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求学

吴大澂是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祖籍安徽歙县。生于清道光十五年五月十一日（1835年6月6日）。为吴立纲次子，幼承庭训，复受教于外祖父韩崇，又为经学家俞樾、陈奂弟子。

声震朝野

吴大澂青年时代，“即慨然有经世之志”。同治元年（1852年），他入京师应京兆试，曾上书条陈时政。同治七年（1868年），中戊辰科进士，散馆后授翰林编修。曾参与直隶赈灾。同治帝大婚，典礼繁缛，他疏请裁减工费，被认为“以一词臣，言人所不敢言”，其风采震动朝廷。

同治十二年（1873年），吴大澂被简放为陕甘学政。是时，同治帝想要修复圆明园，他认为时事艰难，上疏谏止。

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陕西大旱，吴大澂奉旨襄办赈务，亲往灾区查勘。事毕后，他被左宗棠、李鸿章和曾国荃等重臣交章举荐。翌年（1878年）授河南河北道。

由于河南连年灾荒，饥民遍野，多以极低价格将耕地出卖，暂度目前，或远走他乡；后到年丰时，返归故里，虽欲赎回而不得，以至讼案累累，州县官吏多置之不理，致使贫民无地可种，失去生计。吴大澂到任后，亲自审理贫民赎地案件，帮助众多农民以原价赎回土地。河南省农民又苦于徭役，武陟县车马差费积弊尤深，他亲往调查并予以裁减，由原来的每亩摊派三百文改为每亩五十文，使当地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他在河南颇关怀民间疾苦，居官亦较为清廉。莅任之初，下级官吏献上例规，他却而不受。

整饬边防

吴大澂画像光绪六年（1880年），清廷授吴大澂三品卿衔，命他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宁古塔、三姓、珲春等东陲边务。他抵省城（今吉林市）后，即与铭安建议，改原有八旗兵，废除世袭制，改为招募制，共建防军马步13营，5000人。次年防军增至9000人，后统称靖边军。防军一切营制均仿照湘淮各军，并参用直隶练军章程，兼用当地民勇等。在三姓、珲春各处兴筑炮台；为防御俄国从水上入侵，还创建图们江、松花江水师营。又于“起珲春迄三姓，旁达密山，相土为宜，募民开垦”。招垦范围广泛，且规定许多优惠政策。为给垦民、商旅和军队提供方便，光绪六年（1880年）底，修筑从宁古塔至吉林省城长达600里的大道及北、东线大道，建有百余座木桥，同时还增加许多驿站，加强了边疆的防务力量。随着土地开发，人口亦不断增加，出现了一些城镇。

吴大澂是文士出身，嗜好古文字研究和金石考据，但也热心时务。光绪七年（1881年），他奏请在吉林省城创设机器制造局，利用当地煤、铁、铅矿，制造枪支、火药和子弹，以武装防军。为办兵工厂，他奏请从津、沪等处机器局抽调通西学的人才来吉。以后，他还亲自验收工程。此时，吴大澂升任太仆寺卿。

在吉林，他除筹划屯垦、练兵及办厂外，还招抚了啸聚山林、盗开金矿的韩效忠一伙，为清廷除一隐患，边境得以安宁。

处置朝务

吴氏家藏吴大澂像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吴大澂与朝中一批御史言官激烈主战，反对向法国妥协，成为“清流派”的一员。他提出援台（台湾）十策，又自请抽调所练防军至广西前线筹办边防。不久，清廷命他充任会办北洋事宜大臣，驻防乐亭、昌黎，以稳固京东门户。是时，吴大澂先由太仆寺卿迁太常寺卿，继而又晋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当年冬，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日本欲乘机挑衅，干涉朝鲜，清廷乃命吴大澂率兵乘轮船赴朝查办。日本驻朝使臣井上馨向朝鲜左议政金弘集逼索巨额兵费。吴大澂闻讯，率兵至议政院，当面指责金弘集，表示自己赴朝的使命。井上馨也为之气馁，不得不减索兵费而去。这一果敢行动帮助朝鲜抵制了日本的要胁。

光绪十一年（1885年），吴大澂奉命协助李鸿章与日本使臣商议朝鲜事务。在天津与日使谈判时，为抵制日本控制朝鲜的阴谋，他自拟条款，提出“朝鲜本国如有乱党滋事，该国王若请中国派兵弹压，自与日本无涉”，与日使伊藤博文所拟条款相对抗。无奈清廷当政者昧于时势，缺乏远见，没有采纳他的主张，反而屈从日本的压力，在《天津会议专条》上写明：“将来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专条的订立成为此后日本挑起侵朝、侵华战争预伏祸机。

勘界谈判

光绪十一年（1885年）底，吴大澂奉诏同宁古塔副都统容山、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与俄国使臣重勘东部边界。是时，俄国侵占珲春黑顶子地方中国领土已有多年，当地官吏从未过问。吴大澂在帮办吉林边防时，亲往珲春查勘，发现“土”字界牌有误，与中俄《北京条约》不符，黑顶子地方确在中国界内。乃与俄国边吏力争，并奏请朝廷速派人与俄使勘界，防止俄国进一步扩张。经吴大澂、依克唐阿再三辩驳，据理力争，终于达成协议。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10月12日正式签订《中俄珲春东界约》及《中俄查勘两国交界道路记》。

