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历史渊源

楚国，帝颛顼高阳的子孙在南方建立的诸侯国。《史记 楚世家》: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楚王族属于华夏。楚人先祖鬻熊辅佐周文王灭商有功，周成王念其功劳，封鬻熊曾孙熊绎为子爵，建国于丹阳，领地50里。

楚国全盛时的最大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北、湖南全部、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山东、上海、浙江的部分地方。

存在起讫公元前1042年~公元前223年

文 化

楚文化(以商周文明为核心)

重要郡县

长沙、申、息、苍梧、滇、洞庭

少数民族

庸、巴、陆浑、百濮

爵 位

子爵(周封) 王爵(自封)

主要民族

华夏族(汉族别称)

战略郡县

汉中 上庸 黔中 江东 淮北 巫郡

首 都

丹阳、郢、鄀、鄢、陈、矩阳、寿春

统治中心

湖北

主要城市

宛、叶、许、重丘

楚长城

方城

享 国

819年(前1042年~前223年)

重要宫殿

章华台、楚王城、兰台宫

政治体制

君主制

国 姓

芈姓熊氏

简 称

楚

重要文学

《离骚》、《道德经》

官方语言

楚语(上古汉语的一种方言)

基本信息

楚国，又称作荆、荆楚，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楚国祖先族姓芈，熊氏。最早兴起于古丹淅之地（今河南省淅川县东南部，淅川丹江口水库现存大量楚贵族墓）的楚部落，灭于秦国。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北全部、湖南、重庆、广东、安徽、江苏、河南、江西部分地方。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氏。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颛顼帝后第五代吴回，是帝高辛氏的火正（火官），主管天火与地火，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祝，大也；融，明也）。其部落分布在商都朝歌的南方（今河南新郑一带）。吴回之子陆终，生有六子，幼子曰季连，芈姓，是楚之先祖。季连之后曰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其曾孙熊绎，当成王时，封为楚子（意为楚地的子爵）。据《世本》、《古今姓氏书辩证》及《元和姓纂》等所载，黄帝的子孙在商末有个叫鬻熊的，很有学问，做过周文王的老师。其子事文王，早以卒。曾孙熊绎以王父字为氏，成熊姓。周成王分封先王功臣时，封熊绎于丹淅之地，建都于丹阳（今河南省淅川县），建立了楚国。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一度强大起来，一路南征，灭掉了随国（今湖北随州），迫使随侯投降。熊通因此在前704年自称为王（后諡武）。被楚国消灭的小国还有古麋国（湖北郧阳、房州一带）、卢国、罗国（湖北襄阳、荆门一带），一路向南征伐百苗等大小诸侯国，成为华南的霸主。公元前223年，楚灭于秦。楚君的后人多以熊为姓，称为熊氏，史称熊氏正宗，即江西熊氏。 今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的大熊湾（无杂姓）和小熊湾（有杂姓）的熊氏为南北迁移时由江西迁至于此地。

楚人来源 西汉史家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记载西周初期楚人领袖熊绎：“当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此一论述认为商末周初，楚先人祝融的后裔从北方迁徙至“丹阳”。这是楚人首次自中原进入湖北省内，也是楚国首次得到周王室的正式承认。

据考古学家刘玉堂、王红星、高崇文研究，古“丹阳”位于丹水和淅水交汇之处（今河南省丹江口水库淹没区），因处丹水之北，故称为丹阳。

楚人出自黄帝（或以黄帝为先祖的部落集团)，这在我国古代重要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史记·五帝本纪》又说：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

《世本》、《大戴礼》亦为此说。楚国诗人屈原在其《离骚》中一开始就自称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司马迁博览群书，广采传说，对楚人先祖之考证，应该是可信的。

屈原是楚宗族后裔，对祖先的认定，应该是郑重的，他本人对自己出自颛顼之后，更是充满了自豪之情。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大体处于由氏族制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生产的扩大与发展，原来狭小的民族组织必须被突破。楚王同宗贵族屈原，在《离骚》中明白地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史记·楚世家》中楚灵王也说过：“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高阳是黄帝孙，昆吾为夏伯，楚王室的族源为华夏族，当是有史籍为证的。

文化成就 战国时期，楚国艺术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音乐、舞蹈、绘画与雕刻等方面。

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楚国设置了乐官，专门掌管音乐事务。如楚郧公钟仪世代世袭“伶人”一职。钟建被楚昭王任命为乐尹，乐师扈子也是以司乐为职的乐官。在乐官的管理下，楚国的音乐水平是很高的。楚国乐器种类齐全，有钟、磬、鼓、瑟、竽、笔[竹/虎]、排箫等。这些乐器在湖北、湖南、河南各地战国楚墓出土的乐器实物得到了印证。

