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申初冬，余甲子寿。偶游冷摊，重价赎得两煨石，均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后人之物也。印迷得以自贺其寿，不啻如膺九锡。激奋半宵，摩挲于手不忍释。

一印为叶铭为丁竹孙所刊，此印则日本印人河井仙郎之妙刻。印主人丁仁友，为西泠印社创办人丁仁之原名。印文三字：“丁”字朱文，“仁友”白文。朱白兼文，汉印中有此例。此印之分朱布白，极为醒目，颇饶趣味。边款十二字：“辅之先生属作，日本河井仙郎”。其“仙郎”两字极为密迩，使人观之极易误为“馆”字，真巧矣哉。

19世纪20年代河井荃庐（右）在上海与吴昌硕（中）及其次子藏龛（左）合影

据叶为铭、秦康祥所编之《西泠印社志稿》：“河井仙郎，字荃庐，日本西京人。精仓史之学，工篆隶，善鉴别金石碑版。数游中国江浙间。曾入本社，受知於吴俊卿。刻印专宗秦汉，浑厚高古，金石家皆乐与缔交焉”。河井仙郎未来中国以前，即与吴有书信往来，“以请青诲”。来中国后，更执弟子礼甚恭。其弟子小林斗庵在西泠印社印周年时所撰文，有“我本人作为吴昌硕的孙弟子，被推荐为西泠印社的名誉社员，可以说是河井先生为我结下的翰墨之缘”。

河井仙郎此印未纪年，以余研究，大约作于1906年，即初次来杭之时。据所撰《西泠印社记》：“今、年春，薄游吴下，道出武林，乃得与叶、丁、吴、王、厉诸君把晤於印社，以抒积愫。评论印学，迨无虚日……丙年浴佛日，扶桑河井仙郎记於西泠印社。”丙午，即清朝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亦即西泠印社创立后两年。河井仙郎所撰文，为《西泠印社记》之第一篇。

印社前辈叶潞渊，以沙孟海书学院成立庆典来鄞，与余同居一楼，得时往请益。关于丁仁友改名丁仁事，据彼告知当在印社成立之初。叶公返沪后，寄下《石庐集印》两片，印面为“丁仁友”三字白文。边款称：“庚子六月八日拟汉铸印，昌硕”。据查庚子为光绪二十六年，由此中日两公印作，可知在1900至1906年之间，丁仁尚用仁友之名。

1997年春，日本京都教育大学教授、日本书论研究会会长杉村邦彦教授来杭，应中国美术学院之聘，讲授《近代中日书法文化交流史》。期间，承美院陈振濂教授之邀，余与西泠同社钱大礼亦各主讲一题。余讲课时出示日本印宗师圆山大迂与河井荃庐所作印原物，使在座之中外教授并各层次之学生皆感震惊。若论在日本篆刻史上之地位，则圆山大迂更比河井荃庐为显赫。日本篆刻家原用斜口刻刀，至圆山大迂渡海来华向徐三庚习印后，始将平口刻刀传人日本，引起刻法与印风之一变。

讲学结束后，曾同访嵊州之王羲之祠墓并宁波之沙孟海书学院。某次宴间，杉村教授忽问予：“圆山与河井二氏之印，尊意何者为尤爱？”余不待思即答曰：“河井因与余同籍西泠印社，有同志之雅，余特偏爱其印也。”翌晨，同散步于东钱湖畔。杉村教授尊容对余曰：“君之偏爱果然中窍。因河井所居毁于东京之大轰炸，人物俱亡。故其作品，即日本亦甚少，皆以国宝视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