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学渊源

郑孝胥清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十二日，郑孝胥出生于苏州胥门，此时苏州正值太平军控制之下，当时父亲郑守廉正携眷避兵吴下。郑孝胥生未逾月，郑守廉便率全家回到福建老家，自己仍入京供职。年幼的郑孝胥主要跟从叔祖郑世恭学习。郑世恭一代名士，长年担任教席，学识渊博。郑孝胥年四岁即入塾，从郑世恭授《尔雅》。郑孝胥除七岁进京侍父，至年十七返乡习举业这一段时间外，童年和青年大多是在福建家中度过的。十七岁时父郑守廉逝于北京，旋归里从叔祖习举业。郑孝胥所作制举文，郑世恭都详加指点。

闽中人士同气相求，对乡土之谊非常看重。郑孝胥处于“闽才独盛”的时代，这些在中国政坛、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人物的荐举和标榜对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沈葆桢即曾经聘请郑孝胥为他的幕僚。郑孝胥叔祖郑世恭与沈葆桢有交谊，郑孝胥代郑世恭拟沈文肃祠联有“入山犹近故人祠”句，郑孝胥挽郑世恭诗又有“知己配文肃”的说法，说明沈葆桢对于郑世恭这位闽中名士曾倾心交纳。沈葆桢对郑孝胥颇为赏识，郑孝胥也自居解人。郑孝胥入沈葆桢幕时间不长，其详情由于日记不详，也不得而知，但沈葆桢对郑孝胥的影响仍然不可低估。郑孝胥除经常与叔祖郑世恭谈文论道以外，也时时听从林寿图的教诲。林寿图在闽中掌教席多年，郑孝胥等人蒙其教诲，在诗歌方面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光绪五年（1879年）九月，郑孝胥“娶庐江吴光禄赞诚次女。”此时，吴赞诚署福建巡抚，兼船政大臣。郑孝胥此时丧父已三年，距中举尚有三年，因何而成吴赞诚乘龙快婿，其详已不可得知。值得注意的是，郑孝胥有过担任沈葆桢幕僚的经历。吴赞诚长女嫁给李鸿章四弟李蕴章次子李经邦，而李鸿章长兄李瀚章则与吴赞诚同时拔贡。郑孝胥娶了吴赞诚次女，就意味着他跟当时最煊赫的李氏家族建立了紧密的关系。这令郑孝胥受用非浅。吴赞诚之子学廉、学庄、学恂都与郑孝胥往来密切。其中吴学廉，字鉴泉，娶李鸿章六弟李昭庆长女为妻，光绪十六年（1890年）举人，曾任李鸿章所创办之金陵制造局总办、江苏淮扬道。吴学廉与郑孝胥交情深厚，郑孝胥曾受其聘，“授二子读”。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吴学廉兄弟始终与郑孝胥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科场多舛

光绪八年（1882年），郑孝胥中福建省乡试解元。光绪九年（1883年），郑孝胥赴京会试。由于早有文名，复有解元之荣，郑孝胥在旅京闽乡人中颇受瞩目。舆论的好评依然如潮。郑孝胥去拜访编修杨颐，是郑守廉旧交。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郑孝胥居然名落孙山。这一变故对如日中天的郑孝胥是个沉重的打击。当年年底，他来至庐江岳家，授读内弟公子。

光绪十一年（1885年）返里，春闱不偶的阴影让他滋生了感伤的情绪。不数日，郑孝胥就在陈宝琛的推荐下，前往天津，入李鸿章幕府。在李鸿章幕郑孝胥与北洋水师营务处总办罗丰禄、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极为投契。光绪十二年（1886年）郑孝胥再赴试，好友中冯煦、沈子封、罗尔颜皆中，而郑孝胥依然名落孙山。在接下来的郑孝胥三上春官，但皆不第。

