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彦文小名月仙，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生于浙江江山。她自幼聪颖好学，学习成绩优良，1914年，17岁的她便由江山西河女子高等小学保送，进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讲习科求学，因品学兼优，被誉为“女师之花”。

翌年暑假，彦文秀才出身的父亲毛华东、母亲朱琼佩由媒妁之言，欲将她下嫁州布店老板方某为妻。因事前毛父已收下男方聘礼，虽然毛彦文想致力求学，竭力反对，父母却一反寒假婚嫁的旧习，决定在暑假突击嫁女。在花轿进门时，毛彦文在同学毛复敏、王亦民的帮助下，趁梳妆时从后门出逃，躲至西山目连洞藏身，使酒宴不欢而散，花轿空抬出门。取得反封建包办婚姻胜利的毛彦文完成了杭州女师的学业之后，自己做主，与尚在清华大学读书的表哥朱君毅订了婚。

毛彦文1916 年秋，朱君毅赴美国蒙大那州霍布金大学留学。离别时，俩人约定待朱获博士学位归国时再完婚。同年，毛彦文考入浙江吴兴湖郡女校学习英语，与熊希龄夫人朱其慧的侄女朱曦(小名季儿)同学。湖郡女校是一所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有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可以接触到各种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当时一起求学于湖郡女校的同学有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放哨人王会悟、后来成为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夫人的张维桢等。这些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女孩每天聚在一起讨论怎样恢复妇女独立自主的人格，怎样冲破“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对女子的压迫与束缚。8月12日，毛彦文出任女权运动同盟会浙江支会临时主席，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广交朋友，为社会瞩目。

1925 年自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后，先任教于江苏第一中学，后任浙江省民政厅科员及《浙江民报》主笔,主持评论，因文笔犀利，畅所欲言，誉满文坛。

1927年7月赴美国密西根大学教育系深造。1931 年毛彦文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归国，出任复旦大学训育主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同年8月，毛彦文在熊芷的陪同下，到北京参观了熊希龄呕心沥血创办的香山慈幼院。

1935年2月9日,37岁的毛彦文与曾任北洋政府“名流内阁”阁揆的熊希龄在上海西藏路慕尔堂完婚。

毛彦文与熊希龄结婚周年纪念照毛彦文与熊希龄结婚后，即襄助熊办理香山慈幼院教育事业、慈善事业和抗日救亡活动，事无大小，只要是有关慈善教育事业的，莫不注意倾听，悉心协助。她辞去了复且大学训育部主任、暨南大学教授的教职，就任香山慈幼院董事会驻上海事务所主任，实际上主持了香山慈幼院的全面工作。在以后半个多世纪，她的感情深处都时刻关怀着千千万万苦难的儿童。她在儿童教育方面很有创见，在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讲授儿童心理学时座无虚席。

1936年7月，她随熊希龄赴青岛参加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并应邀为青年会作了“儿童习惯之养成”的演讲，一时誉满青岛。

1937年夏，毛彦文随熊希龄赴青岛，磋商与青岛市政府合办婴儿园事宜。事毕，“七七事变”发生，他们无法北返，于是改乘轮船赴沪。

1937年7月19日，她以中国女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随熊希龄赴印度尼西亚爪哇(即今之万隆)出席国际远东禁贩妇孺会议。会上她专门介绍了中国慈善救济事业的情况，重点宣传了香山慈幼院创办慈善教育事业的成功实践，揭露了旧中国贩卖妇女、儿童以及上海日本纱厂对包身工的残酷剥削和压榨的严重情况，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毛彦文与熊希龄住在英租界也时时受敌搔扰，精神痛苦异常。友人纷纷劝他们离沪远避，他们认为“国难当前，余亦国民一分子，应为国家社会稍尽义务，以求其良心之所安”，故决计留沪，与上海红十字会同仁合力办理救护工作，设伤兵医院4所，难民收容所8处，救治伤兵6000余人，收容难民15万人。在炮火纷飞的淞沪抗战前线，人们经常看到一位架着金丝眼镜臂缠红十字袖章的文静女子同一位白髯飘飘的老者日夜出入于受伤军民之中。