中外闻名的擂鼓墩1号墓所出土的一套，即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65件，除去楚王[今/酉]章外，其余均可供演奏。这64件，包括钮钟19件，甬钟45件。钟与钟钧附件及钟架上，均有铭文，共2800多字。铭文记录了曾、楚和华夏各国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相互对应关系。其中涉及的音阶、调式、律名、阶名、变化音名、旋宫法、固定名标音体系、音域术语等方面，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先秦楚国乐学的高度发展水平。铭文中列举了曾国与楚、周、晋诸国和申地之间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对应关系。其中共计律名28个。

楚国是南方的民族融合中心，楚国音乐亦表现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点。《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下里巴人》当为楚人、巴人杂居地区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们演唱起来，简直是载歌载舞，场面十分热闹。其余歌曲，由于难度较大，人们能演唱的也逐渐减少。这一记载，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楚国这一音乐之邦，在音乐发展中，允许夷夏并存，雅俗共赏，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楚人的开阔胸怀和融夷夏为一体的开放精神。

舞蹈是和音乐相伴而来的。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辞章句》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巫舞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舞蹈，在楚国一直长盛不衰。屈原笔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

楚国宫廷乐舞不同于民间乐舞，表现场面要大得多，当然也就要豪华得多。如《招魂》所写：“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被衣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竽瑟狂会，搷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大招》所写：“二八接舞，投诗舞只。叩钟调磬，娱人乱只。”另外，由于随着各国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国宫廷乐舞中也广泛地吸收或引进了各国各地的乐舞，成为楚国乐舞的一大特点。如《招魂》所写：“二八齐容，赵郑舞些。”“吴[俞欠]蔡讴，奏大品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大招》所写：“代奏郑卫，鸣竽张只。”各国各地乐舞同时表演，竟到了“四上竞飞，极声变只”(《大招》)的地步。

无论是民间的巫舞或宫廷乐舞，它都特别讲究舞蹈者线条美、律动美。如《招魂》、《大招》多处说到“姱容修态”、“长发曼鬋”、“丰肉嫩骨”、“容则秀雅”、“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长袖拂面”、“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可见楚人是追求修长细腰之美的，否则舞蹈起来，是不可能达到“偃蹇”、“连蜷”的效果的。1941年在长沙黄土岭战国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绘人物漆奁，共绘有11个舞女，其中二人长袖细腰，翩翩起舞，其余8人或静坐小憩，或一旁观赏，1人挽袖挥鞭，似在指挥，也全都长衣曳地，面清目秀，体态轻盈。这件漆奁生动地展现了楚国集体舞蹈的场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楚国的绘画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画、壁画与漆画等。《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是迄今所见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幅帛画，是“早期国画的双璧”《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画中一妇人侧立，高髻细腰，宽袖长裙，雍容富贵，合掌作祈祷状。妇人头上，左前画有一凤，作飞翔状；凤对面画有一龙，作腾升状。《人物御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正中画一男子，侧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长剑，立于巨龙之背。龙昂首卷尾，宛如龙舟。龙左腹下画有一条鲤鱼，龙尾画有一立鸟(似鹤)。男人头上方还画有华盖一重。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连华盖上的缨络也迎凤飘动。整个画面呈行进状，充满了动感。这两幅帛画，基本上运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涂，人物则略施彩色。画面布局精当，比例准确。线条流畅，想象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楚国先王宗庙及公卿祠堂，有大量壁画，壁画主要内容是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和古代圣贤、怪物。江陵天星观1号墓椁室的横隔板上绘有画。另11幅彩绘壁画，所绘为菱形、田字和云纹等几何形纹样。

楚国漆器业发达，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绘画，成为我国古代独特的艺术珍品枣漆画，如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了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了绘有图案的漆奁、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案的漆箱和绘有人、物的鸳鸯形盒等。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漆奁上的《迎宾图》，绘有众多的人、物，堪称楚漆画中的奇葩，在我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幅漆画，长87.4厘米、高5.2厘米，绘有26个人、4辆马车、10匹马、2头猪、1条狗、7只雁和5棵柳树。

