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经历

洪仁玕（原名谦益，号吉甫）于1822年2月18日（道光二年正月二十七）出生在广东花县官禄婶村，比他的远房族兄洪秀全小九岁。两个人形如亲兄弟，而且洪秀全还有可能在私塾里做过洪仁玕的先生。洪秀全生瘴病的时候，当时十六岁的洪仁玕便是拜访洪秀全的人中最虔诚的一个（这解释了为什么多年过去，洪仁玕仍然可以凭借他当时的个人印象，描述族兄的精神状况） 和他的族兄一样，洪仁玕也是屡试不中，随后在乡里私塾教书，同时自修儒家经典、文学、药学和历史。

1843年，二十二岁的洪仁玕与另一名亲戚冯右山一起由洪秀全施洗，皈依了这种新型的基督信仰 洪仁玕热心地追随较他更为年长的两位亲戚，开始狂热地捣毁家中的孔子像以及私塾里的孔子牌位。当然，他也因此受到村人的责罚，还被自己的哥哥在家中毒打。一年后，当洪秀全和冯云山从村中出走时，家族里的长者禁止他追随洪、冯二人（洪仁玕的供状中说，其原因是他尚有年迈老母）。这位年轻的信徒于是便在邻近的清远县教书，并且在那里不断传播新的信仰，在之后的几年内成功地发展了五十多名信徒。洪仁玕所在学塾的孔子牌位并没有被捣毁，据韩山明所说，是因洪仁玮“小心软弱，竟听友人之劝，许其学徒拜奉孔子，惟其自己则不拜而已”。’但是在学生宗教信仰的皈依问题上，他从施以高压到耐心劝诱，虽然从一方面而言有其在官禄埼的经历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他作为政治家的优秀才能在革命运动早期的体现，他与生俱来的适应现实环境以达成目标的能力，与他堂兄的那种坚毅固执不同，这种能力也是他作为太平天国的领袖大为成功的原因号在意识形态方面，洪仁玕是族兄忠诚的信徒，毫不动摇地专心于革命运动，并且完全赞同族兄的宗教理念。他们在认识上的相同点，得益于二人在1845-1846年间常有的促膝长谈，那时洪秀全正从广西回到家乡；也受益于1847年春天，两人一道到广州去见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一此后，洪仁玕在清远教书，而洪秀全则在广西准备发动起义，一年之后二人方得再见，那时候洪秀全已返回家乡，与冯云山最后商定举事的细节。

1849年夏天，洪仁玕仍然囿于教书的义务和家庭的责任，未能参加起义，但是他为洪秀全和冯云山资助了盘缠，并向他们承诺，一旦有机会就会尽快追随他们。

1851年的早些时候，机会来临了。洪秀全派来护送他自己和冯云山的亲属到广西营地的第二位密使江隆昌来到了官禄埼。洪仁玕这一次做出了回应，带着大约五十多人一起出发，到了桂平县。当其他人发现太平军已然放弃桂平，并因此返回广东的时候，洪仁玕（化名姓侯）和两位随从自行出发追赶太平军，但是他们没走多远，就遇到了清军设卡阻截。与此同时，在花县，接到清朝统治者命令的士兵们正忙着刨开洪氏祖坟（破坏风水以扰乱洪氏一族的好运），在村落里肆意敲诈洪氏族人的钱财，而且大肆抢劫，以此来惩罚起义的领导者。留在村内的冯云山的家人，他的母亲、兄弟、幼子和叔父都被抓了起来，但是从广西折返的洪仁玕却成功地解救了冯的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子，把他们隐藏在清远的某处秘密所在-洪仁玕又从那里出发，试图逃过清军的巡弋搜索，与冯的长子（名芳）及侄子（名树）一起去广西，但是最终也告失败。到这个时候，包括他的妻子在内的冯云山的大部分族人都已经被捕，他的叔父也已死在狱中。冯云山的长子最终也遭到逮捕，可能和其他族人一起被处决。冯氏一族只有冯云山的次子和侄子侥幸活了下来。

