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经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是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朱翊钧的诞生给裕王府带来欢乐，王府张灯结彩，来道贺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然而，这种喜庆的气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代之的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原来朱翊钧的祖父嘉靖皇帝，对于这个皇孙的出世并不高兴，而是产生一种愤恨的心理。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人敢报告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字，直到5岁时，这个皇孙才有了朱翊钧这个名字。穆宗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 

万历帝是穆宗的独子，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万历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宫人，后来母以子贵才晋升为贵妃。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万历帝虽然年幼，却很懂得这个道理。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挚之登辇以出”。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万历帝年渐长而学愈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冲龄即位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隆庆帝病危的消息。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隆庆帝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隆庆帝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全国使先生劳累”。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第二天，隆庆帝即崩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即位之后，在读书方面，明神宗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万历朝举人沈德符记叙，神宗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故十年之中，“圣学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御极亦在幼冲，初不闻三杨诸公有此朝夕纳诲，遂使王振得盗国柄，几危宗社。则今上早年励精，真可只千古矣”。 

内阁争纷

明神宗即位时，摆在他面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朝纲，矫除积习”。这个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按照隆庆帝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朱翊钧自然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

冯保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很有涵养，所以很受隆庆帝的喜爱。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轻松地通过一道遗诏，就驱走了孟冲，自己做了掌印太监。但是，就高拱来说，对冯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 

明穆宗末年，高拱为内阁首辅。高拱，“性直而傲”，“持论多偏”，说话随便，常常为此得罪人。他与徐阶有矛盾，在徐阶谢政归里以后，高拱即“扼阶不遗余力”，为此又与张居正关系破裂，成为冤家对头。高拱主阁，坚持反对宦官越权，为此触犯了当时内廷的大红人太监冯保。冯保遂与张居正内外串通起来，欲置高拱于死地。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他不问高拱说此话的背景，是否属实，即于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终坚持自操威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 ”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同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堆积如山。面对着这些重重的困难，这个万历帝没有畏缩不前，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神宗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为。

太岳辅政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神宗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神宗就在平台（即后左门）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神宗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明神宗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明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 ”其时，因为神宗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后来，他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这是万历初年整个社会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最有意义与成绩。清丈田亩，又称“清丈田粮”，目的是为了纠正田制混乱。这是继洪武朝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丈。万历六年（1578年）十一月，明神宗下令在福建进行试点。 中心问题是为了改变有田者不交纳税粮、无田者苦于赔纳的怪现象，使田亩与税粮挂钩。由于明神宗态度明确，张居正指导得力，坚决排除阻力，试点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至万历八年（1580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 神宗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至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 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出重头戏。万历九年（1581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这标志着整个张居正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万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神宗从此开始亲政。 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1573年），至万历十年基本结束。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万历怠政

朱翊钧亲政后，曾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巩固了汉家疆土。 后世有说明军虽均获胜，但军费消耗甚钜。而三大征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 

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 （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瘾 ）。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历十七年（1589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 万历十年（1582年）的三月，朱翊钧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神宗在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类似。 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朱翊钧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顺父母、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约开支、听取意见、亲人和贤人，都不能够像当初一样。” 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那些致力于废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个接见大臣，天下将要沦陷的忧虑。” 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万历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都有反应，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执政晚期

明神宗晚年身体虚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因此，朱翊钧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朱翊钧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时朱翊钧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朱翊钧的荒怠造成的。 

在东林党争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它是明末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第一案，也是最重要的一案。外人闯入宫廷，这类事在明代多有发生，光是万历朝就有好几次，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对这次“梃击案”，当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以为张差是一个疯人，是一次偶然事件；另一种则认为张差非疯子，是明神宗爱妃郑氏使人有意加害皇太子朱常洛的阴谋活动。起初，皇太子也以为“必有主使”。是时，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明神宗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并特地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

