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泽民好学激进有抱负1900年，沈泽民出生在浙江桐乡乌镇一个姓沈的家庭里，名德济，字泽民，笔名明心、罗美等。

沈泽民5岁时，母亲和哥哥就教他读书识字。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12岁时，他便考进浙江省立第三中学。1916年夏，沈泽民中学毕业，7月赴南京报考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被录取。

1920年赴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半工半读。

1920年7月，为了寻求真理，沈泽民和好友张闻天一起东渡日本。

1922年1月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委员。

1921年4月，由兄长茅盾介绍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最早的50名党员之一。

1922年1月沈泽民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参与了团中央领导工作。

1923年在南京建邺大学任教，被选为青年团上海地委委员。

1923年底任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并编《国民日报》副刊《觉悟》。

1924年1月13日，在上海全体党员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委员执行委员。

1924年任中共上海地委委员兼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干事。

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任中共自己办的第一张报纸《热血日报》编辑。这期间，他一面从事工人运动，一面在平民女校、上海大学等处担任义务教员，为培养党的后备干部作出了贡献。

1925年10月赴苏联留学。

1926年春，沈泽民夫妇受党派遣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任该校政治经济学教师。

1928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大会翻译工作。

1930年10月回到上海。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1931年3月，沈泽民受党中央的派遣，与夫人张琴秋秘密进入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负责鄂豫皖苏区党和政府的工作，领导鄂豫皖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和支援红军反“围剿”战争。在此同时，他还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1931年4月，调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鄂豫皖分局书记。5月，受党派遣和夫人张琴秋共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5月6日，被任命为鄂豫皖省委书记。7月，代理中央分局书记。1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11月20日，主持召开省委最高军事会议，作出一系列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12月29日，召开最高军事干部会议，决定重建红25军。30日，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谴责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决定分散游击，打击入侵到根据地的敌人。

1933年1月主持召开中共鄂豫皖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书记。同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负责全面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

在艰苦转战的过程中，沈泽民身染疟疾。在当时缺医少药的艰苦环境里，他没能得到及时治疗。他一边承受巨大病痛的折磨，一边坚持在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1933年11月，为了向党中央汇报根据地工作和让战友治病，沈泽民含泪将患同样疾病的战友成仿吾同志扶上马送走。

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吐血不止，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与新集（今新县）交界处的天台山芦花冲病逝，年仅34虚岁。

作家

沈泽民，一位作家，一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闯将。

早在五四运动的发端，1919年暑假，沈泽民就在家乡乌镇与其胞兄沈雁冰（茅盾）一起投入了新文化运动，他们组织了桐乡青年社，出版了《新乡人》杂志，宣传新文化，倡导白话文。致力于新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介绍。

这期间，沈泽民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妇女评论》《学生杂志》等报刊发表了《呆子》《阿文和他的姊姊》《五月》《发动机》等白话文小说、白话诗和一些科学小品，并翻译了大量国外文化科学论文、小说及苏联十月革命文艺方面的文章。如《近代的丹麦文学》《塞尔维亚文学概况》《俄国的批评文学》《俄国的农民歌》等等，为推动我国新文化运动健康发展而摇旗呐喊。

1921年，他加入我国著名新文化运动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后，更是热情高涨。先后撰写了《文言白话之争底根本问题及其美丑》等许多颇有有份量的反击复古势力的文章，成为了捍卫新文化运动的一名骁勇的闯将。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又同恽代英、萧楚女等发起了革命文学运动，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积极推动我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发表了《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文学与革命的文学》等理论文章，明确提出：“革命，在文艺中是一个作者底气概的问题和作者底立脚点的问题。”要求写革命文学的人首先要作一个革命者。为倡导革命文化和当革命作家指明了方向。

杰出学者

沈泽民，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

由于自小就抱有“实业救国”的理想，学的也是工科。因此，他给予了经济和社会科学更多的关注。从1916年夏遵父嘱以优异成绩考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到1920年赴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半工半读，从回国后在安徽芜湖中学教化学、到在上海平民女校教书、南京建邺大学教书、上海大学任社会学教授，直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被称为“红色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可以说，在其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前，他一直都在与社会经济打交道，他研究和关注的也始终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中国社会经济这个范畴。