光绪十二年宁古塔副都统容山令人为吴大澂墨迹所刻驻马石光绪十二年（1886年），吴大澂任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在岩杵河同俄国代表进行勘界会谈。经吴大澂、依克唐阿再三辩驳，据理力争，终于达成协议。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10月12日正式签订《中俄珲春东界约》及《中俄查勘两国交界道路记》。含补立“土”字牌，添立“啦”、“萨”、“玛”字界牌和一至十八记号；收回黑顶子；争得图们江口通航权等，从而捍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矗立在珲春市区的龙虎石刻及具清代建筑风格的五角碑亭，就是珲春人民为纪念吴大澂谈判胜利而建立的。石刻正面篆书阴刻“龙虎”二字，左下竖刻“吴大澂书”，字体流畅，气势磅礴。吴大澂于谈判期间曾多次书写“龙”、“虎”二字，抒发其“龙骧虎视”的大无畏的爱国精神。

光绪十三年（1887年），吴大澂调任广东巡抚，又同葡萄牙强占澳门和香山七村的侵略活动作斗争。

宦海起落

光绪十四年（1888年），惠州发生水灾，吴大澂前往赈济。适逢郑州黄河决堤，清廷令其署理河东河道总督，前往治河。吴大澂到任后，督率工役补筑堤防，工程克期完成，“支用省约余原估银六十余万。”又请设河图局，绘制三省黄河全图，以为今后治河之用。治河功成后，清廷实授他为河道总督，赏头品顶戴，加兵部尚书衔。

光绪帝亲政后，吴大澂疏请尊崇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的称号、礼节，触怒慈禧太后，遭到责斥。恰因其母病逝，吴大澂回籍守制，得以免祸。

光绪十八年（1892年），吴大澂被授为湖南巡抚。其时，湖南茶叶外销，因汉口英商压价，连年亏折。吴大澂上奏清廷，因湘省别无公款可以挪用，拟借外款在汉口设督销局，经营湘茶出口，包运包销，借以抵制洋商操纵。部议批驳，未实行；他抚湘期间，在省城创设课吏馆，用意在使候补官员“讲求居官理事，研习吏治刑名”，吏员每月交文章一篇，第其等差酌给奖资。但实行以后，月课流于形式，且多弊端，未能起到认真考核官吏作用。

光绪二十年（1894年），吴大澂继前任巡抚张煦等设南洲厅治之议，呈请清廷批准南洲厅建置设官等事。

暮年兵败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将要爆发，朝廷尚在和战间摇摆。军机大臣翁同龢倾向主战，私下询问吴大澂的看法。吴大澂“浅于尝敌，未经战阵”，过于信任湘军宿将李光久、魏光焘、余虎恩辈”，于是自请督率湘军奔赴前线。战争爆发之后，吴大澂受命率部北上，驻山海关。战事初开，淮军在前线迎敌，连连溃败。日军渡鸭绿江，又连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地。清廷鉴于淮军屡败，乃起用湘军。十二月初二日（12月28日），命作为湘军领袖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旋又以吴大澂和宋庆帮办东征军务，率兵援辽作战。

吴大澂画像，杨鹏秋绘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初二（1895年1月27日），吴大澂率新老湘军出关，抵田庄台。当时清军三次反攻海城尽皆失利，吴大澂乃与黑龙江将军伊克唐阿、吉林将军长顺、四川提督宋庆等合兵，以图再次反攻海城。清军兵力共百余营，多达六万余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心志不一，互不配合。吴大澂名为帮办，却无法指挥全军。诸将多“拥兵据要害，徘徊观望”，不肯出力决胜。归吴大澂节制的军队只有二十营，而他所率领出关的湘军将领又多系庸劣无能、贪生怕死之徒。被调遣时，“迟不赴命”。亲军统领刘树元临敌“诓怯不前”，炮队统领吴元恺闻战“相率而退”。此外，吴大澂本人虽有报国热忱，颇为自负，实则“轻脱喜谀，贪而无实”“言大而夸，不谙军旅”，缺乏作战经验，不到前线了解敌情，却幻想以大话吓退敌人。他把一切事务委诸其门生、户部主事晏安澜。晏安澜身为前敌营务处兼督办操事，却同样不通兵事。正在吴大澂等集中兵力反攻海城之际，日军攻占鞍山，继以“佯攻辽阳，实取牛庄”的声东击西战术，袭取防务空虚的牛庄。吴大澂急由田庄台奔石山站。其部将有人建议：“倭人得到牛庄，定然不守，应当直扑宋庆军，估计海城的倭人应该已经倾巢而出了。我军今夜乘虚回捣牛庄，一定得手。若能夺回牛庄，可以长驱直捣海城，纵然未必能克城，倭人也定将回师，可以缓解宋庆的危急，这是所谓的‘出不意，攻必救’啊。”吴大澂不听，丧失了有利的战机。但攻占牛庄之日军确已于当日大部开出，清军若能采取避实就虚反攻牛庄的策略，或能使形势稍加好转。吴大澂夜奔石山站，向刘坤一求援。刘坤一在山海关先是拥兵不动，此时仍拒绝发兵救援。宋庆率大队自营口往田庄台，日军又很快占领营口，两日后再陷田庄台。吴大澂率众退往锦州。

六日之内，清军连失三座重镇，一败涂地，关内为之震动。吴大澂惭愤不已，企图拔剑自裁，为部下所劝阻，于是自叹道：“我确实不能统军，应该自请朝廷严议。”二月二十一日（3月17日），清廷发出上谕，以吴大澂“身为统帅，徒托空言，疏于调度”，撤去其帮办军务职，令来京交部议处。不久后又将他革职留任，不久后被开缺。

黯然辞世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降旨将吴大澂革职，“永不叙用”。此后，他与弟弟吴大衡等创立义庄。又为生计所迫，曾任上海龙门书院山长，授徒自给，还变卖个人所藏字画、碑帖、古铜器以补日用。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1902年3月6日），吴大澂辞世，时年六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