光绪十五年（1889年），郑孝胥考取了内阁中书，为翁同龢得意门生，以经济文才，扬名一时。当年秋间，郑孝胥以中书改官同知，分发江南。

光绪十六年（1890年），郑孝胥入北京，充镶红旗官学堂教习。对于这一教席，郑孝胥很不满意。生平抱负无从施展，令郑孝胥非常苦闷。官学教习对他来说，实在是远远不能满足的，离京南下。

渡日任职

光绪十七年（1891年），李鸿章之子、出使日本大臣李经方奏调郑孝胥东渡，出任驻日使馆书记官。四月二十二日，郑孝胥登舟离沪，途经长崎、马关、神户，二十九日抵达横滨。抵达不数日，李经方就与郑孝胥“商发奏调之折”。李经方对郑孝胥颇为倚重。他以为当时在日本使馆中诸人，吕增祥事务繁忙，而其他各人都系文人，不谙公务，惟有郑孝胥可堪相助。李鸿章在致李经方信中，也盛称郑孝胥“文笔入古，人且清挺”。郑孝胥此前己以经济文才见称，到日本后，很注意了解日本风土人情、人文历史。他或借或购得《外交余势断肠记》《明治时势史》《明治开化史》《通议》《政纪》《江户政记》《新策》《读史赘议》还有日本舆图等各种日本书籍，对于日本著名学者赖襄子成、胜安芳等人的著作，尤其潜心研读。

郑孝胥在日本亦留心西洋之学。他请了英语教习，学习英语，同时购买西洋书册，在同僚帮助下阅读。在担任书记和筑地领事期间，郑孝胥主要是帮助李经方处理公文，甚至经常替李经方捉刀与日本文人进行诗歌唱酬。这些活动使郑孝胥得以间接接触到日本的政治文化界精英人物，如日本亚细亚协会会长长冈护美，以及后来权倾日本朝野的伊藤博文。在担任神户理事之后，郑孝胥独当一面，事务渐显繁忙，其中主要是处理华人在日本产生的民事纠纷。其次郑孝胥与日人直接交涉的活动也大大增多。在这些交涉中，郑孝胥表现出了过人的办事才华。

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因为内弟博泉为他捐了江苏同知，他提出辞呈，李经方当即挽留。当时汪凤藻曾有一份奏章上陈，请求清政府保留郑孝胥在日本的神户大阪理事一职，以处理非常形势下的棘手问题。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前夕，长期的外交生涯练就了郑孝胥的政治敏锐力。由于工作的关系，郑孝胥对日本的态度逐渐由蔑视转为了重视。尤其是日本在朝鲜问题上野心逐渐外露的紧要关头，郑孝胥对日本局势格外加以关注。同年夏，朝鲜东学党起义的爆发后，清政府应朝鲜政府请求出兵朝鲜，与此同时，蓄谋己久的日本立即依据此前订立的《天津会议专条》，派兵进驻汉城，形成军事优势。郑孝胥对此情形深感忧虑，认为“朝鲜乱益炽，香港疫转盛，皆非佳象”。对于媾和的乐观预测，郑孝胥深表怀疑。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海面突袭我运兵船，战争正式爆发。三天后，郑孝胥从报上了解了这一内容。不久，郑孝胥随李经方下旗归国，但对战事仍然非常关注。

归国之后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3月，李鸿章赴日本同伊藤博文等人商讨议和条约。四月，《马关条约》内容传回国内，举国哗然，群情激奋。国内要求废约再战的声音高涨，郑孝胥亦在此列。对于朝廷割让台湾给日本，郑孝胥也深感痛心疾首。他曾想与友人一同东渡台湾，抗敌守土，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只能空叹“恨吾无力助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郑孝胥还曾以张之洞保举，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因戊戌六君子遇害，告假南归。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闽中闽中疫病盛行。郑孝胥兄孝思与子友荃相继猝逝。未几，长兄孝颖自沉于河。郑孝胥即赁屋迎两兄眷口至鄂署中。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郑孝胥随同岑春煊前往广西，岑春煊奏请郑孝胥派充川省商矿大臣。光绪三十年（1904年），孟森“奋然浮海来游”，郑孝胥聘以记室，二人成莫逆之交。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发起成立上海预备立宪公会并任会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创办日辉织呢厂，担任中国公学监督，又受两江总督端方延请，"襄理军事外交一切要政"。