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撰写出论述中国经济状况和发展前途的高质量的专业性论文。如《第三时期的中国经济》、《关于“金贵银贱”与无产阶级运动的几个问题》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落后经济作了透彻的分析，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唯有彻底砸毁束缚中国经济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才能振兴我国落后的民族工业和农业经济，才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这是一个从基础上本质上阐述中国经济为什么落后的理论，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经济学者的理论，在这些理论中，闪耀着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锐利目光。

革命家

“五四”运动沈泽民，更是一位胸襟坦白、无私无畏的革命者。

还在南京读书期间，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沈泽民就对政治和文学产生了兴趣，从那时起，他就立志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1919年，沈泽民与同学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和大家一起编辑出版《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杂志，还担任了《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撰稿人；同时，他还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妇女评论》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揭露社会黑暗，抨击军阀统治，鼓吹妇女解放的文章。

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期间，他即忠实地执行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与张国焘的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右倾逃跑路线进行过斗争；即给革命事业造成过重大损失，也为发展和壮大鄂豫皖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最大功绩在于：张国焘带着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作为当时留在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他没有临阵脱逃，也没有惊慌失措，而是重建了红二十五军等革命武装，和围剿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他的最大的错误在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他，没有认清敌强我弱的根本形势，忠实地执行了中央关于“夺取中心城市”和“整肃”的极左路线，使刚刚“振兴”的革命武装和根据地蒙受了巨大损失，也使鄂豫皖根据地彻底地失去了“复兴”的机会。

1933年10月他主持召开鄂豫皖省委扩大会议，承认目前危局“是自己的路线差错”和“一贯的脱离群众所造成的”，并作出了转变了斗争方针，进行游击战争的决定。此时，沈泽民已是重病缠身，疟疾加上肺结核，只能靠担架抬行。

为了不拖累大家，他决定离开部队在山区养病。临行前，他检阅了部队，一一和战友们话别，嘱咐他们：“一定要以万死的精神，实现党的斗争方针的转变，去争取革命胜利！”并将瞿秋白送给他的那块心爱钢表送给了徐海东。

在病重的日子里，他将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叫到面前，一边吐血，一边用药水将给中央的检查报告写在一条白色裤衩上，他在报告中沉重地检讨道：“到现在弄得如此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造成的。”表示今后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

根据他的指示，成仿吾穿上这条内裤到上海，通过鲁迅找到了党中央，将报告转给了党。

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吐血不止，在天台山病逝，年仅31岁。

他父亲沈永锡，拥护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临终留下遗言，望儿子沈雁冰、沈泽民将来成为振兴实业的人才，并嘱咐他们“不要误解自由、平等”，“要以天下为己任”。母亲陈爱珠，通晓文史。

胞兄茅盾沈家以经营纸店为生，沈泽民的父亲以行医为业，母亲是个知书达礼、贤慧而又富有远见的女性。在沈泽民的幼年，她常常教导他要做个有志气的人，勉励儿子奋发图强。六岁那年，父亲患骨癌逝世后，沈泽民在他母亲的严格管教下，与胞兄沈雁冰（即茅盾）互相砥砺、学文习字。

1925年，沈泽民与后来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在家乡举行了婚礼。

青年时期

1907年春，沈泽民进自己家东邻由立志书院改办的国民初等男学读书，接受正规的启蒙教育，后又进本镇的植材完全小学。小学时代，沈泽民在一批年轻而富有朝气的老师的影响下，志向高远，勤奋刻苦，各门功课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显示了他非凡的敏慧才气。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沈泽民毕业于植材完全小学，并考入其胞兄沈雁冰读过的省立第三中（在湖州）。由于他天资聪颖，学习勤奋，成绩仍像在小学时一样，遥遥领先。对此，茅盾曾回忆说：“泽民的数学、物理、化学，在全校算是最好的。”1916年夏，沈泽民遵照父亲学实业的遗嘱，以优异成绩考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他是省立三中报考的许多学生中唯一被录取的一个。

