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久后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大权在握后，开始独断专行，甚至倒行逆施，这自然引起民主人士特别是南方革命党的激烈反对和讨伐。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袁世凯便千方百计地巩固和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于1913年初责令财政部再为其筹措大笔军饷。民国政府当时刚刚成立，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再加上袁世凯一直在扩军备战，财政部该想的“捞钱”法儿早想过一遍了，“家底”也早空了，如今怎么办呢？于是，财政部绞尽脑汁，终于又为袁世凯谋划出一个“验契”的办法，以便在“例行公事”的幌子下，巧取豪夺，继续搜刮民脂民膏。当时的规定是：凡民间买卖耕地和住宅没有缴纳契税的，要遵照新章程尽快完税。政府要集中进行验契，不论缴税与否，都一律必须呈验。地价（或房价）在30元以上的，收契税1元（即银元1块，当时是小麦150斤的价格），另缴注册费1角，原来的契约证书作废，换用新的契约证书，并且重新缴纳注册费，等等。责令1913年8月1日施行，“验契”限期6个月内完成。这一政令颁发到山东后，山东督军靳云鹏是袁世凯的心腹，便责成山东各级加紧催办，尽快将税款解上来。当时山东乐安县的知事是王文琙。王文琙，字伯乐，原籍四川成都，因其祖父在山东做官，遂迁徙淄川落户。他于清宣统二三年间（1910—1911），经人举荐先后任职于淄川、章丘等县。1912年，经山东省民政厅长周自齐（后任财政总长）呈请举荐，调任乐安县知事。乐安县当时属青州府管辖，隶属胶东道，县境的东北毗邻渤海，大海的险恶巨浪孕育了这方热土上的百姓“彪悍”性格，该县民众历来富有反抗精神。1913年7月，王文琙接到民国政府“验契”的指令后，立即充当起“验契”催税的急先锋。8月初，他即将全县首事（乡长）与地保（村长）召集到县衙训话，说：“上峰有令，9月1日县内开始验契，不得有误。房屋税，够3间者需交税1元2角5分！”之后，他料想到全县一旦着手办理此事，必将牵动各家各户的切身利益，再加上今年收成不好，老百姓必会从中作梗，故而此事伊始，当宜雷厉风行。于是，他命人在县衙门前扎起席棚，安排收税人员天天蹲守百姓前来验契交税。对有漏税或不呈验者，立马押至衙前，用铁索锁在柱子上示众。当时，农民的各项税负本来就很重，没想到凭空又飞来“验契”这一块巨石，压得大家更加喘不过气来。另外，除缴纳契费外，请首事、地保丈量土地，还要送礼“递包”，外加吏役的额外勒索，弄的家家苦不堪言。到年底，全县呈验完税的户只占全县的60%。没想到，王文琙将这笔税款解报省城时，竟赢得了“山东之冠”的美名。王文琙还接到了山东省督军靳云鹏的“嘉奖令”，内称：“决定由解报之数目内，提取5%充赏，并拟擢升王文琙为道尹。”王文琙既发财又升官，自然喜出望外，受宠若惊，他暗下决心，年后继续加紧“验契”。

乐安县的北部一带，是成片的荒碱地，庄稼的种植成活率很低。有歌谣描述道：“走了些宽敞道，喝了些骡马尿。遍地是六月雪，听了些鸭乱叫。”足见当地盐碱地的贫瘠和百姓耕作之苦。鉴于此，土地多论块不论亩，小者三五亩，大者则十几亩或几十亩不等。买卖立契时，只写“荒地一片”，有的则根本没有地契。这样的荒碱地在碑寺口乡一带最多。王文琙想这种地是块肥肉，油水多，不免垂涎三尺，便迫不及待地亲往“验契”。1914年2月23日，已是农历正月二十九。春寒料峭，北风劲吹，天空不时飘着雪花，但利欲熏心的王文琙不顾这些，亲自带领一班衙役、幕僚、警卫数十人，兴冲冲地向碑寺口乡进发。到达碑寺口后，王文琙便下榻于碑寺口首事牛浩然的书房里。牛浩然为人阴险狡猾，他一面在县知事面前百般殷勤，献媚取宠，一面又替王文琙下令，限期让民众到碑寺口“验契”。当日午后，王文琙便性急地派遣衙役孙祥，率卫队数人来到东齐村，找到地保齐光礼，劈头责问：“为什么迟迟不去呈验？”齐光礼当即回话：“我村很穷，呈验确有难处。”孙祥闻听暴怒，不由分说，一个耳光向齐光礼脸上打去。齐光礼时年已60多岁，性格倔强，凑上去与孙祥扭打一处，齐光礼的儿孙和邻居也一起过来帮忙，孙祥见势不妙，一面口出恶言，一面带随众悻悻而去。孙祥离去后，村里有个教书先生齐登先立即对大家说：“打了公差，属犯法行为，王文琙决不肯善罢甘休，我们得赶紧赔情道歉，或可免祸。”齐登先50开外年纪，受辛亥革命影响，颇具民主思想和时局眼光。