宣统元年（1909年），郑孝胥赴奉天，为东三省总督锡良筹划锦瑷铁路及壶芦岛筑港事宜。

宣统三年（1911年）6月，郑孝胥获授湖南布政使。同年8月，以厘定外省官制，为湖广总督瑞澂派进京备谘询。10月，武昌兵变，郑孝胥著迅速回任，停经上海，未再赴湘。

清室遗老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郑孝胥以遗老自居，先有楼在上海，题海藏楼，寓居于此，常与遗老辈相唱和。民国元年（1912年）10月，在宗方小太郎和姚赋秋的联系介绍下，郑孝胥和宗社党人升允相识并迅速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

郑孝胥和宗社党的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等一班前清勋贵都有来往。民国五年（1916年）9月，郑孝胥曾“写诗二首以寄恭邸（溥伟）”。民国六年（1917年），在“丁巳复辟”失败以后，溥伟想请郑孝胥去青岛共谋复辟之事，郑孝胥“以张勋新败，北京事无可为，且静观其变”。为由拒绝了溥伟的邀请，而姚赋秋更是认为郑孝胥“党于恭王”。同样的，肃亲王善耆在“丁巳复辟”失败之后，也有“招复辟失败诸人皆往旅顺”的想法，郑孝胥亦在其列，而郑孝胥同样没有前往。

民国十二年（1923年），郑孝胥的复辟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对前清政府的衷心引起了逊帝溥仪的注意，同年胡嗣瑗由上海奔赴北京觐见溥仪，溥仪向其问起郑孝胥：“曾见郑孝胥否”，“郑年几何？”8月，郑孝胥奉诏入京觐见，这次让郑孝胥给溥仪留下了及其深刻的印象：“郑孝胥殊不老。闻其言论，使我气壮。”并且给予郑孝胥很高的评价：“吾目中未尝见如此人，惜不能常见之耳。”在郑孝胥离京返沪之后，溥仪还要求其师傅陈宝琛代其修书给郑孝胥，“任重致远，舍是莫属。近正整顿家居，于左右举无所信，欲待来商榷倚办，且意足下之必来。”民国十三年（1924年）2月，郑孝胥奉旨入京，被封为内务府大臣一职，委以全权，值此郑孝胥正式进入复辟中心。

民国十四年（1925年）2月，郑孝胥入津重新回到溥仪身边，并被授以“驻津顾问兼总务处任事”一职，再次获得溥仪的信任，使郑孝胥能够再实现其复辟的愿望。在天津时，溥仪同日本各方都有来往，如政府、陆军军部以及黑龙会等等。由于郑孝胥是溥仪身边的重要人物，所以和这些人和组织也都有很多的交往，但郑孝胥在一开始并没有将日本作为唯一的依靠，郑氏所主张的是列国共管。对于那些愿意帮助复辟的国家，应该给予特权，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10日天津报纸上登载的一篇《英人提倡共管中国》的文章以及当时国民政府的乱象，让郑孝胥看到了“列强共管”的可能性和复辟成功的希望。

热衷复辟

随着北伐战争的进行和南京国民政府逐渐统一全国，中国政局走向逐渐明朗。日本军部对于中国的政策也是较为激进的。由于日本军部和日本外交机关在对中政策的不一致，也使得意欲复辟的前清遗老们分为两派，郑孝胥在初期更多的是想借助日本外交机关的力量的，但是很快郑孝胥就选择站在日本军部一边。

