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塨的祖父名彩，字素先，为人刚直仁厚，好施与，曾因“世乱”，出家资救济里中贫乏者，“劝勿为盗”。李塨的父亲名明性，字洞初，号晦夫，以孝闻名，世称“孝悫先生”。李明性是明季诸生，但“年甫壮，绝意仕进，不复攻举子业”。甲申之变后，清军入关，他“谢世事，不复问”，因念孔孟圣学“以敬为枢”，名其斋曰“主一”。他“每晨兴，读《孝经》《大学》《中庸》各遍，然后旁及他书。所读，务身行之”。博野颜习斋曾来访，读其日记及所辑诸书，深为叹服，归家将其姓字书于座上，“出入必拱揖”。

李塨从四岁起，就由他父亲口授《孝经》、古诗、《内则》《少仪》等。祖父素先翁弯制小弓，引导他习射。八岁入小学，孝悫先生教他学幼仪，读经书。十五岁时，娶颜习斋挚友王法乾的妹妹为妻。法乾对李塨评价很中肯，曾语习斋曰：“吾近狷，兄近狂，李妹夫乃近中行也。”康熙十六年，李塨十九岁，参加科考，进县学生员第一名。

康熙十八年李塨二十一岁时，访问了颜习斋先生，“自此深以习斋学习六艺为是，遂却八比，专正学”。从此常随习斋游。颜元曾郑重对他说：“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之气数。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民之瘼矣，尚忍膜外？”李塨闻之泣下，感动异常，决心要尽全力传播习斋的学说，“不传其学，是自弃弃天矣！”颜元与李塨之间师生之谊甚笃，相互间责善规过亦严。李塨“服习斋改过之勇，跃然志气若增，益效习斋立日记自考”。他的日谱，每个时辰下画一圆圈，按时在圈内画不同的符号，记载自己行为与意念方面的优劣得失。颜元经常评阅他的日谱，曾教以“记事减冗繁而录大纲，家务减琐小而惜精力，看书减而读所现学，习学减而勿贪多”。

李塨除了受教于颜元外，还先后学琴于张函白、冯颖明，学射于赵锡之、汪若纪、郭金城，问兵法于王余佑，学书于彭通，学数于刘见田，学韬钤于张文升，后来到浙江时，又学乐于毛奇龄。平日他自立课程，一日习礼，三日学乐，五日习律，七日习数，九日习射，书则随时学习。

李塨从二十二岁开始，因力田不足养亲，便兼习医、卖药，并开馆授徒。他到刘村任塾师，修《学规》示从游者，主要条目有：孝父母、尊长者、修威仪、肃衣冠、习幼仪、远异端、重诗书、习六艺、通经史等。对于六艺，尤其重视：“礼乐射御书数，圣学之正务也。有愿学者，随其材而教之”。二十五岁以后，李塨的政治及学术思想日趋成熟，开始从事著述，并广泛与各地人士交游。

他曾著一册，取名《瘳忘编》。在序中，他说：“宋明学者，如华子病忘，伏首诵读而忘民物。一旦大难当前，半策无施。惟拚一死，并忘其身，嘻，甚矣！予行年二十余，颇踔厉欲有为，而精神短浅，忽忽病忘，每恐其沦胥以溺也。乃捃摭经世大略，书之赫■以瘳之。”二十八岁时，又书廿一史经济可行者于册，曰《阅史郄视》。三十一岁时，为颜习斋的《存性篇》《存学编》《存治编》作序，阐发颜氏学说的真谛及意义。四十岁以后，著《大学辨业》，对儒家的“格物致知”说提出了新看法。著《圣经学规纂》，摘录《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言论，加以诠释。五十岁时，著《平书订》，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

李塨在三十二岁时（康熙二十九年），赴京参加乡试，中举人。他深感时文害世，自此虽应乡试，但不再务举业。他多次往来京师，还到过中州及江南地区，任教师，作幕僚，和各地学者研讨学问。

李塨除在刘村任过塾师外，还在京师任过申佐领和郭子固的家馆。三十七岁至三十九岁时，应郭子坚之请，两次南下，到浙江桐乡佐理政事。沿途，他拜访学者，宣传习斋学说，并学乐于毛奇龄。四十六岁时，应河南郾城知县温益修之请，往郾城佐政。五十一岁至五十二岁时，应汉军旗人杨慎修之聘，两次到陕西富平佐县政，曾建议实行选乡保、练民兵、旌孝节、重学校、开水利等措施，因而政教大行。李塨后来回忆说：“塨比岁为杨慎修敦请西行，幸其虚怀听受，甚获民心。关中学者，颇可晤语。上而当道，下而草泽，皆有虚伫，吾道粗明粗行。两次东旋，官绅士庶送者填途。”五十四岁时，他又到济南，任知府幕僚，不久即归。六十岁时，被选为通州学政，上任后不久，因病告归。在他六十一岁和六十二岁时，为了讲学会友，传播习斋学说，又曾两次南游。

李塨与颜元一样，强调真正的儒士必须“内外并进”，一方面律己要严，一方面以经邦济世为己任，不过，在个性和处世方法上，他二人也有不同之处。习斋性格高尚，不出，不交显贵。恕谷则为人豁达，广泛交友。习斋一介不取，廉洁自守，恕谷则受馈甚厚，力田致富。有一次，恕谷将入京会友，习斋对他说：“勿染名利。”恕谷答道：“非敢求名利也，将以有为也。先生不交时贵，塨不论贵贱，惟其人。先生高尚不出，塨惟道是问，可明则明，可行则行。先生不与乡人事，塨于地方利弊，可陈于当道，悉陈之。先生一介不取，塨遵孟子：‘可食则食之’，但求归洁其身，与先生同耳。”恕谷晚年，家道富饶，有人议论他“力农致富’，他说：“非以求富也，聊以自守也。平生志欲行道，今年已迟暮，知无用矣，故遁迹田园。胼手胝足，则雄杰之余勇也。不稼不穑，胡取廛囷，则风人之退守也。”李塨自六十四岁以后，大部分时间在乡间从事著述，与外人很少交往。

他订《拟太平策》，自称“一生总结是书”，在自序中说：“今幸太平之世，明四目，达四聪，令士皆得陈言。而不思治平之策，则有负于儒矣，非为天下之义矣！”雍正八年（1730年），李塨已七十二岁，直隶总督多次聘请他出任《畿辅通志》总裁，李塨推辞不掉，便到保定府莲花池馆内任职，亲撰畿辅通志凡例。不久，又以病归里。

李塨像(2张)李塨七十四岁时，知病将不起，自作墓志。次年正月病逝，时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谢世前曾作绝命诗一首：“情识劫年运足伤，北邙山下月生光。九京若遇贤师友，为识滔滔可易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