以黑漆为底色，兼采红、黄、褐、绿诸色，运用线勾平涂等手法，使众多的人、物组成一幅色彩富丽、和谐别致、生动活泼的富有立体感和动感的组合性画面。

战国楚雕刻艺术的许多极有特色的代表性作品，如神奇的虎盆座飞凤、谲怪的“镇墓兽”雕刻，形态轻盈优美的虎座凤座鼓，各种形式的雕刻座屏、写实的木雕鹿、具有抽象意味的木雕辟邪和幡蛇樽以及各种状态形象的漆盒等等，代表着楚雕刻艺术成就，以及楚人在运用雕刻艺术形式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审美意识。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雕塑作品一般均为各种青铜器物的附饰，如攀附兽或作为器耳、器首、器足的各种动物形象雕塑；也有用作大型器物的支架、底座或附件，如曾侯乙墓编钟架铜人、虎形挂钩、编磐架立兽、蟠龙建鼓座等。而较少如曾侯乙墓所出《鹿角立鹤》那样独立的青铜雕塑作品。这些作为器物附饰或支架、底座、附件的青铜雕塑大都具有相对独立的艺术欣赏价值，可以看出设计者在考虑到它们作为附饰与附件的特殊功能，注意到它们与器物之总体艺术风格相统一的同时，是把它们当作一件独立的艺术品来创作的。因而这些作品往往体现出战国楚人对雕塑这一艺术样式的浓烈兴味。 楚国图腾：凤

楚人自古尊凤崇凤。如果您到过钟祥莫愁湖上的阳春白雪岛，一定会被充满楚国风韵的建筑布局所吸引，如隔水相望的白雪楼和阳春台，舜帝南巡亲手种下兰花蕙草而得名的兰台宫，威武富贵的楚王府，还有笑声阵阵的万花阵。在这些景点细节点缀之处，凤的图案或凤鸟的陈设俯拾皆是：如白雪楼和楚王府的雕栏，兰台宫楚王座位后面的屏风，阳春台抚琴弹唱的现代莫愁女华丽服饰上的图案，还有守卫楚王府的门神“羽化鸟人”脚踩凤凰腾云驾雾······楚国人如此钟情于凤这一吉祥物，其中寓有怎样的深意呢？

古代传说中将凤视为神鸟，是鸟中之王。雄的叫“凤”，雌的称“凰”。《说文》记载：“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鳞后，蛇颈，鱼尾、鹳嗓、鸳思、龙文、鱼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战国时楚人歇冠子的《歇冠子》也说：“凤，鹑火之禽，太阳之精也。”描绘出了“凤”的基本特征：鸟类，高大，五彩金，能歌善舞，吉祥安宁，被奉为氏族图腾。

楚人尊凤最初由其远祖拜日、尊凤的原始信仰衍化而来的，迄今已逾七千多年有证可考的历史。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火神兼雷神，汉代《白虎通》载，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卞鸦·绛鸟》注曰：“凤凰属也”。可见，祝融也是凤的化身。楚文化遗存中大量存在人首蛇身和人首鸟身的图案表明，正是楚国的先民们以“人心营构之象”经历了对鸟的崇拜，由此开启了我国传说文化中“龙凤呈祥”文化的渊源。从图腾崇拜在氏族制时期所反映出的突出特点来看，凤为楚人的祖先，故被楚人作为本氏族的图腾加以崇拜、尊爱便是必然的事了。

凤不仅是神鸟，而且还是楚族、楚国尊严的象征。楚人尊凤的影响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在楚国的文物中，凤的图像、绣像和雕像不胜枚举，楚人衣服上的刺绣图案也是以凤为主要内容。此外，还有“凤鸟双连环”、“虎座凤架鼓”、“凤龙虎绣罗禅衣”等，楚国的凤纹彩绘可谓千姿百态、无奇不有。

楚国图腾还和楚国的诗、乐和舞蹈紧密相联。楚人善歌舞，每到此时，随着主管音乐的击拊石罄的乐感节奏，神与人相和而歌，戴着各种图腾面具的各个部落相率跟着翩翩起舞。相和而歌，是歌谣形式；百兽率舞，是舞蹈形态――图腾舞蹈，二者合一，为载歌载舞。那图腾舞蹈，既包括龙的图腾，也包括凤的图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意义的信仰崇拜。楚国歌舞的原始形式，亦即为相和歌，伴之以凤凰的图腾舞蹈，例如“百兽率舞”中的玄鸟，就意味着舞者对于凤凰的崇拜。

楚人崇凤的习俗一直沿袭至今。1992年，在古城荆州的大东门处耸立起了一座气势雄伟的城徽－－金凤腾飞。这座城徽的建筑结构分三层平台，上中两层的平台四周，护以雕刻有多种凤形纹饰的青石栏杆。“金凤腾飞”分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是一只展翅欲飞的金凤，中部是一轮朝阳，造型如同神话中的九齿风火轮，下部为长方形的基座，饰云雷纹。以凤作为荆楚大地一座城市的城徽，表明凤乃中华民族所推崇，“楚是尊凤的民族”，凤是楚人的图腾。