于是，大伙找来了齐来明、齐树明、齐敬君3位闾长前往碑寺口赔情。王文琙见了众人不问情由，滥施淫威。他声嘶力竭地说：“回去告诉大伙，明日速来呈验，不然定要严惩！”齐来明、齐树明、齐敬君他们郁郁回村，向大家一一说明，村民们哀号震天：大祸临头，坐牢就在眼前！此时，齐登先挺身而出，他斩钉截铁地说：“反正咱村闯了大祸，一不做，二不休，倒不如先下手为强！”众人个个称是，迅即派人到附近各村去送“鸡毛信”，火速传递暴动讯息。次日即农历正月三十日，恰逢碑寺口集市，来“验契”的人络绎不绝，直到午夜12时许，方停呈验，总计700多张，但东齐村民一个也没有来呈验。凌晨1时许，收税人刚睡下，忽听四周锣鼓齐鸣，又见灯笼火把照得天明，一股强大的人流随后蜂拥而至……原来，这是东齐村民众率领的一支农民反“验契”暴动队伍。当时在齐登先的积极倡导下，他们约定：以击鼓敲锣为号，带上武器、灯笼等，乘黑夜到牛家洼（位于碑寺口西北的大洼）集合。为了扩大队伍，由齐登先、齐世俊与齐敬信3人，急速写出了“鸡毛信”，送往临近各村。上书：“四方亲友得知：今夜晚快速赶到碑寺口杀官。千万千万！务必务必！”按这一带的历史传习，“鸡毛信”又称“滚单”，原为清咸丰、同治年间，各乡（庄）防御太平军、捻军“滋扰”创造的传递信息办法。这天，自东齐村发出的纸制“鸡毛信”，像插了翅膀一般，至黄昏时分就传遍了附近的村村庄庄，赶到牛家洼集合的很快就有400多人。人们手持锄、镰、锨、镢、二齿子等农具作武器，在齐光礼、齐来明、齐树明等人的带领下，将碑寺口王文琙的“验契”大院团团包围。牛浩然一看大事不好，匆匆来见王文琙，战战兢兢地说：“看来乡民要暴动，特请知事暂避，待本人前往劝说……”谁知牛浩然刚刚走到院门，就被一阵乱棍击中头部，哪里还顾得上王文琙，哭叫着独自逃命去了。王文琙惊闻人声嘈杂，正想夺路而逃，被人一土枪打倒在地。他的随从急忙把他搀起来，翻越墙头藏匿在邻院的张仲兴家，张仲兴将王文琙掩藏在南屋东头的磨坊里。怒火中烧的乡民们见没有了王文琙，便四处搜索，将院墙推倒后，终于从张宅中搜出王文琙及其随从赵顺、崔升等人。这时，齐来明指着王文琙的鼻子大骂：“王欠或（毁），今天就是你升天的日子，叫你到阎王爷那里‘验契’去吧！”于是，众人刀械齐下，王文琙立时毙命。

作威作福的王文琙被乐北乡民送上西天，乐安县百姓人心大快。但杀官非小事，乐北一带自此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老年人深知，这事当局者不会就此罢休，劝大家赶紧逃难。于是，家家户户拖儿带女，背井离乡，走上了流亡道路。乡民们有的逃往博兴、蒲台一带，有的逃往河口海滩淤地，部分青壮年则远走东北关外。数日之内，碑寺口、百户张、东齐、张柳店、陈家桥、陈家庄等村庄，大都逃避一空，只留很少的老幼妇孺看守家园。直接参与此案的齐来明、齐树明、齐敬君、齐登先、齐世俊和齐敬信等人，更是躲避的无影无踪。事情发生后，轰动全国，袁世凯十分震怒，他连忙向山东督军靳云鹏发出指令：“按名缉拿，务获严办。”靳云鹏立即责令岱北道尹夏继泉和胶东道尹吴永领兵到乐安进行镇压。夏继泉带领2支马队和3连步队，连夜驰往乐安，由吴永统一指挥。官兵展开一次次的大搜捕，先后有30多人被捕入狱，其中被判处死刑的共有14人。 3月21日（农历二月二十五），朔风凛冽，雨雪霏霏。14名勇士视死如归，英勇就义于碑寺口。官兵将他们枭首示众，先悬于村内，后悬于乐安县城。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被统治者血腥地镇压下去了。 “杀官案”虽然告一段落了，但外出躲避的人仍然没有几个人敢回来，大片大片的土地无人耕种。面对这一情景，当局深恐“长此流亡，难免不变为流寇”，乃张贴布告多张，尤以博兴、乐安交界处为多。布告大意是：胁从者罔治，当此春耕之际，安分良民务即速回乡里，各营生业…… 民国政府推行的“验契”法案在地方上本来就阻力重重，经过这一次沉重打击，更加难以开展了，袁世凯不得不宣布暂停“验契”，并把逮捕去的一部分人释放回家。非常巧合的是，“乐北戕官案”发生后不久，民国政府通令改山东乐安县为广饶县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乐安县。于是，人们认定之所以改县，是因为杀了县官，当局本欲把乐安县人全部杀光，但惟恐引起天下大乱，所以将乐安县的广大老百姓饶恕免罪，而把乐安县改称广饶县。这样看来，“杀官改县”似乎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历史事实果真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