溥仪、郑孝胥、张景惠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驱逐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势力，这让郑孝胥看到了清朝复辟的希望。在知晓日军发动战争而不知战果的情形下，郑孝胥依然要派刘骧业和自己的儿子郑垂去大连。但是在知晓罗振玉的意图之后又劝溥仪不要妄动，以阻止罗振玉在此次事件中取得更大的功劳。然而，在11月7日和8日，溥仪分别收到了藏在水果篮里的炸弹和恐吓信及威胁电话，这使得郑孝胥和溥仪感到很是不安。加之随后由土肥原贤二策划的“天津事件”，使溥仪等人所处的环境更加“凶险”，也让之前持反对声音的陈宝琛、胡嗣瑗等人也改变了态度；故而郑孝胥和溥仪一同离津去往东北。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郑孝胥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和文教部总长。同年，国联为调查九一八事变，派李顿调查团进入东北调研，国联的举动被郑孝胥认为是实现列强共管的最佳时机，“国民党请他们来调查，想请他们帮忙对付日本，其实他们不对付日本的。他们关心的一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二是对付赤俄”。同年9月，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武藤信义签定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在伪满任职后，旧时朋辈，如陈衍、昌广生等，都和郑孝胥绝交。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24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李顿调查团报告》的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国联这种态度更是让郑孝胥认定“三共论”无疑是正确的，国际共管“满洲国”指日可待。然而，让郑孝胥没有想到的是，日本拒不服从报告团的决议，直接撕毁调查报告书，宣布退出国联，郑孝胥“列强共管”的梦想彻底破灭。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溥仪称帝后，郑孝胥任国务总理大臣。其实，在伪满洲国里，无论溥仪、郑孝胥还是下层官员不仅毫无实权可言，在待遇和薪俸上也远不及日本官员，并且常受日本官员欺压，言行受日本严格监控。郑氏曾向日人感叹道:“满日诚合作矣”，“迹愈合，神愈离”，力图改进却毫无办法。

末路穷途

1935年5月21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以郑孝胥“倦勤思退”需要养老为名，另换了一个对主子更为忠顺的张景惠接替了他。但为了掩盖矛盾，郑孝胥下台后，仍被赐给“前官礼遇”。1936年1月，郑移居长春柳条路自筑的新宅，创办“王道书院”。同年底，日本帝国还赠他“勋一等旭日大绶章”。

1938年3月6日，郑孝胥在“王道书院”公开演讲后，突患肠疾，于3月28日死于长春。

诗学

郑孝胥因晚年沦为汉奸而遭世人唾弃，但仅就诗歌成就而论，仍是近代诗坛所不可回避的人物。

郑孝胥郑孝胥与陈衍都是闽派诗的首领。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在北京时，与陈衍标榜“同光体”。陈衍论道光以来诗，区分为“清苍幽峭”、“生涩奥衍”两派，把郑孝胥列在清末前一派之首。郑孝胥诗学古趋向，在于谢灵运、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陈与义、姜夔、元好问诸家，它特点是意度简穆，韵味淡远，造语生峭，往往清言见骨。其代表作为《海藏楼杂诗》，名句如“乱峰出没争初日，残雪高低带数州”《泰安道中》、“楚泽混茫方入夏，暮云□□忽连山”《渡江会议商约归得上海书》等。当时影响较广，但后辈往往是“直效海藏，未必效海藏所自出也”《石遗室诗话》。