与世长辞

就在明神宗晏处深宫，“万事不理”，导致从内廷到外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辽东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发动进攻，辽东战争爆发。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后金政权正式建国，终于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自此明朝辽东的形势也随之每况愈下。尤其是经过东征援朝战争和矿税使高淮乱辽以后，辽东边防空虚，军民困甚，供应艰难，加上明神宗用人不当，明军屡屡败北。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丧师九万，败局遂成。辽东战争每年约需银四百余万两， 明神宗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开始。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对明皇朝的革命洪流。明神宗自己也因此情绪低落，愁眉不展。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皇帝朱翊钧驾崩，传位皇太子朱常洛。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将近48年之久。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朱翊钧的儿子朱常洛在即位一月之后即去世，万历一朝应当足足是48年，即从公元1573年至1620年。朱常洛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即位，九月驾崩。大臣们当时建议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以纪念这位短命的皇帝。因此万历纪元未满48年。

政治

官吏考核

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明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其特点是改变国家机构的运作机制：以内阁监控六科，六科监控部院，部院监控地方抚按，最后使“部权尽归内阁”。六科和部院原是直接向皇帝负责，把它们变为受内阁制约，听从内阁指挥，实有悖于祖宗旧制，实质上是将一部分皇权转移到内阁。这是张居正对明代官制的一次重大变革。

早朝制度

隆庆六年（1572年），神宗即位，关于早朝这一仪式有了折中的变通办法。根据大学士张居正的安排，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则不朝，以便年轻的皇帝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攻读圣贤经传。这一规定执行以来已近15年，越到后来，圣旨免朝的日子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其他的礼仪，如各种祭扫，皇帝也经常不能亲临而是派遣官员代祭。实际上，神宗的早朝，即使按规定举行，较之前代，已经要省简多了。首先是早朝的地点很少再在正殿，而且在一般情况下早朝人员都不经午门而集结于宣治门，所有骏马驯象的仪仗也全部减免不用。其次，御前陈奏也已流于形式，因为所有陈奏的内容都已经用书面形式上达，只有必须让全体官员所知悉的事才在早朝时重新朗诵一过。 

清算张居正

从万历九年（1581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间，张居正一直没有请假，坚持办公。次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虽然屡经名医医治，但是张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过行尸走肉而已”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为之辍朝一天，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 然而，两年之后的万历十二年（1584年）八月，朱翊钧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管制言官，蒙蔽我聪明。专权乱政，欺骗主上忘恩负义，谋划国家不忠。本会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论。”

这时候的张居正一家，已经被抄家。张府人口，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余口，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张居正恐怕生前绝对不能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无情的惩处。朱翊钧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是他长久处于张居正约束下的发泄，同样也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推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 

军事

平定哱拜

万历二十年（1592年），哱拜和哱承恩父子在宁夏银川反叛（哱拜是蒙古鞑靼部人，降明以后做副总兵。他的儿子叫哱承恩，承袭父爵，做了指挥使），朱翊钧果断决定平叛。派去平叛的军队攻打了几次都没有取胜，万历皇帝又派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为总兵，率军平叛。李如松派人决黄河水灌城，城外积满了水，城被冲开一个口子；李如松乘势下令攻城，一举平息了哱拜之乱。 

援朝抗倭

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二十七年（1599年），朝鲜遭到日本侵略，王京陷落，八道失陷七道，仅靠近明朝边境义州一带尚存。 朝鲜危急，请求明朝援助，“请求援助的使者，在路上络绎不绝”。朱翊钧鉴于唇亡则齿寒，决定派兵到朝鲜，援朝抗倭。这场战争时断时续，前后进行了七年多。最后，日本因丰臣秀吉去世，将侵朝日军撤出朝鲜，明军战胜而归。 

勘定播州

万历十七年（1589年），播州（播州就是今贵州遵义地区）宣慰司使杨应龙发动叛乱，朱翊钧派兵平叛。这场战争时断时续，一直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最后的结局是明军八路进兵，四月告捷，平息了杨应龙之乱。 

用兵女真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起兵反明，建立后金政权。女真兵克抚顺，朝野震惊。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和铁岭沦陷，首都燕京震动。朱翊钧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稍稍将东北局势扭转。