钟祥市内名胜兴王府里的“凤翔宫”乃嘉靖皇帝父母的寝宫，嘉靖皇帝出生于此。凤翔宫――取“凤凰来翔“之意，寓吉祥瑞异之象。这正与千百年来楚人信仰的图腾凤凰不谋而合。是机缘？还是巧合？谁又能解其中之意呢？

当您来到美丽的莫愁湖，登上令人心旷神怡的阳春白雪岛，置身于几千年前的楚文化氛围中，耳边回荡曲高和寡的高雅音乐，看一看摸一摸带有凤凰图案的装饰和物件，也许您也能沾上不少的吉祥之气！

发展历程

熊绎以及其后代是江汉流域最早的开发者，他们的创业历史是艰苦卓绝的。《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荆山，在今湖北省西部，汉江两岸。《左传》宣公十二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蚧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两言“筚路蓝缕”，皆指楚国熊绎至熊仪(若敖)、熊眴(蚧冒)等十余代君王。可见楚国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都过着艰苦奋斗的穷日子。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兵伐楚，历数楚国两大罪状，其一即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另一条罪状是：“尔贡包茅不人，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说明楚国不向周王朝按时纳贡，已有很长的时间。楚国在齐国重兵压境的时候，毫不畏惧，严阵以待。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作了适当妥协，答应纳贡，于是与齐结盟，各自罢兵。齐桓公死后，继起图霸的宋襄公不自量力，欲召见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国君带领臣民跋涉山林，开辟疆土，甘苦与共。面对周边各国存在的威胁，尤其是面对北方周朝军队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军经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楚国君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特别注重以先王艰苦创业的事迹对臣民进行传统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寻求内部稳定和对外发展。蚧冒之弟熊通自立为楚武王，时在楚国“结旧好于诸侯”，迫使周天子“赐胙”，要求楚国“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周天子的话流露出对楚国的畏怯之情，同时，不得不承认了楚国镇抚南方夷越的“首领”地位。公元前740年东周平王三十一年。这在楚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个南方大国的崛起。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于郢，国势更加强大，江汉一带的小国都畏惧楚国。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经“楚地千里”。

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军战于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军大败，宋襄公受箭伤，次年身亡，宋国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陈、蔡等国军队围攻宋国，宋求救于晋，晋、楚两国爆发城濮之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晋国先退避三舍诱敌，趁楚军方阵大乱时一举击败强大的楚军，挫败了楚国北进的势头．为周王室一吐几百年郁积的怨气．晋文公重耳也因此一举而跻身“春秋五霸”之列。楚国虽遭此败但是元气未伤，仍然不断攻城略地。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陆浑戎至于洛阳，在东周的王都郊外举行阅兵仪式。周定王派王孙满劳师，楚庄王公然探问周朝传国之鼎的轻重大小，并且扬言说，楚军只要折断戈矛的尖端，就足够铸成九鼎了。此后，楚军锋芒益锐，所向披靡。在春秋战国之交，相继灭陈，灭蔡，后来又灭越，成为席卷南土、问鼎中原的极强盛的国家。楚国兼并的小国，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个以上，多

在今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战国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楚国之疆域，虽然时有得失损益，“但在其鼎盛时期，据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县三百余，为战国时代最大之国”。””楚国的这种蓬勃发展的势头，从西周初年算起，持续了大约700年之久，直到战国后期楚怀王时代，由于重大决策失误，才出现转折。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期，也是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革的重要时期。周王朝从衰微走向瓦解，诸侯各国通过兼并战争夺取政权。其中受益最大的，莫过于楚国。楚国从局促于丹阳一隅的“蛮夷”之邦，通过南征北战，变成“地方五千里”的战国时代最大之国，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断开拓疆土所形成的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无疑是使楚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爱国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的，是宽容宽厚的态度和广阔博大的胸怀。楚国吞并了如此众多的国家。纵横跨越今天的11个省，面临的具体情况肯定是极其复杂的。黄瑞云先生在《楚国论》一文中说：“华夏蛮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楚国在战争中从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也没有见过大量俘馘的记录。”张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

化史》中说：“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厚的”。正因为如此，楚国才能够得到各民族的拥护，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建立起一个强盛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并且不断强化其臣民的国家认同的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应该说，这是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相关名人 屈原

屈平，字原，通常称为屈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汉族，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或河南西峡）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虽忠事楚怀王，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在流放期间，屈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被放逐后，在和渔父的一次对话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找苦吃。屈原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尘埃。在渔父看来，处世不必过于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至于“深思高举”，落得个被放逐，则是大可不必。屈原和渔父的谈话，表现出了两种处世哲学。 公元前278年，秦国攻破了楚国国都郢都。当年五月五日，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端午节，也是因此而来的。