在校期间，他不仅努力攻读专业课，而且刻苦学习英文，英语水平提高得很快。1918年，他与哥哥沈雁冰合译了美国赛尔·彭特著的科学小说《两月之中建设谭》，译文在《学生杂志》连载。同年暑假，他又用半个月的时间，翻译了科学小说《理工学生在校记》。他的哥哥赞许说：“泽民对科学小说中的技术名词，都知道的详尽，在技术方面译的是好的，在文词上也有较好的修养。”沈泽民也爱读宣传新文化的《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特别喜欢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他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迅速增长起来。

在南京读书期间，恰逢十月革命和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视野的扩大，使沈泽民的思想发生深刻的变化。他渐渐疏于实业而倾心于政治和文学，对马克思主义和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开始了对革命和文学的实际追求。

1919年暑假，沈泽民在家乡乌镇与其胞兄雁冰、表哥卢奉璋，以及曹辛汉等青年组织桐乡青年社，出版《新乡人》杂志，宣传新文学，倡导白话文。沈泽民致力于新文学和科学知识的介绍。创作和介绍了《呆子》、《阿文和他的姊姊》、《发动机》等白话文小说和一些科学小品。其中小说《阿文和他的姊姊》以一千余字的篇幅，向人们叙述了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八岁阿文和姊姊爱珍之间天真的血脉情深。

姊姊爱珍“天天在田里工作，拔草、拾野柴、拉枯叶、扎羊草，一天到晚在田野里弯着腰做”。阿文也“陪伊作工，依旧一块歌唱玩耍”。

有一天，无法生活下去的父母将姊姊爱珍卖掉了，只剩下孤单单的阿文，“阿文也要去，爹爹不许，他只好坐在家里等他姊姊回来，……他姊姊到夜没有回来，他很觉得没趣味，孤零零的一个呆坐着。下一天他很早的起来等他姊姊，从早晨等到黄昏，姊姊不来”。故事并不复杂，但写出了因社会的黑暗而骨肉分离的主旨，让人感到阿文那种撕心裂肺的惨痛。而小说《呆子》则讲述一个地主老财不顾佃户死活派儿子去收租，不料叛逆的儿子不仅不收租，了解了佃户的辛酸后，反而将田契撕毁并离家出走的故事，内容简单，但作者的爱憎分明。

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沈泽民青年时代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文学才能，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开拓意义，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沈泽民最早的作品。

1919年11月1日，沈泽民在南京与杨贤江、左学训、黄仲苏等11人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自觉投身于社会变革的伟大事业。在学习之余，沈泽民还一度担任该会《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的编务工作，同时，与同窗好友张闻天一起担任《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编辑科科员（即撰稿人），著文抨击军阀统治，揭露社会黑暗，热情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革命事业

沈泽民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文坛正遇上复古势力的反扑，于是他一面从事党的工作，一面从事文艺活动。他与新文化战士一起，成为向封建复古主义进击新军中的一名骁勇的闯将，他撰写了许多反击复古势力的文章，以尖锐凌厉的文势，透彻明白的道理，予复古势力沉重打击。如在《文言白话之争底根本问题及其美丑》一文中，他以深刻而简明的道理阐明了白话的兴起自有它时代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他说：“因为文字是传达国民思想感情的工具，所以必须包具几个要点：一，是与日常生活最密切的；因而二，是容易普遍，是容易为全体国民所了解的；因而三，是最适宜表现现代的思想和感情的。

就这三点看来，文字就有采用日常用语之必要。所以我们主张废止文言改用白话。”这体现了沈泽民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精神。1921年，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入会号为45号。