李宣龚、周达号称传郑孝胥的诗学衣钵。林庚白指出“孝胥诗情感多虚伪”《丽白楼诗话》上编。著有《海藏楼诗集》13卷。

书法

形成历程

在书法方面，起初郑孝胥以帖学为主要方式，以颜柳为主要学习方向，同时受到馆阁体书法的深刻影响，在其29岁的时候，被朝廷委任为内阁中书官员，在书法方面师从翁同龢，同时另辟蹊径不断拓展笔路，博采钱沣、何绍基等大家之所长。其后间习欧阳询、柳公权、苏东坡诸家，参以六朝碑刻的笔意，在结体上，将魏碑的扁势拉长为纵势，把魏碑的峭利凌厉、拙率蕴藉之势变成了端重敦实、肃壮雍和之姿。在楷书上郑孝胥受张裕钊影响很大，楷书《宜园记》其间架结构、用笔，转折处是从张裕钊楷书而来。郑孝胥早年亦习篆书，取法泰山刻石、李阳冰，兼学邓石如、吴让之、吴昌硕诸家，匀整劲挺。民国后，于大篆、秦诏版、石鼓文、《天发神谶碑》等均有涉猎，但无精研，故未有自家面目。

自宣统三年（1911年），郑孝胥选择在上海隐居开始，并在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是其学习书法的中期阶段，这一阶段其书法变化的显著特点在于博采众长，谋求多变。在这段时间里郑孝胥不仅与李瑞清、沈曾植、陈三立等友人把酒言欢、畅谈风雅，他们或为同光体诗歌代表人物，或为书法挚友，畅谈书法。同时，其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对周秦汉魏的碑帖进行临摹，汲取碑帖中精化。其中着重汲取了北碑的精华，其中以《石门铭》《始平公》《杨大眼》等为代表的碑文，临摹过程中花费的时间、耗费的精力最多。约民国七年（1918年）前后其书法逐渐大成。中期阶段，其将北朝造像和北魏石刻进行结合，一改早期馆阁体的风格，在笔法方面实现创新性发展，变柔为刚，以婉转流畅的书写替代了过去严峻古朴的楷书风格。在这一阶段，不仅注重于对石刻、碑文的临摹，郑孝胥还注重对《兰亭序》为代表的字帖进行临摹。

自民国十三年（1924年）开始，郑孝胥被任命为内务府重臣，直至最终逝世，该阶段为其书法创作的晚期阶段。在该阶段的前期，即民国十三年（1924年）到之后的七八年的时间内，其在每天午夜就开始研墨练习书法，待练习结束后才开始处理其他事情，并将其居住的住所称之为“夜起庵”。

郑孝胥晚期楷书完全独出机抒，不落古人窠臼，蓬勃丰茂而又瑰玮雄奇，苍劲有力而又沉雄疏朗，这或许就是技术纯熟的原因。纵观其晚期作品，在楷书方面横肩外耸、折角内收的字形已经形成，横画整体左轻右重，竖画整体呈现怀抱之势，这是从欧体演化而来的，这充分体现了颜书法中的蕴意；捺画弧度较大，则是从隶书中演化而来。整体而言，其楷书中兼具了碑书的厚重和凝练。张谦纵观其书法作品指出：“郑先生作品中早年灵巧略有不足，并无出彩之处；中年雄浑壮丽，远超同代；晚年瑰玮雄奇，比肩秦汉。”郑孝胥的不同书体郑孝胥行书标准件

书法类别

（1）篆书

从《郑孝胥日记》记载来看，在光绪十一年（1886年）年间，曾勤习《说文》，日录一页，又曾系统临习过《石鼓文》《散氏盘》《毛公鼎》等名品。郑孝胥不志于学术，全无宣扬学问之必要，故而其习篆，志在以书艺为归，勇于尝试和突破。他深知篆书之道，并从中获益不少，有此呼声，亦不难理解。从郑孝胥民国十一年（1922年）以大篆所书《孝经》来看，字法取《石鼓》为多，而笔法得益于吴昌硕。他在比较邓、何、杨、吴四家之后，肯定吴昌硕于篆书“自成宗派”、“独树一帜”而“冠绝一时”的地位和成就。

