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年，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日益加深，各派内部因师承不同，对儒家经典的解说不一，章句歧异。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公元56），“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所谓谶是当作神灵启示人们的一种预言。谶与纬连称，是一种长期的发展结果。谶纬即总集过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质的预言，而用以解释一般性质的儒家经典，使那些预言与儒家经典相交织，使圣人的教条与神灵的启示合二为一。这样，圣经变成了天书，孔子就变成了神人。 

自西汉初年叔孙通制礼作乐以来，儒家思想渐渐开始得到重视，汉武帝时期，采纳经学大师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经义为汉治法，攻读儒经成了经师们荣显的专门行道。

但汉武帝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当时有名的儒家学派，皆为其在大学设一讲座，谓之学官。充学官者，并不只是《诗》、《书》、《易》、《礼》、《春秋》五经。然而，自此以后，儒家学说经政府的倡导，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越传越多，越传越繁琐。《汉书·儒林传赞》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藩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鉴于当时诸经分派分支太多，对经义的解释也各有差异的状况，宣帝乃“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临制决”史称石渠阁（未央殿北藏秘书的地方）奏议，这成了封建政权第一套完整的法典。西汉末年，哀、平之际，儒家哲学内部发生经今，古文派之争，刘歆于皇家图书馆秘室中发现的古字体《春秋左氏传》、《毛诗》、《易礼》等在王莽时代被立为学官。自此以后，经今、古文二派斗争激烈，你消我长。

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进一步把儒家经义与谶纬图书等迷信东西结合起来，完成了东汉国教的形式，所谓谶是当作神灵启示人们的一种预言。谶与纬连称，是一种长期的发展结果。谶纬即总集过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质的预言，而用以解释一般性质的儒家经典，使那些预言与儒家经典相交织，使圣人的教条与神灵的启示合二为一。这样，圣经变成了天书，孔子就变成了神人。到了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把西汉宣帝、东汉光武的法典和国教更加系统化，这就是所谓的“白虎观会议”。

为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依议郎杨终奏议，仿西汉石渠阁会议的办法，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 当年冬十一月壬戌，章帝邀集名儒、诸王集于白虎观，由五官中郎将魏应代表皇帝发问，其后各家儒生加以讨论，形成共识后由侍中淳于恭加以回答，此后章帝再亲自决定对此答案是否满意。会议连续举行了一个多月，会后，班固奉旨对会议内容加以总结，写成《白虎通义》四卷。 

把谶纬学说和今文经学混合在一起，使儒学进一步神学化，作为解释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的依据。

这次会议由章帝亲自主持，参加者有魏应、淳于恭、贾逵、班固、杨终等。

会议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侍中淳于恭代表诸儒作答，章帝亲自裁决。这样考详同异，连月始罢。此后，班固将讨论结果纂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这次会议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同时还把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糅合为一，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

《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於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 ，讲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清 曹寅 《哭东山修撰》诗：“辉煌白虎观，灭没青藜枝。” 清 昭梿 《啸亭续录·石经》：“汉灵帝时，立‘五经’石碑於白虎观 ，蔡邕等为之校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