老子 字伯阳，谥号聃，又称李耳（古时“老”和“李”同音；“聃”和“耳”同义），（约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鹿邑太清宫镇）人。 曾作过周朝“守藏室之官”（管理藏书的官员），我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被道教尊为教祖，世界文化名人。老子的思想主张是"无为"，《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其内容主要见《老子》这本书。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项羽 西楚霸王，晚期楚国 下相（今江苏宿迁）人，（前232－前202）名籍，字羽，通常被称作项羽，中国古代杰出军事家及著名政治人物。中国军事思想“勇战”派代表人物，秦末起义军领袖。是力能扛鼎气压万夫的一代英雄豪杰。汉族。下相。秦末随项梁发动会稽起义，在前207年的决定性战役巨鹿之战中大破秦军主力。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统治黄河及长江下游的梁、楚九郡。后在楚汉战争中为汉王刘邦所败，在乌江（今安徽和县）自刎而死。项羽的勇武古今无双（古人对其有“羽之神勇，千古无二”的评价），他是中华数千年历史上最为勇猛的将领，“霸王”一词，专指项羽。大泽乡起义不久，项羽在会稽郡斩杀郡守后崛起，举兵反秦。巨鹿之战后，率军入关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威震海内。是时，仗分天下，册封十八路诸侯。 司马迁评价道：“大政皆由羽出，号称西楚霸王，权同皇帝。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他的出现，为中国的历史掀起了一场风云，写下了一段不朽的神话。

刘邦 字季（一说原名季），生于（前256年—前195年6月1日）楚国沛郡丰邑中阳里（今江苏丰县）人，汉族。出身平民阶级，秦朝时曾担任泗水亭长，起兵于沛（今江苏沛县），称沛公。秦亡后被封为汉王。后于楚汉战争中打败西楚霸王项羽，成为汉朝（西汉）开国皇帝，庙号为高祖，汉景帝时改为太祖，自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开始，多以最初的庙号“高祖”称之，谥号为高皇帝，所以史称汉高祖、太祖高皇帝或汉高帝。他对汉民族的统一、中国的统一强大，汉文化的保护发扬有决定性的贡献。

刘邦为汉朝开国皇帝，汉民族和汉文化伟大的开拓者之一、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军事家和指挥家。

陈胜

（?－前208），字涉，楚国阳城县（商水县）人。秦朝末年反秦义军的首领之一，与吴广一同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西南）率众起兵，成为反秦义军的先驱，拉开秦末轰轰烈烈的楚人反秦大幕；不久后在陈郡称王，建立张楚政权。

与项羽、刘邦一起，应验了楚人因怀王被辱、进而灭国，而立下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

春申君，本名黄歇，战国时期楚国人（出生地在今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境内），明智忠信，宽厚爱人，以礼贤下士、招致宾客、辅佐治国而闻于世。顷襄王时，秦昭王派大将白起带兵打败韩国和魏国后，联合韩、魏两国共同讨伐楚国，形势危急，顷襄王派能言善辩的春申君出使秦国，说服秦昭王退兵。顷襄王病重，春申君设计使留在秦国作为人质的楚太子熊完逃回楚国即位，即考烈王。考烈王任他为相。在秦军围攻邯郸时，春申君带兵救援。后又为楚北伐灭鲁。春申君与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并称为“战国四公子”。

孙叔敖（约前630－前593），蒍氏，名敖，字孙叔，春秋时期楚国期思（今河南淮滨县）人，楚国名臣。在海子湖边被楚庄王举用，公元前601年，出任楚国令尹（楚相），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政绩赫然。主持兴修了芍陂（今安丰塘），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国力。

约公元前605年，孙叔敖在期思雩娄（今河南省固始县史河湾试验区境内）主持兴修水利，建成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相当于现代新建的梅山灌区中干渠所灌地区。据记载他还曾主持修建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在今湖北江陵一带也兴修过水利。

孙叔敖还是杰出的军事家，他选择适合于楚国的条文，立为军法，对各军的行动、任务、纪律等都制定了明确规定，运用于训练和实战。庄王十六年(公元前598年)，楚军在诉地(今河南正阳一带)修筑城池，由于他用人得当，计划周密，物资准备充足，30天就完成了任务。次年，楚与晋大占于邲，他辅助庄王机智灵活地指挥了这场战斗，刚一出动战车，他即鼓动楚军勇猛冲击，一鼓作气，迅速逼近晋军，使其措手不及，仓惶溃散，逃归黄河以北。由于行政、治军有功，楚庄王多次重额封赏，孙叔敖坚辞不受。为官多年，家中却没有积蓄，临终时，连棺椁也没有。司马迁《史记》中记为“循吏”第一。