相对大篆来讲，郑孝胥于小篆着力尤多。他选择秦诏版和《大三公山》以活其笔法神气，尤以浸淫《大三公山》为多。《大三公山》，即闻名天下的《祀三公山碑》，字体在篆隶之间，郑孝胥论其“以作篆笔势为之者”，主要是指字法而言。因为该碑笔法由秦篆的圆转一变为汉隶之方折，翁方纲视其为“兼篆之古隶”。郑孝胥习此碑，是取该碑篆法隶笔之意，且重在字法。郑孝胥对汉篆的学习，重在去秦篆滑俗之弊，而造汉篆变化之端。郑孝胥对汉篆情有独钟，除了《祀三公山碑》外，他对《王莽量铭》和《天发神谶碑》亦下了很大功夫。

（2）隶书

郑孝胥对隶书笔法亦曾论述道：隶书先要横平竖直，乃可渐入；铺毫转笔，则神智自生。隶书笔法主张“铺毫”。“四面圆足”，即“骏发满足”，欲达此境，必须使“毫平铺于纸上”。“铺”，有拖的意味，铺笔，即拖笔，但并非随手而拖，而有其力度在。所以，作书欲“万毫齐力”，非铺毫无以所至。“大笔写小字”，再施以铺毫之法，则易于“泻意”，是郑孝胥的一贯主张，所以，郑孝胥对“铺毫”之法非常重视。

郑世恭：入后二比，昂首高歌，气象万千，直俯视熊、刘以下。杨颐：去年闽中题大难，子文甚佳，宜气象英发若此也！”李鸿章：“文笔入古，人且清挺。”端方：在东三年，保护商民，维持权利，毅心敏腕，中外推重。”李经方：该员遇事整顿，办理交涉、词讼案件悉协机宜，应仍留充原差，以资得力。除届期奏咨外，仰即开具履历，呈候核请奖叙。”黄庆澄：“郑君年三十四，根器清峭，胸次广博，尤长孟子之学。向幕李傅相及曾忠襄公署中，俯视一切，矫矫独立；近则涤除故态，不露圭角。现延一泰西女师从事洋学，盖所志远矣。”“于日本大势，了如指掌”。郑孝胥于书法造诣尤深，其书豪放大度，堪称一代大家。郑孝胥善楷书，取径欧阳询及苏轼，得力于北魏碑。所作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郑孝胥的书法是近代书家中很有个性特点的一位。在行书上，郑孝胥早年学颜真卿和苏轼，后学魏碑，并参以张裕钊之法，形成一种清刚、遒劲、凝炼的风格。

轻视日本

郑孝胥对日本的轻视，从他对日人森大来的态度中得到鲜明的体现。森大来有题《鸡林诗选》绝句八首，其中一首云：“乾嘉诗格已颓残，降及咸同不耐观。如此中原无愧否，辽东属国旧衣冠。”其论诗本属一家之言，也不无的见，然而言语中充溢着的挑衅意味让郑孝胥忍无可忍，他读后立即写了一封信寄给森大来，信中嬉笑怒骂，极尽嘲讽之能事。郑孝胥谆谆以敦厚劝戒，而自己的反唇相讥，于敦厚之旨，却殊未能躬行。

帝国畅想

郑孝胥是溥仪回忆录里出现较多的人物，溥仪回忆：陈宝琛是我认为最忠心的人，然而讲到我的未来，绝没有郑孝胥那种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种满腔热情，动辄声泪俱下。有一次他在给我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我未来的“帝国”：“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他说话时是秃头摇晃，唾星四溅，终至四肢颤动，老泪横流。

先祖

高祖妣：何玉瑛，有诗集《疏影轩遗草》二卷。

曾祖父：郑鹏程。

祖父：郑世倌。

叔祖：郑世祺。

叔祖：郑世恭。

父母

父亲：郑守廉。

母亲：林氏，郑守廉继室。

兄弟

兄长：郑孝颍。

兄长：郑孝思。

弟弟：郑孝柽，字稚辛，近现代诗人。

妻子

妻子：吴氏，1928年初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