债务，开始一身轻松地经营起自己的小日子。他常说：“吃不穷，用不穷，不会算计一生穷。谁会盘算，谁就能过好日子。你不会盘算，就是给你金山银山，照样过穷日子。”这个善于盘算的庄稼汉，把节余的稻谷碾成白花花的大米，然后挑到集市去卖。碾剩的米糠，又用来喂养架子猪，等到架子猪长大后，又把架子猪赶到集市去出售。如此这般算计，他的积蓄多了起来，再用这些钱赎回了被典当出去的15亩田地。

毛顺生以经销买卖的手段赚了钱，尝到了甜头。他由贩卖谷米和生猪，又增加了贩卖耕牛。每逢稻谷上市的季节，他便成批地买进稻谷，然后再加工成大米，雇船只由水路运到湘潭出售。田地多了，活计也多了，毛顺生不得不雇起了短工，后来又雇上了长工。即使这样，他也不允许家中的孩子们闲着。据毛泽东回忆，他6岁就开始干农活。

毛顺生虽经商赚了钱，可他清楚地知道，土地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父亲这种朴实的认识，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在他成为共和国领袖后，就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还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毛顺生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攒足了钱后，什么事也不干，就用于买田。毛顺生的堂弟毛菊生，家境贫苦，毛泽东和母亲都很同情他，常常接济这位穷亲戚。毛菊生靠着7亩水田勉强度日，可毛顺生早就有意这片水田，在毛菊生最困难的时候，他乘机买下了它。母子俩知道后极力反对，毛顺生却理直气壮地说：“我用钱买田，他卖我买，天经地义。这和兄弟不兄弟没有关系。”父亲做的这件事，给少年毛泽东留下了极不好的记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将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接到北京，并批评父亲说：“旧社会那所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毛菊生）是堂兄弟，买二叔那7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了，全无手足之情，谁的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穷苦农民的道路。”

毛顺生读过两年私塾，双手能左右开弓拨打算盘。毛泽东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手把手教他打算盘、记账，指望作为长子的毛泽东能从他的手中接过家业，并把它越做越大。可是，少年毛泽东的志向不在于此，父子间为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毛顺生最看不惯的是毛泽东一旦读书就入了迷，看到田头垄上、饭前饭后，儿子都手不释卷，他心中窝了一肚子的火，认为儿子读书误了农活，父子俩常为此争吵不休。毛泽东的朋友萧子升就目睹过这对父子之间的一次争吵，据他描述：

“风波过后，他们回去吃午饭。大约五点钟的时候，毛泽东又不见了。这一次，父亲轻而易举就找到了他。他径直走到古墓那里，一眼就又看到使他上午大动肝火的那幅画面，毛泽东端坐在那里看手中的书，空担搁在一边。父与子又接着上午的茬争吵起来。

‘你真的鬼迷心窍，中了这破书的魔了？把你爹的话只当成耳旁风吗？’

‘不是，爹。我还是听你的，你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的意思你明白得很。我要你一门心思扑在田里，规规矩矩干活的，别再看这些闲书。’

‘我会规规矩矩干活的，但我也要看书。我保证先干活后看书。田里的活干完后，我总可以干自己的事了吧。看你还有什么话说。只要我做完了田里的那份活，你就不用管我看自己的书了。’

‘可是，小子，你才挑了几担就躲到这儿来看书’。

‘来看书之前，你要我干的活我都完成了。’毛泽东平静地说。

‘完成什么了？’父亲追问道。

‘吃过午饭后，我已经挑了十五担肥了。要是不信，自己到田里数一数去。搞清楚了你再来。现在你还是让我清静一点吧，我要看书了。’

父亲目瞪口呆。半天挑十五担真够辛苦的。如果儿子真的干了这么多的活，那还有什么话说呢。对于这个怪儿子，他感到又困惑，又伤心。他慢慢踱到一家人正在忙活的地里，数了数，真的有十五担。”

从这天开始，父子之间虽然没有明确达成什么“君子协定”，但是，只要毛泽东完成规定的农活，父亲便再也不干涉他去做什么了。

很多毛泽东传记的作者，津津乐道的是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由此推演出很多的理论。其实，和天下很多男孩一样，父子之间的矛盾乃至冲突，乃一普遍的现象，少年毛泽东也不可能例外。所谓“养不教，父之过”，有“教”就有不服“教”，父亲当然只有充当“恶人”的角色了。毛顺生所“教”，无非是给毛泽东设计了未来之路，这设计来自毛顺生的生活经验。而毛泽东并不认同父亲的生活经验，矛盾也就随之而来。

作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毛顺生对儿子们并没有过高的期待，只希望他们能接过自己手中的家业，经营好田地房产。对作为长子的毛泽东，父亲的期待就更为迫切。正是如此，在毛泽东14岁那年，父母作主给他娶了罗氏为妻。父亲的用意十分清楚，那就是拴住毛泽东的心。

毛泽东的心根本不在韶山，他要走出山冲，寻找更为宽广而精彩的世界。他后来告诉斯诺：“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毛泽东少年时的全部乐趣都在书中，并有着走出山冲、读书求学的憧憬。毛顺生则认为这是儿子“不孝和懒惰”的借口，作为长子就应持家创业、光宗耀祖，其他的想法都是农家子弟的幻想。于是，用毛泽东的话说，父子间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

毛泽东13岁那年，父亲在一次宴请客人时与他发生口角，父亲当着外人的面骂儿子“懒而无用”。13岁的少年正处于叛逆时期，毛泽东认为父亲使自己太难堪，便当面顶撞父亲，并迈步向门外跑去。母亲竭力相劝，父亲嘴里仍是不停地骂着并喝令回家。毛泽东根本不听，一气跑到池塘边。面对气势汹汹的父亲，毛泽东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自己就跳到池塘里。父亲一下子停住了脚步，并答应以后再不打他。

父亲的严厉对毛泽东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几十年后，毛泽东也说：“这大概对我也有好处，它使我在工作上非常勤快，记账也仔细了，免得被他找到把柄来批评我。”尽管父亲在他的记忆中，多是“脾气暴躁”“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等形象，可毛泽东的成长仍是遵循“子肖其父”的规律。父亲将一个破落的家庭操持成有田有地、有房有粮、家有雇工的小康之家，他执着、倔强、坚韧的性格，以及具有担当的精神，其实对毛泽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毛顺生是为一家之兴盛小康，毛泽东是为一国之救亡图存，父子俩的境界和抱负迥异，但是，他们一旦确立了这种信念，那么都能做到“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生我育我。”少年毛泽东当然明白“可怜天下父母心”的道理。16岁那年离家去湘乡求学前，他将一张纸条夹在父亲账簿里，上面写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表明自己的志向和决心。他离开了家，回避了父子间的矛盾，反而格外的思念父母，思念家乡。他常给父亲去信，刚刚工作时，便时常寄钱和药物回家。母亲去世后，他又把父亲接到长沙居住。父子间原本紧张的关系，早已云消雾散，得以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