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爪哇”远征军的出发，在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征伐〉：“海外诸蕃，见於征伐者，惟爪哇之役为大。会三行省兵二万，设左右军都元帅府二，征行上万戸府四，发舟千艘，费钞四万定，賫一年粮，降虎符十、金符四十、银符百，金衣段百端备赏”。“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八日，诏福建行省授亦黑迷失、史弼、高兴为平章政事，征爪哇。军二万，海舟千艘，给一年粮。二十五日，亦黑迷失等陛辞。上曰：卿等至爪哇，明告其国军民：朝廷初与爪哇通使往来交好，後刺诏使孟右丞（祺）之面，以此进讨。九月，军会庆元，弼、亦黑迷失领省事赴泉州，兴率军辎，自庆元登舟涉海。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广三省军会泉州。十二月十四日，自後渚启行”。就是将军队和军需运集启碇港的泉州，也免不了困窘和骚扰地方。苏天爵《滋溪稿》卷一七〈朱霁神道碑〉：“会大兵航海征爪哇，省檄郡给军饷十万馀石，而风涛之险、折阅之害，吏民咸以为惧。公（朱霁）曰：郡民朱〔清〕、张〔瑄〕二氏，嵗漕米海道，可俾就输，充其常赋之数，则公、私皆利，众咸服焉”。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二八〈萧宗大行状〉：“爪哇军行，诸护送者奉头窜，独邵武（路）境上无哗”。

战争的经过，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不速之客”的元远征军与爪哇的“麻喏八歇”领主土罕毕闍邪亦土罕必闍耶联兵，平息了“葛郎”领主哈只葛当发起的“内乱”。《清河集》卷六〈高兴神道碑〉：“史弼将水军，公将步军，期集八节涧。王土罕毕闍邪举国降，遣其相来言：葛郎王合只葛当，帅数万众夺我要地。公救之，进军二道，杀数百人，贼溃。及西来贼战，战至暮，贼败。公虞爪哇、葛郎合，遂伐其谋。合只葛当陈兵十万，公督战，自旦至午，贼退。史弼军继至，拥贼入水，死数万，斩首五千，合只葛当乃始降。遣使招旁小国，公帅千人深入，虏葛朗王次子，烧其宫”。《元史》卷一六二〈史弼传〉：“时爪哇与邻国葛郎搆怨，爪哇主哈只葛达那加剌，已为葛郎主哈只葛当所杀，其婿土罕必闍耶攻哈只葛当，不胜，退保麻喏八歇。闻弼等至，遣使以其国山川、户口及葛郎国地图迎降，求救。弼与诸将进击葛郎兵，大破之，哈只葛当走归国。髙兴言：爪哇虽降，倘中变，与葛郎合，则孤军悬绝，事不可测。弼遂分兵三道，与兴及亦黑迷失各将一道，攻葛郎。至答哈城，葛郎兵十馀万迎敌，自旦至午，葛郎兵败，入城自守，遂围之。哈只葛当出降，并取其妻子、官属以归”。

第二阶段：被释的麻喏八歇的王起兵反抗，元军失利退兵。可能是由於战况“不值得夸耀”，蒙古皇帝臣子的相关文字，都格外地简略，显然言有“所讳”。《清河集》卷六〈高兴神道碑〉：“比还，史弼以纵土罕毕闍邪归国，遂畔去，诛合只葛当及其子，载二国诸宝及旁四小国臣。师还”。《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征伐〉：“至元三十年四月二日，遣土罕必闍耶还其地，具入贡礼，以万戸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率兵二百护送。十九日，土罕必闍耶背叛逃去，留军拒战，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省掾冯祥皆遇害。二十四日，军还”。“留军拒战”，曾使元军陷入困境。袁桷《清容集》卷三四〈拜住元帅出使事实〉：“至元二十九年，今浙东元帅拜住公奉世祖旨，以行军招安使从征爪哇。于时（三十年）髙（兴）、王（某）二将为蛮兵所围，公深入，拔围出之”。就是明初所修的正史，同样也是语意仓促。《元史》卷一六二〈史弼传〉：“土罕必闍耶乞归易降表，及所藏珍寳入朝，弼与亦黑迷失许之，遣万户担只不丁、甘州不花以兵二百护之还国。土罕必闍耶於道杀二人以叛，乘军还，夹路攘夺。弼自断後，且战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达泉州，士卒死者三千馀人”。

最後，《元朝史》第一○章〈元朝的对外关系〉：“至元三十年秋，忽必烈召见刘国杰，准备召集十万军队，再举侵略爪哇”。方骏〈元初亚洲征伐战争的对内影响〉一文则云：“至元三十年秋，对兵败爪哇耿耿於怀的忽必烈，召来刘国杰：爪哇既得复失，卿盍为朕行？此事犹痒在心，岂诸人爬搔所及？刘国杰满口应承。忽必烈当即决定给他十万军马，刘只要万人，最後折中，决定由刘国杰领番兵五万出征爪哇，期诸军会桂林。後因世祖驾崩，师遂寝”。核以前引，作者看漏了刘国杰话中有“交趾，掌中物也”之言，所以，“议典军十万”，“以番、汉五万付卿”等都是指计划中的对“安南”而非对“爪哇”的战争。倘若是後者，至少，师旅的集中点不会是内陆的“桂林”、静江路亦今广西桂林市，而应是沿海今福建泉州、广东广州市的泉州、广州路。黄溍《金华集》卷二五〈刘国杰神道碑〉：“至元三十年，拜荣禄大夫、湖广安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统蒙古、汉军、溪洞土兵十万南征交趾，仍别铸行中书省印，令佩之以行。公奏乞以亲王一人同领军务，乃命宗王亦吉列歹董其师。三十一年春正月，建省于静江，诏赐锦衣一袭。二月，诸军毕集，部署已定，闻国有大故，事遂中止，还军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