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子弟

陈氏兄弟旧照清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七日（1890年7月3日），陈寅恪生于湖南省长沙府（今长沙市）。他出生时，祖母黄氏因其生值寅年，故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父亲为陈三立，母亲为俞明诗，均通晓诗文。陈寅恪曾自述生时“先祖拟以鹤寿字余”，但“此字未曾使用”。

陈寅恪的祖上原居福建上杭，属于客家系统，到六世祖陈腾远才由闽入赣，定居当时的义宁州竹里（今属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学者因陈寅恪的籍贯而称其为“义宁先生”。

陈寅恪出身世家，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长兄陈衡恪（陈师曾）都是当时的名士。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当时，他对《说文解字》及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之学，极用苦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陈宝箴去世，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寅恪在其中学习，“终日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

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留学海外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陈寅恪与陈衡恪随母舅俞明震（受委派到日本视察学务）东渡日本。四月，回南京。

1904年，留日的陈隆恪、陈寅恪、陈衡恪（左起）光绪三十年（1904年），陈寅恪二兄陈隆恪考取官费留日。初冬，陈寅恪跟随二兄同赴日本，在某校跟班进修（关于此年陈寅恪第二次赴日，陈寅恪本人晚年回忆说是与陈隆恪一同考取官费留学，但亦有人披露他其实是以“亲属滞在”理由赴日，日本外务省的签证时间是半年，并不准延期，故陈寅恪在当地的小学借读半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因足疾回国，次年插班考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

宣统元年（1909年）夏，陈寅恪自复旦公学毕业。秋，由亲友资助赴德，考入柏林大学。宣统三年（1911年）秋，入瑞士苏黎世大学。民国元年（1912年）春，因资费不足，由瑞士暂时归国。次年（1913年）春赴法，就读巴黎政治学院。

年轻时的陈寅恪民国三年（1914年）春，江西省教育司司长符九铭电召陈寅恪回江西南昌，阅留德学生考卷，并允诺补助其江西省留学官费。民国四年（1915年）春，至北京，曾担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三个月左右的秘书。次年（1916年），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陈三立旧交）延聘陈寅恪至湘，供职于湖南交涉使署。在此期间写有《琐窗寒》《破阵子》《浣溪沙》三词，发表在《东方杂志》。

民国六年（1917年）冬，陈寅恪经由上海赴美，入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二年。民国十年（1921年）秋，赴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当时国内时局动荡，江西省教育厅官费一时停寄，此数年间，陈寅恪在德生活至为艰苦。

执教清华

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毕业证书民国十四年（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北京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四大导师”（一作“四大教授”，“导师”中还有加上李济的情况）。陈寅恪因为经济拮据，先预支了清华薪金，才由德国归国。归后，他因父病暨母兄葬事请假一年，第二年秋始到清华任教。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上海与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结婚。二人育有三女。

民国十八年（1929年），陈寅恪在所撰“王观堂先生（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

1934年，陈寅恪（左一）一家在北京中央公园的全家福民国十九年（1930年），清华学校易名为清华大学，陈寅恪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为中文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开专题课，如“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在此期间，陈寅恪注意研究佛经之译本，并以高丽藏本校梁慧皎《高僧传》。还曾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颠沛流离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直逼平津。正在北京就养的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在与兄弟数人治丧完毕后，陈寅恪离京转津南行，11月下旬才到长沙，因为当时清华拟议迁往长沙。未几，时局变化，清华大学临时校址又决定迁往云南。于是陈寅恪再度携家南下，经香港转道云南。抵港后，因夫人唐筼心脏病发，暂时滞留香港。陈寅恪则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只身经滇越铁路去云南蒙自，到蒙自后即感染疟疾。未几，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遂在蒙自授课。才过数月，学校又归并为“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遂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由蒙自移居昆明，寓靛花巷青园学舍，而其家属则滞留香港达四年之久，搬家六次。

1939年秋，陈寅恪一家在香港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春，仍在西南联大授课，主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并为研究生开“白居易”课。当时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暑假后，离昆明赴香港，计划全家由香港去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被逼暂居香港。9月，重返昆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月，由昆明到达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由于夫人唐筼仍卧病香港，陈寅恪于暑假后再至香港，待机赴英，但没有成行，遂就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并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继许地山之职任中文系主任。

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陈寅恪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在5月5日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暂时任教于广西大学。翌年（1943年）8月，又由桂林启程北行，于11月抵重庆，因病滞留。随即转赴成都，因为全家患病，于年底才到成都，遂教于燕京大学。

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与忧患疾病之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供职岭南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因生活艰苦，营养不良，导致陈寅恪左眼失明。是年秋，牛津大学约请陈寅恪赴伦敦治疗眼疾，希望能痊愈，并留牛津讲学。于是由成都搭机去昆明，再经印度乘水上飞机去伦敦。抵英后虽经治疗，也无法复原。遂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离英归国，绕道美国，四月抵达纽约，原拟再试医疗，后听说美国名医也无良策，遂决定不登岸，只与赵元任夫妇及留美学生周一良、杨联陞等晤叙。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新林院52号院内大阳台（1947年）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0月，陈寅恪经南京转沪乘轮船返回清华。次年春，修改前在成都所草撰《元白诗笺证稿》。是年冬，天气寒冷，清华因经费不足，无力供应暖气，需要住户自理。陈寅恪不得不将所藏巴利文《大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用以购煤。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十月间，北平（北京）即将解放，陈寅恪携家避入城内，暂住于陈师曾家，又迁入中研院宿舍。第二天，又从南苑机场搭乘一便机往南京。在南京只住了一晚，又乘夜车赶往上海。在上海，接受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聘约，年末，乘秋瑾号轮船去广州，住进岭南大学西南区52号。到广州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屡次电催陈寅恪赴台，陈寅恪不往。在岭南大学，兼任历史、中文两系教授。

晚年及逝世

1950年冬，《元白诗笺证稿》线装本印成。1952年夏，陈寅恪迁居东南区1号楼上。是年，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名义取消，原中山大学迁入岭南大学校舍，陈寅恪继续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53年，开始撰写《论再生缘》。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开始，陈寅恪受到批判，遂不再教课，专力著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陈寅恪十分关怀，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1954年春，国务院派原在清华任陈寅恪助教的汪篯来广州，迎陈寅恪赴京，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陈寅恪辞谢不就，推荐陈垣代替。1955年3月，被选为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他同时还是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1960年7月还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晚年陈寅恪(3张)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陈寅恪。陶铸尊重陈寅恪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情况。1962年，他的右腿因跌倒骨折，陶铸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当时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陈寅恪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

在助手的帮助下，晚年的陈寅恪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别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陈寅恪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他的著作也成了批判的对象。助手黄萱与公家所派护士三人相继被赶走，仅自出资供轮班代替之护士一人得留。而抄家前后不绝。经此冲击，陈寅恪的身体更见虚弱。临终前，他嘱咐把他在广州的藏书全数赠送给中山大学图书馆。

1969年10月7日“晨五时半”，陈寅恪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在广州逝世，享年79岁。11月21日，夫人唐筼辞世。“文革”结束后，组织上为他作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晚年陈寅恪”图册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