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经历

杨拯坤是爱国将领杨虎城的长女，名字是父亲杨虎城给起的，取拯救乾坤之意，寄寓了将军的远大抱负和对长女的殷切希望。她与哥哥杨拯民为一母所生。母亲是罗佩兰，后积劳成疾，在杨拯坤2岁时病逝，杨拯坤由杨虎城的二夫人张蕙兰一手带大。

小时候，父亲把杨拯坤送到于右任的老家三原读书，借住在父亲朋友的家里。这里除了同学多，还有好书读，叔叔家有很多苏联文学作品，使她大开眼界，书中的一切使她受益匪浅，开始了革命人生的启蒙教育。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被迫辞去军职，流亡海外，这也牵连到后人的安危。杨拯坤从此隐姓埋名，改名周盼，这个名字伴随了她的一生。之后，杨拯坤入西安女子中学（今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上学。

1937年，抗战爆发，国难当头，13岁的杨拯坤思想进步，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9月，西安女中迁往西乡县，二妈张蕙兰怕拯坤吃苦，就从西安赶来陪读。同年，年仅15岁的杨拯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刚入党的杨拯坤担任支部组织委员。在杨拯坤的努力下，女中党支部先后发展了十多名党员，杨拯坤带头宣传抗日，成立抗日后援会，排练文艺节目，带队去农村乡镇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抗日宣传，为抗日将士开展募捐。同时，党支部还办起了民校，由杨拯坤负责。表现出色的杨拯坤，还担任过地下的中共西乡县委委员。杨拯坤因为组织抗日宣传，上了国民党肃反委员会的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抓捕的可能。

1941年深秋，中共陕西省委派人到西乡，将杨拯坤秘密护送到延安，主要从事党的宣传和学校教育工作。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及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工作过。延安生活条件艰苦，吃小米、住窑洞、点油灯；但这里有真理、有光明、有真情。在党的培养下，杨拯坤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者。

1949年5月20日，杨拯坤回到西安，与丈夫王顺桐在西安市军管会文化处工作，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接收国民党在西安的书店、印刷厂等文化出版机构。

新中国时期

杨虎城被蒋介石暗杀后，1950年1月30日，父亲和其他亲人的灵柩由重庆起灵，经湖北武汉被护送回西安，停放在新城广场。杨拯坤主动为父亲守灵。2月7日，杨拯坤护送父亲等亲人的灵柩到长安县韦曲乡杜公祠安葬。

1952年，丈夫王顺桐奉调进京，杨拯坤也随之调入中央宣传部工作。那一时期，她负责编辑的《读者来信》及《宜传通讯》两个刊物，深受党内读者的欢迎。其后，杨拯坤调北京市丰台区党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作。

1952年，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负责编辑的《读者来信》及《宣传通讯》两个刊物，联系读者，贴近实际，文风活泼，深受读者欢迎。尤其是《宣传通讯》，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主阵地和广大宣传工作者的好帮手。

1956年11月，中央统战部在京召开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杨拯坤应邀参加了会议。会上，她聆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讲话。

20世纪70年代以后，杨拯坤进入旅游部门工作，担任过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副总经理，北京旅游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北京市纪委委员，第六、七、八届北京市政协常委，第四、五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联第四、五届执委，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第六、七、八届北京市政协常委。

杨拯坤离休后，继续发挥余热，担任北京市旅游学会会长，利用旅游平台和将军之后的身份，为祖国统一呐喊，为两岸同胞服务，直到1994年病逝，享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