1937年12 月13日，南京失守。毛彦文与熊希龄匆匆乘轮赴港,拟转道长沙募捐抗日经费。因同船遇到大批由政府撤退下来的高级官员，大家尽谈战事，都对国家前途悲观失望。熊希龄受刺激太深，加上旅途劳顿，于12月25日突患脑溢血，在香港骤然倒下。

熊希龄骤然逝世，香山慈幼院董事会在上海召开临时会议，议决院长一席，聘毛彦文担任。聘书寄到香港，毛彦文悲痛之余，设法向香港盐务处借贷，将熊希龄暂厝香港华人公墓，方接下这副重担。丧事毕后，毛彦文强忍悲痛，几经周折，孤身一人来到桂林。四处奔波，运筹策划，先后在桂林、柳州设立了幼稚师范学校、柳州小学，收容难童及学生,同时还在柳州、湖南芷江设立了香山慈幼院分院，收流浪孤贫儿童2000余人。之后，毛彦文辗转来到陪都重庆，筹设了四川万县、北泉、自流井、五通桥、成都等5个慈幼院，先后收容孤贫儿童5000多名。这些慈幼院在抗日战争时期都办得有声有色,深得社会各界赞誉。毛彦文也因此声誉鹊起，1939年2月当选为浙江省参议员,1945年当选为北平市参议员,次年6月于北平当选为“国大代表”。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中国投降。在南京正式签字那天，毛彦文给熊希龄写了一篇催人泪下的祭文，告慰先夫在天之灵。毛彦文于1945年10月返回北平，主持香山慈幼院院务。毛彦文的不懈努力下。到1947年，香山慈幼院校舍基本恢复到战前面貌，师生生活安定，各分校教学亦走上正轨。

1948年下半年她因事离京，1949年4月底本拟飞返北平，飞机中途折返上海，交通中断，因此离开了北平，离开了香山慈幼院。

1950年4 月14日,毛彦文因患肩胛瘤，遵医嘱自香港去美国治疗。病愈后，受聘任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961年回台湾定居，并在台湾实践家政专科学校执教11年。

1979年以84岁高龄退休,在台北内湖丽山街私寓安度晚年。

1988年1月11日，她从台北给北京香山慈幼院校友会专门写了一封信，说先院长葬在香港系暂时，因为那时抗战，交通不便，原拟战事结束，归葬香山，希望有一天能运回香山安葬。在毛彦文的直接过问下，北京香山慈幼院校友会于1988年12月向中央统战部申请将熊希龄遗骨归葬香山。1989年4月19日，中央统战部办公厅致函北京市民政局表示同意。

1992年5月17日，熊希龄的遗骨终于从香港归葬北京香山北辛村熊家墓园。毛彦文因年事已高，不能亲自前来祭奠先夫亡灵,特请台湾香山慈幼院校友会代表常锡桢代致祭文。

了却了把熊希龄遗骨迁葬香山的夙愿之后, 毛彦文积极支持国内外史学界对熊希龄的研究。她倾囊资助湖南师范大学熊希龄研究室周秋光教授编辑出版了《熊希龄集》(分上、中、下三册，200 万字)、《熊希龄传》、《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等书，同时还与上海书店出版社签订合同，出巨资出版了《熊希龄先生遗稿》(共五卷400万字)，资助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了熊希龄的《明志阁遗著》(50万字)，并关心和支持《香山慈幼院院史》、《忆香慈》等书的出版发行，关心熊希龄故乡凤凰县全面维修熊希龄故居。

在晚年，她常常“心系北京香山与浙江江山，惜老年身体关系不能一亲故土,深以为憾”，日夜“希望国家早日完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