楚国楚辞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楚国漆器 楚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至熊渠时初露峥嵘。熊渠是熊绎第四代孙，是一位既有才识又有进取精神的君主，他整军习武，趁着中原动乱之机，开始了开疆拓土的进程。三苗早已归顺荆楚，熊渠把征伐重点放在西部和东部。在西征中，攻打了庸国（今湖北竹山境内），拉开了拓疆序幕。在东讨中，楚人攻打了位于今湖北中部的扬越，势力推进至江汉平原。接着远征，攻打了位于今湖北鄂州境内的鄂国。

楚族是多元的，在黄河、长江流域远古先民的长期交往、争战与融合中，终于在荆楚地区形成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楚族。楚族就是以楚地而得名。但是，楚族的族源来自何方，或者原本就是楚地土生土长的民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认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淮夷即楚人，即蛮荆，……淮徐荆舒每连言，必系同族，且为殷之同盟。 后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考释》、《金文丛考》等书中，又明确认定楚人即“熊盈族”。楚之先世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熊盈当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

胡厚宣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楚之始祖为祝融”。 祝融即陆终……即遂人即黎；而陆终、遂人及黎皆为东方之民族也。……惟其后以周民族之东方压迫，及黄河流域之渐渐改变，东方民族遂多相率南迁，而楚民族势力甚强，乃渐扩土于南方之江汉流域。 郭、胡二先生倡楚族东方说，至今仍影响深远，不少学者从此说。

熊绎及其后代是江汉流域最早的开发者，他们的创业历史是艰苦卓绝的。《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荆山，在今湖北省西部，汉江两岸。(左传》宣公十二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蚧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两言“筚路蓝缕”，皆指楚国熊绎至熊仪(若敖)、熊胸(蚧冒)等十余代君王。可见楚国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都过着艰苦奋斗的穷日子。国君带领臣民跋涉山林，开辟疆土，甘苦与共。面对周边各国存在的威胁，尤其是面对北方周朝军队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军经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楚国君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特别注重以先王艰苦创业的事迹对臣民进行传统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寻求内部稳定和对外发展。蚧冒之弟熊通自立为楚武王，时在公元前740年东周平王三十一年。这在楚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个南方大国的崛起。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于郢，国势更加强大，江汉一带的小国都畏惧楚国。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经“楚地千里”。楚国“结旧好于诸侯”，迫使周天子“赐胙”，要求楚国“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周天子的话流露出对楚国的畏怯之情，同时，不得不承认了楚国镇抚南方夷越的“首领”地位。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兵伐楚，历数楚国两大罪状，其一即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另一条罪状是：“尔贡包茅不人，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说明楚国不向周王朝按时纳贡，已有很长的时间。楚国在秦国重兵压境的时候，毫不畏惧，严阵以待。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作了适当妥协，答应纳贡，于是与齐结盟，各自罢兵。齐桓公死后，继起图霸的宋襄公不自量力，欲召见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

春秋楚国鼎 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军战于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军大败，宋襄公受箭伤，次年身亡，宋国从此一蹶不振。

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陈、蔡等国军队围攻宋国，宋求救于晋，晋、楚两国爆发城濮之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晋国打败了强大的楚军，挫伤了楚国北进的势头．为周王室一吐几百年郁积的怨气．晋文公重耳也因此一举而跻身“春秋五霸”之列。楚国虽遭此败而元气未伤，

仍然不断攻城略地。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陆浑戎至于洛阳，在东周的王都郊外举行阅兵仪式。周定王派王孙满劳师，楚庄王公然探问周朝传国之鼎的轻重大小，并且扬言说，楚军只要折断戈矛的尖端，就足够铸成九鼎了。此后，楚军锋芒益锐，所向披靡。在春秋战国之交，相继灭陈，灭蔡，后来又灭越，成为席卷南土、问鼎中原的极强盛的国家。楚国兼并的小国，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个以上，多在今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

《战国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楚国之疆域，虽然时有得失损益，“但在其鼎盛时期，据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县三百余，为战国时代最大之国”。””楚国的这种蓬勃发展的势头，从西周初年算起，持续了大约700年之久，直到战国后期楚怀王时代，由于重大决策失误，才出现转折。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期，也是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革的重要时期。周王朝从衰微走向瓦解，诸侯各国通过兼并战争夺取政权。其中受益最大的，莫过于楚国。楚国从局促于丹阳一隅的“蛮夷”之邦，通过南征北战，变成“地方五千里”的战国时代最大之国，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断开拓疆土所形成的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无疑是使楚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争霸

