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从彦，自幼笃志好学，闻同郡杨时（世称龟山先生）得河南程氏之学，十分羡慕。在杨时升为萧山县令后，于1100年（宋元符三年）徒步去拜见杨时，得杨赏识。经杨时介绍，罗变卖田产作旅费，赴洛阳拜见程颢，请授《易经》。1112年（宋政和二年）于萧山师事杨时，“受学经年，尽裹其书以归”。1119～1131年（宋宣和元年至绍兴元年），先后写成《语孟解》《书斋记》《遵尧录》《台衡录》《中庸说》，另著有《〈春秋毛诗〉语解》《春秋指归语》《台衡录论议要语》《二程龟山语录》等，后辑入《豫章文集》。

1130年（宋建炎四年）中特科，1132年（宋绍兴二年）授博罗县主簿，历时4年。在任期间，倡三代“王道”之治，主“寡欲”“简易”之说，认为“简易之理，天理也。行其所事，笃恭而天下平”（见《宋元学案》卷39）。在仙福都一图创建钓鳌书院，置渡口、学田若干，以其收入资助生员费用。后入罗浮山，常在朱明洞南的钓鳌石澄心静坐，研习学问，“穷天地万物之理，究古今事变之归”。继承发展程颢、程颐“穷理”学说和杨时“致知必先格物”的“理一分殊”说，创立“静中观理”说，在宋代理学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认识论方面，提出“天地之先也，理”，“有理而后有物”，静中观理，尽心知性，思而有道，道为至高之性善，欲立言必先立德。在政治思想方面，注重“仁政”和法治的统一，认为“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过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乱天下，不容小过则无全人”；“朝廷立法不可不严，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严则不足以禁天下之恶，不恕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情”。还认为“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后世荒淫之君所为不善，故君不知民可畏，而知民可虐；民不知君可爱，而知君可怨，是君民为仇也，安得无颠覆之祸？”

罗从彦一生贫困，家徒四壁，但他认为富贵荣华莫若残书数卷。几十年如一日，“坚苦刻厉，笃志求道”，发愤著书。他在罗家书堂壁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吾家自祖宗流传以来，一贯清白之气不可不培。盖金帛虽多，积之数十年必芨；田宇虽广，遗之数十年亦亡。孰若书数卷，贻之吾子吾孙，世世可以习读不朽；又孰若灵心一点，传之吾子吾孙，可以受用不尽。登斯堂者，各宜猛省！”。

罗从彦认为人的学识、操行并非与生俱来，更非门第出身所决定。他说：“德泽不可恃”，“自古德泽最厚者如尧舜，向使德泽可恃，则尧舜必传其子。”认为“学者必有正道，不悦于小道而适正道焉，则尧舜人皆可为矣，何不及人之有”。

罗从彦提倡苦学，排除外界干扰，强调“心官”的作用。他认为默坐澄心，“不唯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如果“心官不肯思”，就会误入歧途，成为“死灰枯木”。

罗从彦对从政的看法亦有独到之处，认为“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流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于懦。”认为，儒学一经董仲舒、公孙弘提倡后，钻研经训不是为了“明道”，而是为了进入仕途，反而把个人的生死、职位看得很重，忠义之心却不复存在了。

罗从彦说：“君子在朝则天下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长，故乱。”因此，“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浸，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在封建社会，此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1135年（宋绍兴五年）罗从彦卒于任，终年64岁。因无资费，竟数年不得归葬。直至其族人罗友任惠州判官，始遣人持护以归。1247年（宋淳七年）赐谥文质，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诏赐罗从彦祀于孔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