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

高罗佩高罗佩的父亲是驻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荷兰殖民军队的一位军医。高罗佩在印度尼西亚群岛最主要的岛屿——爪哇岛上度过了他的小学时光。父亲退役后，高罗佩全家迁回荷兰，定居尼曼根附近的毕克村，这是归国侨民喜爱的定居地之一，在这里，高罗佩就读于吉姆纳瑟姆（古典式中学）。那时，家中花瓶上的中文文字使他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中学时代，高罗佩已经开始了他的文学和学术生涯。在吉姆纳瑟姆学生自办的期刊上，他发表了关于热带生活的回忆文章；同时，他协助著名的语言学家C·C·乌兰贝克进行黑足印第安人（Blackfoot Indians）语言的词汇研究。乌兰贝克的研究成果后来由荷兰皇家科学院出版，他非常赏识高罗佩的工作，因而把他列为合作者，并继而推荐高罗佩研究梵语和比较语言学。

高罗佩1930年，高罗佩进入莱顿大学，选择汉学作为专业，那时汉学研究在莱顿大学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传统。1932年，高罗佩获得中文及日文学士学位和殖民法学士学位之后，决定去乌得勒支大学继续深造，乌得勒支大学已于20年代建立了东方学院。1934年，高罗佩以一篇论及12世纪米芾有关砚的论说的文章获得了东方研究硕士学位。其后不久，1935年3月7日，他在乌得勒支大学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这篇论文探讨了远东一带流传的司诉讼的马头神的情况。

高罗佩根据姓名中“古”和“罗伯”的对音，他给自己起了汉名高罗佩。他在莱顿大学时的毕业论文是《改善荷属东印度有关华侨法律条文的研究》，他的文学博士学位论文是《马明王源流考》。

外交生涯

1935年毕业后，高罗佩到荷兰外交界供职，作为助理译员被派往东京。在长达30多年的外交官生涯里，他先后供职于荷兰驻东京、重庆、南京、华盛顿、新德里、贝鲁特、吉隆坡的领事机构。

高罗佩在本职工作之余参加各种学术团体，并与在东京的许多中日知名学者建立了联系，他还经常去北京，结交了不少当地学者。他并不把自己局限于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还积极参与尝试士大夫们所擅长的艺术，如书法、篆刻、绘画、鼓琴等。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高罗佩不得不离开日本，他和其他同盟国外交官与日本驻外使节相交换。在东非和埃及，他被误作间谍而历尽艰险，几个月后他被遣送到新德里。1943年，他来到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在那里与荷兰公使馆人员会合，担任荷兰流亡政府驻重庆使馆一秘。当时的重庆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重庆的生活为高罗佩提供了许多学术研究的可能，因为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文化人由于躲避战火而云集于此，使他有充分的机会接触这些名流，为他全面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高罗佩研究琴(2张)战争结束后，高罗佩被召回荷兰并派往海牙。1947年，外交部又派他前往华盛顿。1948年，他被再次派往东京，为期三年。在此期间，他节译了一部中国清代无名氏的小说，这部定名为《狄公案——狄公破解的三桩谋杀案》（东京，1949）的小说描写了唐朝法官狄仁杰（630—700）的故事。这部书为他自己的狄公小说提供了蓝本，同年他就写出了其中两部。

在新德里的短期工作之后，高罗佩重返荷兰。此时，他已经晋升到外交官员的最高职衔。1956年至1959年，他担任荷兰驻黎巴嫩全权代表，1959年至1962年，他以荷兰驻马来西亚大使的身份在吉隆坡居留。1962年至1965年，他再次回到荷兰，此间他在行政职务之外又与乌得勒支大学签约讲授“印度以外其他佛教地区的文化史”。1965年，他以驻日大使的身份第三次派驻东京，但是这次他没能完成任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