熊通子楚文王定都于郢（今湖北省荆州市西北），此后为扩充领域，楚国与中原的中原诸侯国经常发生战事。楚成王时，楚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后来的楚庄王武功彪炳，又励精图治，选拔孙叔敖施行文冶，使楚国经济繁荣、文化鼎盛。前606年庄王征伐陆浑之戎（在雒邑西南），派人向周天子问九鼎之轻重。前597年，楚围郑，迫郑降，晋派兵救郑，两军于邲会战，晋大败。此后，陈、蔡、许、郑俱从楚。公元前594年，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不能救，宋遂与楚言和，尊楚。这时中原各国除晋、齐、鲁之外，尽尊楚庄王为霸主，确立了楚庄王在春秋五霸的历史地位。史载，透过战事，楚国先后吞并了四十五个较弱小的诸侯方国。

邲之战后，楚庄王称霸一时，但是晋国国势犹不可忽视，晋、楚双方形成南北对峙、各霸一方。前546年，宋国执政向戌倡议弭兵，奔走于晋国执政赵武和楚国令尹子木之间，使晋、楚、齐、秦、宋、鲁、郑、卫、陈、蔡、曹、许、邾、滕等十四国于宋召开弭兵大会。结果由前述十国签订盟约，规定除齐、秦等大国外，小国须既朝晋又朝楚，霸权乃由晋、楚二强平分，尊两国为共同霸主。史称‘向戌弭兵’。

屈原与楚国

屈原，出生于贵族。在他生活的年代，楚国已经有了700多年的历史，正经历着从盛到衰的过程。屈原从小就怀着振兴楚国的远大志向。他博学多才，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塾馆教育，饱览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诗书。青年时代走出三峡，步入楚宫，曾做过兰台宫文学侍臣。屈原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对时代风云变化了如指掌，擅长口才，很快成为楚国政坛引人注目的人物。

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屈原由文学侍臣晋升为左徒，仅次于楚国最高行政长官令尹，相当于后来的副宰相。这时候屈原才22岁。他对内经常和怀王一起讨论国家大事，颁布政令；对外处理楚国与列国的外交事务。楚怀王非常信任他。当时的战国形成东西两大阵营，即西边的秦国想吞并东边的六国，东边的六国联合起来抵御秦国的兼并。屈原审时度势，对内推行举贤授能、彰明法度、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政治路线；对外实行联齐抗秦、南北合纵的统一阵线，争取和平环境发展楚国。就在这一年，屈原协助楚怀王邀请齐、韩、赵、魏、燕五国君王在楚国的郢都（今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聚会，缔结了战国历史上第二次六国联盟，公推楚怀王为“纵约长”。楚怀王早年也曾有过继承先王遗志，完成统一大业的宏伟构想。他叫屈原秘密起草了一个革新楚国内政的《宪令》，屈原刚完成草稿，便被上官大夫靳尚发现，要将稿子夺去。屈原当然不肯给他。靳尚在职务上与屈原相等，他之所以敢于夺稿，有着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 所谓“楚人”，即熊氏一族。楚人的上层统治者，即屈原所说的“帝高阳之苗裔”，也就是来自西北方的夏人后裔，本为游牧民族，沿汉水南下，至周已定居于丹阳一带。江、汉之间的土著居民，包括楚地固有之周民族与土著民族。按照姜亮夫先生所说：“此土著之民族，自历史发展论之，当即《尧典》‘窜三苗于三危’(今甘肃一带)之苗民。此时其主要部分，当已随时代而西征，西征而落伍者，则当为屈子所谓之‘南人’、‘南夷’，为三苗沿途遗在沅湘辰溆间者。

从周代的情况来看，江汉沅湘一带的土著居民相当复杂，除了三苗及其遗民之外，“还有越、濮、巴三族。他们是从不同的地方迁徙到这里来的”。先民的迁徙是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手段，在出现比较发达的农业以前，迁徙是不可避免的。狩猎、采集、游牧以及刀耕火种式的原始农业，都要求在不断的迁徙中寻求较好的生产和生活场所。此外，部族繁衍，支系另谋发展，更是要求迁徙的原因。同族之间的“不相能”，近亲族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及不同部族之间的战争，都会引起大规模的迁徙。 从土著居民的构成来说，可能还不仅是苗、越、濮、巴，而是包括“九夷八蛮”，即南中国的诸多部族和民族。他们在芈氏之族的统治下，融合成被北方人称为“荆蛮”的强大的楚民族，并建立了日益强大的楚国。楚武王前后，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楚国就完成了对江汉地区许多姬姓小国的兼并和占领，造成“汉阳诸姬，楚实尽之” 的局面。后来终于统一了长江流域，吞并了吴越，并以咄咄逼人之势，不断问鼎中原．不断兼并中原各国。在兼并战争不断取胜的过程中，多民族的大融合，也就不断地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实现。