咸丰二年（1852年）的早些时候，天王的特使江隆昌又一次出现，护送更多的亲属和信徒前往广西。但是由于他热心革命，并未完成护送任务，却在清远县纠集两百余革命者起事。江仅在广西参与过几场战斗，此外便毫无战斗经验，且并不知道愚勇冒进和准备不足的严重后果。在他的部队还没有完全集结投入作战之前，清军便将这场起义镇压，杀掉了江隆昌和在场的五名随从，并追杀了四十多名其他的与事者，最终还抓到了七十多名革命者（都被判处流放）：洪仁玕带着一伙族人赶来时，战斗刚刚结束，他们被当地乡民（可能是乡勇）抓捕，被双手反绑关押在一处屋内。当夜，洪仁玕挣脱束缚，并解开了其他六人的绑缚，带着他们逃进了山中。经过几日艰苦跋涉，他们来到了在另外一县居住的年长又善良的族人家中，然后被老人身为基督徒的孙子带到了一处安全的避难所。

流亡香港

咸丰二年（1852年）4月，洪仁玕与老人的孙子一起来到香港，在那里，洪仁玕被引荐给了瑞典巴色会传教士韩山明。他们就洪秀全、冯心山和其他太平军领袖的经历进行了一系列的长谈，后来，洪仁玕还给韩山明写了一份关于他自己和洪秀全生涯的简述。此后，洪仁玕化妆成算命先生，隐藏在东莞一处客家村落里，受到一个姓张的基督徒的庇护和招待。’他在那个客家村落化名教书一年多之后，于咸丰三年（1853年）11月又返回香港，开始热心地跟随韩山明学习基督教教义，并以教外国传教士汉语来营生。他于咸丰四年（1854年）受洗，加入了韩山明的教会。当年夏天，这位新入教的教徒前往上海，试图找到进入天京的方法。他的旅费由韩山明预先支付，而韩山明打算通过卖掉正在刊印的他与洪仁玕的对话录及洪仁玕手书，来回收这些旅费。很不幸的是，咸丰四年（1854年）洪仁玕离开后不久，书稿尚未出版之时，韩山明便去世了。

在上海，外国人拒绝洪仁玕搭乘他们的船只，后来，连占领上海的天地会也拒绝为这个陌生人说情，因为他既没有身份文件，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他所声称的与天王之间的关系。所有从上海进入天京的希望都破灭了。看到自己的计划受挫，洪仁玕便找机会进入了伦敦传道会兴办的墨海书院供职，并在其中学习天文学、数学和其他科学知识，引起了伦敦传道会教士麦都思、艾约瑟（Joseph Edkins）、慕威廉（William Muirhead）、杨格非（Griffith John）以及美国公理会教士裨治文等人的浓厚兴趣，并且与他们交好。所有这些人都对太平天国抱有同情的心态。

韩山文死后，他任伦敦布道师，学习天文，留心西方文化，通过学习，洪仁玕的思想认识达到了新的飞跃，他再也不是过去那个仅有农民意识的人，他已成为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在他脑海里，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用发展资本主义来改造中国的方案，这就是日后他的《资政新篇》的由来。咸丰八年（1858年），他离香港北上，于咸丰九年三月二十日（1859年4月22日）到达天京。这时正值天京事变之后，早期的领袖或战死沙场，或在内讧中被戮，翼王石达开又率兵出走，天王洪秀全猜忌异姓，朝中无人。天王倚重洪仁玕，不出一月，累累加封而至“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命他总理朝政。

辅佐秀全

洪仁玕受天王重用，很想有所作为。根据他对世界大势、西方文明的了解，写了一部《资政新篇》，进呈天王，主张接受西方文明，走西方强国富民之路。经天王批准刊行，成为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和珍贵典籍。