经济

资本主义萌芽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明朝的经济处于当时世界经济主导地位，其经济力量强于英国。而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已经出现，并且拥有了比较强大的力量，为不久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打下了基础。当一种社会制度适合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时，就会促进社会发展，相反地，就会阻碍社会发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就是因为封建制度已经阻碍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

而当时明朝的经济强于英国，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封建制度更加不适合当时的社会发展，之所以中国没有爆发革命，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资产阶级力量过于弱小；第二，国家暴力机器过于强大。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一直是处在被抑制的状态中。而正是由于万历皇帝的罢朝导致了政府的监管力度减弱，使处于被抑制状态的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的春天，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征收矿税银

自张居正死后，万历开始通过向各地征收矿税银的方式，增加内库的内帑。在此以前，内库主要收入为金花银，即依靠南直隶地区的田赋。不过内库所有收支最终仍由户部负责，并对皇帝的使用进行严格的干预和管理。矿税银除补贴内帑用于宫廷膳食以外，更多则用于国家开支，尤其是边镇用钱。如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肃巡抚田乐上疏，因河西地区边疆用兵需数十万钱粮，请拨内帑，朱翊钧批复同意。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户部因京师库银减少，边饷告急，请神宗拨内帑，朱翊钧虽然责怪户部未提前做好库银储备，并且不要因为有内帑而有恃无恐，但仍迅速拨发内府库银救急。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四月，户部更是因北部边疆兵饷告急，请拨内帑百万两，朱翊钧最顾及边情，所以同意照数拨用。 

另外，含矿税银的内帑也用于国家救灾，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饥荒，拨内帑三万三千两用于赈灾。 

而清人则多不了解详情，多以明代言官的言论评论该事，并拔高为明代一大恶政，甚至就此写入《明史》。后人则更多将此附会，并假想更多的财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万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黄金一千多两。”。 

文化

文化

万历年间不单单经济得到了发展，文化同样也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因为没有了政府的监管，所以百姓的言论自由也空前高涨，只要是大众喜欢的、有市场前景的就可以出版，根本就不需要有关部门的审核，各种文化思想如雨后春笋般拔出地面，可谓是“百家争鸣”。

学校制度

学校为养士基地，“人才所系”。为了培养新的人才，万历二年（1574）神宗命令吏部严格选用提学官。次年三月，张居正进呈《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提出选用提学官和整顿学校的十八条方案。神宗以为“深切时弊”，下诏命“各官着实遵行”，并大量裁减府、州、县学的学生数。在明代，“科举必由学校”。人口不断增加，学校招生人数反而减少，不但与社会发展大势背道而驰，对于那些追求功名利禄者更是当头一棒。明神宗还根据张居正的建议，诏毁天下书院，迫害士人，实行文化专制。这些都是倒退行为，所以，一开始就遭到激烈反对，难以贯彻执行。张居正本人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大邑士子多怨之，或谓他“千虑一失，在汰郡县诸生”，成为后来惨败的祸根之一。

思想

在思想方面出现了思想家文学家李贽，他对男尊女卑、社会腐败、假道学等都大加批判，可见当时古人的思想的深度以及对社会现象的审视程度不逊当今。

科技著作

李时珍的著名著作《本草纲目》也是出版于万历年间，由于它的科学性，系统性，科学性流传至今，为现代医学所认可采用，可见当时中医药学原理、实践之发达程度了。

著名科学家宋应星编撰的《天工开物》详细叙述了当时农作物和手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等，以及宋应星自己的组织生产经验和科学见解，此书传到日本后，被称为“中国的狄德罗”。

戏曲艺术

明代著名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1550—1616年）创作了著名的《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观和强烈的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汤显祖被称为当“东方的莎士比亚”。 