不久，沈泽民经蒋光慈介绍赴安徽芜湖五中任算学教员。在五中短短的几个月中，沈泽民与该校的进步师生组织“芜湖学社”，创办《芜湖》半月刊。1923年前后，为推动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他同早期杰出的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等发起革命文学运动，撰写了《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文学与革命的文学》等有深远影响的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主张，极力倡导“能痛切地描写现代中国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且暗示他们的背景与前途”的革命文学。他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一文中，对“革命文学”作了阐述。他说：“所谓革命的文学，并非是充满手枪和炸弹这一类名辞，并非如像《小说月报》所揭为标语的血和泪。”他把革命文学与其他一般的文学口号区别开来。因而他进一步指出：“革命，在文艺中是一个作者底气概的问题和作者底立脚点的问题。”明确提出作者在文艺创作中的立场问题，也就阶级性的问题。

与此同时，沈泽民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实践之中。他担任了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从事工人运动，并在平民女校、上海大学等处担任义务教员，为党培养后备干部作出了贡献。这时，沈泽民与张琴秋相识（张是今桐乡石门镇人，后为著名红军女将领。）1923年底，党为了开展南京地区的党团建设，派沈泽民到南京建业大学任教。他一边教书一边从事党的工作，与当时正在南京美术学校学习的张琴秋的来往密切。1925年，沈泽民与张琴秋举行了新式文明的婚礼。

1925年下半年，根据组织安排，沈泽民夫妇先后与俞秀松、张闻天、伍修权、王稼祥、卜世琦等三百余人分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不久，沈泽民又考上红色教授学院。期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沈泽民曾以大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党的六大。在苏联学习期间，国内形势逆转，正值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革命力量，反苏反共的白色恐怖时期，革命阵营中也产生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所以，形势十分险恶。这时，他与国内的通信，多数是通过在法国的陈学昭（后为著名作家）转寄的。但是，身处异地的沈泽民十分关注中国革命的发展，关心中国文坛的进步，当他在苏联读到茅盾的小说《幻灭》之后，以不可遏制的心情和敏锐的观察力，用“罗美”的笔名，给其兄茅盾写信，倾诉自己的体会，表白自己关注祖国革命和文学的心情，他在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过你名自己的小说曰《幻灭》，篇首更附以《离骚》中‘吾将上下而求索’句，则表示你彼时心境实亦有几分同于你书中的内容；而客观的描写，同时隐隐成了你心绪的告白。

“在当时身当其境者，如燕雀处堂，火将及身而犹冥然不觉的人已不知有多少；看见高潮中所流露的败象，终于目击大厦之倾，而无术以挽救之者，于是发而为愤慨的呼声，这就是我所了解于《幻灭》的呼声。”对茅盾的《幻灭》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评价。

1930年4月，周恩来同志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邀请，赴莫斯科。

在周恩来同志的精心安排下，沈泽民只身绕道法国，乘法国邮船回上海。在船上航行的日子里，归来投入实际革命斗争的热切心情，竟使沈泽民在船上梦见红军，激动得高呼起口号来了。幸亏同室旅伴都在酣睡之中，才没有出事。

回国后，沈泽民立即投入革命斗争，他在党内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了《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与反对李立三路线》、《三中全会的错误与国际路线》等文章。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沈泽民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宣传部长职务。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沈泽民全副精力投入政治活动，撰写了《第三时期的中国经济》、《关于“金贵银贱”与无产阶级运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对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冲击下脆弱的我国农业和纺织业等凋敝和破产，作了十分深刻而透彻的分析，指出要想使我国薄弱的民族工业和农业重新振兴，只有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无产阶级革命一途。

1931年3月，沈泽民受党中央的派遣，与夫人张琴秋秘密离沪，经浦口、蚌埠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后任鄂豫皖省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在鄂豫皖工作初期，他因不了解革命根据地实际，曾一度犯有错误，但同野心家张国焘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1932年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黄柴畈会议上，沈泽民主张红军留在苏区，分散游击，同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主力擅自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沈泽民与徐海东、吴焕先等同志一起，坚持鄂豫皖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他领导根据地军民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毅然结束了张国焘所搞的“肃反”运动，挽救了根据地，保护了一批像徐海东同志那样的红军干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