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载抡依靠其父的余荫被封为辅国公爵位。宣统年间，在孙夫人的建议下前往欧洲各国旅游。1917年，奕劻去世，载抡分得黄金三千余两，此外还有珠宝、玉器、绫罗绸缎、皮货、古玩和字画等。他定居天津德租界，居住于一所纯日耳曼风格的宅子里。

载抡在天津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恣意挥霍。全家六口人，而佣人如汽车司机、厨师、花匠、当差的、保母却有二十余人，家里有中街大商店如天玉顺、祥泰文等的取货折子。可随意选购商品，每年三节清算，开支毫无节制。他一家都吸鸦片烟成瘾，爱过夜生活。久而久之，载抡染患神经官能症。在津医治无效，又到北京中央医院住院治疗，经过名医一年多的精心治疗，病情大为好转，遂把烟戒掉。回津后经调理，身体逐晰转弱为强，便重新开始了夜生活，吸起了鸦片，不到两年又患了精神分裂症，神智不清，哭闹不休，急就德美医院治疗，因多日不见效，又改在意大利医院治疗。后经朱作舟介绍其舅兄留法医学博士王祖德大夫来家治疗。后延请一位特别护士，专司夜间护理之职。如此调养了两年之久，夜间已不再需人看护，但仍需每日打针吃药。这样载抡再不敢吸食鸦片。

载抡不善理财，盲目投资于纱厂、矿山等处，银行存款受道胜银行倒闭之累而损失数万元之巨，因此生活渐感拮据。无奈于1936年将楼房售出，得价二十万元，另在英租界十号路（保定道）租得一幢旧式六楼六底二层楼房，大小共十余间房子，有卧室、书房、吸烟室、沐浴室等。1940年秋，他通过曹汝霖将北京庆王府邸以四十万伪联合币售与日伪某机关。此款由大、二、五房均分，各得十三万三千余元。分得此款，载抡便每天到舞场消遣作乐，他选中了夏慰君作舞伴，最初在场内跳舞，继而到他家作客。经人撮合，他一掷千金，将夏收为三房，在英租界德隆里（今汉口道）租房，金屋藏娇。载抡白天在35号路处理家务。晚间到德隆里安歇。三年后，夏慰君生了儿子，这样，她在抡府就有了地位，夏慰君进府后，载抡按旧王府侧福晋的称呼为例，命佣人们称其为“侧太太”。

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皇帝”之时，曾多次敦请载抡来东北，载抡以身体多病为由婉拒。1945年日本投降后，载抡却与国民党接收大员吴季玉及天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严家诰等军政要人过从甚密，乃至同吴、严结为拜把兄弟。天津解放前夕，载抡在严家诰的怂恿下南逃香港，住在吴季玉家，后住夏慰君母家，不久即在香港染病。天津解放后，夏慰君将其接回天津，但病情没有好转，1950年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