总体评价

万历前十年（1573-1583年），大学士张居正辅助神宗处理政事，更张祖制，社会经济发展较好。20岁时，张居正逝世，朱翊钧开始亲政，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主持“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后期罢朝近30年。在这一时期内，江南一带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全国和经济总量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但是阶级矛盾也日益加剧，文官集团的党争使得政治日益腐败黑暗，东北的女真趁虚兴起，因而种下了明朝灭亡的祸根。 

万历帝曾作为一代英主，在张居正的辅佐下，使大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他也曾穷奢极欲，横征暴敛，背负了千古骂名，在他五十八岁的这一年，他终于回到了天上，他终于可以摆脱心中善与恶的斗争了。 

史书评价

《明史》：①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②“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不过有专家学者提出争议。因为明亡的因素是：第一、党争，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南明灭亡才停止。第二、阉人专政，明朝先后出过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等著名的专权太监。皇帝对他们的偏听偏信对朝廷风气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第三、万历十年（1583年）起，中国进入了小冰河时期，极大摧残了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农业经济，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受到极大冲击，必然造成上层建筑的变化。第四、内忧外患，明王朝后期满洲与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对大明王朝的倒塌也起了极大的作用。所以仅仅将其归结于万历皇帝朱翊钧一人是不负责任的。 

《明史》中记载朱翊钧在位期间长期不理朝政的事情。万历十五年（1588年），为了躲避群臣的骚扰，万历宣布实行“静摄”，从此不上朝。许多人认为朱翊钧长年“不朝”，是万历怠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国事艰难的原因。事实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干政，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日本入侵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朱翊钧都有反应，表示奏章还是有在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名人评价

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万历皇帝聪明而敏锐；他自称早慧似乎是有根据的。他博览群书；甚至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在他已深居宫廷几十年，并已完全和他的官吏们疏远了时，按照他时代的标准，他仍然博闻广识。 

白寿彝：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始终“魁柄独持”，可谓操权有术，从这一点说，他不是一个庸人之辈。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 

范文澜：神宗亲政以后，独揽大权，怠于政事而耽于享乐，日益挥霍侈靡，不知遏止。 

黄仁宇：总的来说，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 

当年明月：刚满二十岁的他踌躇满志，虽然他不喜欢张居正，却继承了这位老师的志向。自从正式执政以来，一直勤奋工作，日夜不息，他似乎要用行动证明，凭着自己的努力，也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至少比那个人强。 

许文继、陈时龙：神宗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统治最久的皇帝。他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0岁到20岁，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凡事依大学士张居正而行；20岁以后，他开始亲政，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后期怠于政事，酒色财气，醉生梦死。 

家世

高祖父：宪宗纯皇帝朱见深

高祖母：（追尊）孝惠皇后邵氏

曾祖父：（追尊）睿宗献皇帝朱祐杬

曾祖母：（追尊）慈孝献皇后蒋氏

祖父：世宗肃皇帝朱厚熜

祖母：（追尊）孝恪皇后杜氏

父亲：明穆宗朱载垕

生母：李贵妃，李彩凤，隆庆元年三月封贵妃，神宗即位，尊称慈圣皇太后。死后谥曰“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太后”，居慈宁宫。既是（孝定圣皇后）。

后妃

皇后

孝端显皇后王氏（1564年—1620年）：神宗原配，名王喜姐，谥孝端贞恪庄惠仁明媲天毓圣显皇后，合葬定陵年，祔庙。

孝靖皇后王氏（1565年—1611年）：谥温肃端靖纯懿皇贵妃。明熹宗登极，追谥祖母孝靖温懿敬让贞慈参天胤圣皇太后，迁葬定陵。

皇贵妃

郑贵妃（1565—1630年），大兴（今北京大兴）人。万历十年（1582年）册选的“九嫔”之一，封淑嫔。是神宗最宠爱的妃子，崇祯三年七月薨，谥曰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葬银泉山。崇祯十七年秋七月戊子，明安宗追尊皇祖郑氏曰孝宁温穆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