在《资政新篇》中，洪仁玕把他的政治主张分为“设法”、“用人”两个方面。“用人”方面，他提出“用人察失”，“禁朋党之弊”，主要是针对当时太天平国在内讧之后上下离心、信仰崩溃、信心涣散而言，意在加强中央领导权。“设法”方面，他提出“以风风之，以法法之，以刑刑之”三种方法，主张“自上化之”，革除腐败，而着重立法，并举英、美、法等国为例，要求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走富国强兵之路。此外，还列举了二十八条应兴应革事项，包括发展交通、办理邮政、开采矿藏，兴办水利，奖励制造，开办银行与保险，普设乡官乡兵，设立新闻官，建立公库和税务机关，严禁贪污，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奖励慈善事业，禁止迷信，禁止饮酒及吸黄烟、鸦片，禁止溺婴、买卖人口及使用奴婢等。他还主张与各国通商，在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允许外国牧师和科技人员来中国工作。他甚至提出：“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可以说，他是当时（不仅仅是太平天国，也是整个中国）最为了解西方、了解世界，开明、务实的思想家、政治家之一。洪秀全在多数条文下，都批示“此策是也”，命令“遵刻颁行”。但由于社会条件未趋成熟，又处在敌我对峙的战争状态而不可能付诸实行，只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典籍。 洪仁玕又撰《颁新政宣谕》《克敌诱惑论》《兵要四则》等文，合刊为《干王洪宝制》。

军事活动

在进入天京前，洪仁玕从未接触过军事，但干王、天朝精忠军师的重任，却使他成为太平天国后期军事的主要策划者。他到达天京时，正值长江上游军事吃紧，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正觊觎安庆，清钦差大臣和春、帮办军务张国梁统率的江南大营又以长墙、深濠围困天京，形势危殆。洪仁玕认为在此情势下，“必向湖、杭虚处力围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忠王李秀成用此计，与堂弟、左军主将李世贤分攻杭州、湖州。和春等果然分兵回救，诸将遂破江南大营，立解天京之围。

闰三月二十一日，洪仁玕又提议东进攻取长江下游的苏州、常州一带，然后回师西征，两路大军分由长江南北两岸进军，合取湖北，以稳定大局。四、五月间，太平军占领苏、常。八月，开始西征，初期进展顺利，但由于主帅陈玉成、李秀成决心不足，打到武汉外围后先后自动撤退，西征功败垂成。十月，洪仁玕在香港时的故交、中国第一个在美国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容闳到天京拜访洪仁玕，提出聘用各部行政顾问、创办银行、设立实业学校和陆、海军学校、建设一支良好军队等多项建议，洪仁玕表示赞同，但谓尚需与在外统兵者协议才可实行。容闳失望离去。

在修订天国历法、改革考试制度、办理外交事宜等方面，洪仁玕也作了重要贡献。

兵败身死

咸丰十一年（1861）一月，洪仁玕率军自天京出发，图解安庆之围。四月间，在安徽境内与清军多次交战，均失利，退守桐城。旋回天京，因安庆失陷被革职，不久复职。同治元年（1862）上半年，洪秀全因某事对洪仁玕不满，令其将所掌外交事务移交章王林绍璋。此时洪仁玕的权力已大不如前。五月，他率军赴援安徽宁国府（今宣城县），屡战不胜，宁国陷落。同治二年（1863），洪仁玕受洪秀全顾命，扶助幼天王洪天贵。年底，奉命出天京，催兵解天京之围，但各处军队多不应命。

同治三年（1864）四月，洪仁玕集合数处驻军，驻安徽广德州（今广德县）。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天京陷落，幼天王出城南走，洪仁玕迎入广德，旋随幼天王往湖州（今吴兴县）附堵王黄文金。幼天王仍以洪仁玕为军师。洪仁玕与黄文金筹议放弃湖州，赴江西会合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军，西上湖北，会合扶王陈得才大军，扰荆襄，取西安。七月二十七日，洪仁玕、黄文金等弃湖州西上，二十八日到达广德，转走浙江昌化县。时侍王等军已南下，消息隔绝。八月初五日，黄文金在昌化病死，军心渐散。洪仁玕奉幼天王南走，九月初九日到达江西石城县，当晚被清军席宝田部追袭，全军惊散，洪仁玕被捕，幼天王亦于九月二十五日被俘。洪仁玕被捕后作自述，表示当取法文天祥，为太平天国尽忠。十一月二十三日，洪仁玕在南昌被凌迟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