楚人英勇善战，视死如归，具有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即使战死疆场，马革裹尸，也视为光荣和自豪。屈原《国殇》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歌颂：“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 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与刚强英武的爱国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的，是宽容宽厚的态度和广阔博大的胸怀。楚国吞并了如此众多的国家。纵横跨越今天的11个省，面临的具体情况肯定是极其复杂的。黄瑞云先生在《楚国论》一文中说：“华夏蛮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楚国在战争中从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也没有见过大量俘馘的记录。”张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化史》中说：“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厚的”。正因为如此，楚国才能够得到各民族的拥护，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建立起一个强盛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并且不断强化其臣民的国家认同的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应该说，这是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征战既后，楚国逐渐兴盛起来，真正立于诸侯之林，熊渠离经叛道，分封3个儿子为王，镇守长江中游的3个要地：虽然在周王朝的压力之下，熊渠取消了3个儿子的王号，但楚国仍然在江汉平原扎稳了根基。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熊通为楚地之王，继续了熊渠的开篇拓土历程，公元前706年，楚国攻打姬姓诸候国随，并逼周天子晋升其爵位。遭拒绝后，熊通亲率大军再次征讨随国，大获全胜后，熊通自称"楚武王"，成为天下诸侯中第一个敢于自己称王的国君。楚成王时，楚国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楚国的大国声威真正建立起来了。

郧县出土的"楚国第一玉剑"

成王两传至庄王。庄王励精图治，终成霸业。庄王曾率领楚军，浩浩荡荡开赴伊水与洛水之间，对周天子耀武扬威。庄王武功之时，选拔孙叔敖实行文冶，楚国出现了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的鼎盛局面。吴楚大战后，楚国经过8年的休养生息，逐渐恢复了元气。惠王时，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其间，楚国和诸侯列国战战和和，并无大的建树，一直延续到简王、声王。公元前400年，韩、赵、魏合兵数次攻楚，向楚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楚悼王谋求富国强兵之道，任用吴起开始变法，并取得了成效，一时间，楚国兵强马壮，横归中原，初露称雄之势。威王后期，楚国成了七雄中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大国，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安徽北部，幅员空前广阔。"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国至此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随即开始统-全国的迸程，诸侯国纷纷割地事秦，但仍不能挽救灭亡的命运。在攻灭韩、赵、魏后，秦军于公元前224年大举伐楚，楚国只有招架之功，而无反击之力。公元前223年、秦军席卷淮北淮南，攻陷寿郢，俘获负刍，绵延800的楚国就此灭亡。

楚国军事

“楚人信鬼神而嗜卜筮。”自春秋以来，楚国人迷信就是众所周知，他们的迷信有甚于其他诸侯国，北方的诸侯甚至把他们与蛮族放到了一起，称为“楚蛮”。在正常的情况下是每战必卜，信封巫术的他们在军中会配有随军巫师，这些巫师有时也可“行谋士之职”。

楚人的军阵分为五部：前、中、后、左、右。每部军都会有斥候先行，这些斥候或步行，或骑马，都是手持茅草。茅草既为楚国的特产，亦是其祭祀占卜用的重要植物，斥候手持茅草作为信号之用，既有军事意义也有浓重的宗教意义。其五军中，又以前军持茅草着最多，因此按这个原理可以判别楚阵五军的方位。

“蔿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出自《左传》的这句话，把楚国军阵的兵力部署很好地体现出来：左右军为策应，前军为先哨，中军为指挥部，预备兵力集中在后军。

《 吴起兵法》中有“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击此之道，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征战，其军可败。”的阐述，寥寥数句把楚军的弊病都揭示了出来。其实楚国自春秋始一直有着尚武的习俗，其历代国君也多征战沙场，甚至有“三年不征则愧”的说法，频繁的征战扩大了楚国的疆域也消耗了其国力，战国中后期楚国由于忙于境内少数民族的治理，而无暇北顾，“楚王问鼎”的时代过去了。

楚国的军事技术较为发达，士兵大规模着用水犀（生活在长江流域的犀牛，因其近水，故称“水犀”）、象皮制成的铠甲，甚至盾牌也大量采用这种材质。楚国兵员众多，大量捕杀犀、象，成为这些动物在长江流域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楚人还发明了双手剑，但是双手剑的大量配备是在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