李贵妃（？—1597年），即李敬妃，神宗后宫宠遇仅次于郑氏的妃子。万历二十二年册封敬妃，二十五年（1597年）三月十日生皇七子，同月二十一日因病而薨。明朝灭亡后她的孙子朱由榔登基为南明永历皇帝，追尊“孝敬恭顺荣庄瑞靖敬天光圣太皇太后”。

妃

刘昭妃（1557年—1642年），万历六年选美入宫的三人之一，册为昭妃，无子无宠。天启、崇祯时封宣懿太妃，居慈宁宫，掌太后玺印，年86岁去世，谥宣懿康昭。

杨宜妃（？—1581年），万历六年选美入宫的三人之一，册为宜妃，无子女。八年十二月薨。

周端妃，万历十年（1582年）选美入宫的“九嫔”之一，封端嫔。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册封为端妃，1644年六月，张献忠攻占四川，杀了瑞王朱常浩全家和所有下属官吏。明朝灭亡后，周端妃回娘家居住，至顺治年间尚存，寿已八十余岁，卒年不详。

荣妃王氏（？—1591年），万历十年（1582年）选美入宫的“九嫔”之一，初封安嫔，万历十二年六月生皇三女静乐公主朱轩妫，晋封为荣妃。次年，静乐公主夭折。万历十九年正月，荣妃去世。年约20多岁，谥号端靖。

顺妃常氏（？—1594年），原是宫女，万历十一年封顺妃，十三年生皇二子邠哀王朱常溆，但朱常溆立即夭折,可能是死胎。万历二十二年去世，谥号温静。

顺妃李氏（？—1623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八月册封顺妃。生有皇幼子朱常溥和皇幼女天台公主朱轩媺（皆早夭，次序不详）。天启三年薨逝，谥号清惠。

德妃许氏（？—1602年），万历十四年册封为德妃，无出。万历三十年八月薨。谥号庄靖。

王僖妃（？—1589年），本为低级妃嫔，无出。万历十七年薨，追封僖妃。事见《国榷》。

嫔

李德嫔（1567年—1628年）“九嫔”之一。河南开封府祥符县人，生有四位公主，但终其一生未得晋封。生于隆庆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子时，万历九年选入内庭，十年三月册封为德嫔，崇祯元年八月十八日寅时薨逝，二年六月二十日葬于金山之原。

魏慎嫔（1567年—1606年）“九嫔”之一。大名府魏县人，父锦衣卫正千户魏承志，母乔氏。生于隆庆元年十月初二，万历九年遴选入侍，十年三月册封为慎嫔，万历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薨，五月十七日葬于金山之原。

邵敬嫔（？—1606年）“九嫔”之一。直隶扬州府泰州人，父锦衣卫正千户邵名，母齐氏。万历九年秋当选，十年三月册封为敬嫔，万历三十四年三月十七日薨逝。五月十七日葬于金山之原。

张顺嫔（1567年—1588年）“九嫔”之一。河南开封府大康县人，父张榛授锦衣卫正千户，母王氏。生于隆庆元年九月二十五日酉时，万历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选入内庭，十年三月六日册封为顺嫔，薨于万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时。皇帝辍朝一日，两宫太后及皇后以下皆致祭，万历十七年七月四日葬于金山之原。

梁和嫔（1562年—1643年）“九嫔”之一。河南归德府人，父锦衣卫正千户梁慎，母潘氏。生于嘉靖四十一年三月十二日亥时，万历九年九月选入内庭，十年三月册封为和嫔，薨于崇祯十六年正月十七日寅时，七月十八日葬于金山之原。

李荣嫔（1568年—1626年）“九嫔”之一。河南开封府祥符县人，父李山授锦衣卫衣左所正千户，母吕氏。生于隆庆二年八月十七日子时，薨于天启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辰时，同年闰六月十二日葬于金山之原。

耿悼嫔（1568年—1589年）估计是宫女进封的。直隶保定府安肃县人，父耿大享，母王氏。生于隆庆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酉时。万历十一年五月十五日选为伟嫔，无出。十七年六月初四日未时薨逝，年二十有一，皇帝悯之，特赐号悼嫔，辍朝一日，两宫太后及皇后以下皆致祭，同年八月初九日葬于金山之原。

