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公五年（公元前718年）春季，鲁隐公打算到棠邑（今山东鱼台西南）去观赏捕鱼。臧僖伯进谏说：“凡是一种东西，不能够用来演习大事，它的材料不能够用来做器用，那么，国君就不要去理会它。国君的职责，就是使人民的行为符合法度与礼制的规定。所以，用讲习大事的行动来检验法度的差等，就称为法度；用材料来表明器物的文采，就称为礼制。既不合乎法度，又不合乎礼制，这就称为乱政。乱政屡次出现，就是导致衰败的原因。因此，春猎称蒐，夏猎称苗，秋猎称狝，冬猎称狩，都是为了在农闲的时间用这些方式来讲习大事的。

每隔三年，还要出兵演习，(并借此来检验成果)演习完毕，再整治队伍回来，到庙堂里饮酒庆贺，祭祀祖宗，清点军用器物。彰显器物车服旌旗的文采，分清贵贱的区别，辨别等第伦次，安排少年和老人的顺序，这都是为了熟悉这种表示威仪的礼制的。如果鸟兽之肉不是用于祭祀，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是用于军用器物，国君就不用亲自去猎取，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至于山林河湖的物产，把它们取来做日用品。但那是贱役的小事，有关官吏的职责，不是国君要亲自过问的。”鲁隐公说：“我要去巡视边境。”于是前往棠邑，在那里陈设捕鱼的器具，加以观赏。臧僖伯托病，没有随从前往。

同年12月，臧僖伯去世。 回想臧僖伯的忠诚严正，鲁隐公颇为后悔，下令将其丧礼“加一等”，以示褒奖。

史官记载说：“鲁隐公在棠邑陈设捕鱼器具。”意思是说，鲁隐公这一行动不合礼法，并且讥讽他跑到远离国都的棠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