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饰历史源远流长，华服在海内外闻名遐迩，传统服饰更是影响力巨大，现在我们还能在朝鲜、日本、越南等诸多东南亚国家中照见当时光辉的历史模样来。透过这些现象，抑或穿越绵绵的历史长河，我们却鲜少看到“白色服饰”的流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白色服装属于“素”服，早在周朝就有办丧礼身穿“素服”的做法，“素服”和“斋前吃素”一样象征着人们对鬼神的敬畏。白色也就此被人看成是凶丧的征兆。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却特立独行，是个例外。
据说，白色服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引领者是三国时期大名鼎鼎的曹操。这位枭雄患有头疼的顽疾，戴什么帽子都觉得不舒服。一天，他试戴北边的胡人一种叫“帢”的白色便帽，觉得舒适很多。于是习惯戴它。有了曹操这样位高权重的领导者倡导，白色便帽很快在军中流行，不久又席卷到文士中间。到了西晋末年，士人加以改进，把原来帽子前边的横缝去掉，又加了一根带子，套在下巴，使其不易掉落。这种帽子的名字叫做“无颜帢”。后来，随之白纶巾也流行了起来。《晋书.谢安传》中载“万著白纶巾，鹤氅裘，履版而前，既见，与帝共谈移日”，这是描绘官员戴白纶巾进宫的情景；晋人张敞撰《东宫旧事》载“晋朝太子大婚，新人身着白縠衫，白纱衫，或白绢衫，系紫结缨”，这是记录白衣应用于婚礼上新人新衣的情景；《陈书•儒林传•贺德基》中载：“德基少游学于京师，积年不归，衣资罄乏，又耻服故弊，盛冬止衣夹襦绔。尝于白马寺前逢一妇人，容服甚胜，呼德基入寺门，脱白纶巾以赠之”，这一段文章说明了南北朝后期，白纶巾已经是一般人家的家常衣物，而非特意临时制作。
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除了曹操这个“大明星”的引领作用外，与其时代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由于汉末魏晋六朝是个战乱苦难的时代，所以在当时儒教不兴，而以经学至上。受老庄“以无为本，返璞归真”的影响深刻，人们的精神极为自由、思想也非常解放，有追求清新淡雅的风尚。正如美学家宗白华所说，“晋人的美感和艺术观，是以老庄哲学的宇宙观为基础，宜于简淡、立远的意味”。对此我们其实早有体会，大家熟悉的东晋大文学家陶渊明《田园故居》一文，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这种简淡思想。由于他们对简淡的挚爱，所以他们在穿着上不拘一格，甚至以白为美了。
此外，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还与当时的经济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白衣”从政治学角度讲，最多是指“布衣”，用来指代平民老百姓。魏晋南北朝时期“白衣”一词却非常丰富，除了指平民老百姓外，还有商人之意，如三国时，东吴大将吕蒙在偷袭关羽时，“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舳舻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吕蒙传》）；也作为“官职”之名，“右从第八品下：诸开府令史、祀官齐郎、白衣臣。”（《魏书•官氏九》），“苏峻作逆，（庾）翼时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领及数百人，备石头。”（《晋书》）等记载都能说明。纵览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籍，“白衣领职”现象更是俯拾即是，如“（陶）侃惑之不进。无何，贼至，果为所败。贼钩侃所乘舰，侃窘急，走入小船。硃伺力战，仅而获免。张奕竟奔于贼。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领职。”（《晋书•陶侃传》），又如“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书张彝引兼殿中郎。高祖将为齐郡王简举哀，而昭乃作宫悬。高祖大怒，诏曰：“阿倪愚騃，谁引为郎！”于是黜彝白衣守尚书，昭遂停废。（《魏书•昭成子孙》）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知道”白衣领职”其实是一官名，而且是不好的官名，专门针对犯错的官员，说到底其实是一种行政处罚手段，带有诫勉的意味，督促官员临阵抗敌、严肃官场纪律、净化官场作风、促进官员勤廉。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影响，于是，中国历史上出了这么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服饰上的应用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可堪称为一个“大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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