子女

子

长子朱常洛，明光宗，母孝靖皇后王氏。

次子朱常溆，邠哀王，母郑皇贵妃（一说为常顺妃），甫生即死。

三子朱常洵，福忠王，母郑皇贵妃。

四子朱常治，沅怀王，母郑皇贵妃，早夭。

五子朱常浩，瑞王，母周端妃。

六子朱常润，惠王，母李皇贵妃。

七子朱常瀛，桂端王，母李皇贵妃。

八子朱常溥，永思王，母李顺妃，早夭。

女

长女荣昌公主朱轩媖，神宗第一女，母孝端皇后王喜姐，万历九年十二月生。万历二十四年下嫁杨春元。四十四年，春元卒。久之，主薨。

次女云和公主朱轩姝，神宗第二女，母郑皇贵妃，生于万历十一年十一月乙巳，七岁病薨。

三女静乐公主朱轩妫，神宗第三女，母荣妃，两岁夭折。

四女云梦公主朱轩嫄，神宗第四女，母孝靖皇后王氏，明光宗同母妹，四岁病薨。

五女仙居公主朱轩姞，神宗第五女，母李德嫔，万历十二年薨，年不足半岁。

六女灵丘公主朱轩姚，神宗第六女，母郑皇贵妃（一说为李德嫔），生于万历十六年八月甲午，万历十七年五月庚申薨。

七女寿宁公主朱轩媁，神宗第七女，母郑皇贵妃，二十七年下嫁冉兴让。主为神宗所爱，命五日一来朝，恩泽异他主。崇祯十六年薨，年六十。崇祯时，洛阳失守，毅宗命兴让同太监王裕民、给事中叶高标往慰福世子于河北。都城陷，兴让死于贼。

八女泰顺公主朱轩姬，神宗第八女，母李德嫔。早夭。

九女香山公主朱轩嬁，神宗第九女，母李德嫔，万历二十七年正月庚戌赐名轩，六月庚寅即薨，年不逾岁。

十女天台公主朱轩媺，神宗第十女，母李顺妃。早夭。

少时聪颖

万历登极之初，就以他高贵的仪表给了臣僚们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并有余音袅袅。从各种迹象看来，他确实是一个早熟的君主。他自己说过他在5岁时就能够读书，按中国旧时的计算方法，那时他的实足年龄仅在3岁至4岁之间。巴力尽管如此，在他御字之初，由于年龄太小，临朝时还需要在衣袖里抽出一张别人事先为他书写好的纸片，边看边答复各个官员的呈奏请示。他自然不能完全明白纸片上所写答语的含义，而只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儿童在简单地履行皇帝的职责。 

交好大伴

慈圣皇太后与太监冯保都喜欢书法。所以，朱

翊钧很小的时候书法就极为工整。冯保在宫中，被皇帝称作“伴伴”、“大伴”，小皇帝对于冯保非常畏惧。每次小皇帝与小太监玩的时候，看到冯保来了，就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冯保的职责不但是对皇帝实行 一般的教育，有时还要代皇帝朱批。因此，他与张居正之间的联系要紧密一些。实际上，正因为内有冯保，外有张居正，万历初年的新政才能顺利地推行。张居正对于朱翊钧的辅导和关怀无微不至，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 

喜爱读书

自从张居正去世以后，万历脱出了翰林学士的羁绊；而自从他成为父亲以来，慈圣太后也不再干预他的生活。但是，皇帝在这个时候确实已经成年了，他已经不再有兴趣和小宦官去胡闹，他变成了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他命令大学士把本朝祖宗的“实录”抄出副本供他阅读，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内收买新出版的各种书籍，包括诗歌、论议、医药、剧本、小说等各个方面。 

清朝张廷玉所写的《明史·卷二十·本纪第二十》、《明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记载了明神宗的一生。还有《明实录神宗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