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本名赵与莒,原来不是皇子,而只是宋宁宗的远房堂侄。他是赵匡胤之子赵德昭的九世孙 ,但宋帝位一向并非由赵德昭这一脉后人继承,至赵与莒父亲赵希瓐这一代已与皇室血缘十分疏远,而赵希瓐在生时并没有任何封爵,只当过小官,生活与平民无异,赵与莒也因此在平民家庭出生及成长。
开禧元年(1205年)正月初五生于县中虹桥家中。据传他出生前一天晚上,荣王梦见一个穿戴紫衣金帽之人来拜访。等醒来时,夜漏十刻没到,室中五彩灿烂,赤光照天,如日正中。赵昀出生三天后,家人听到屋外面有车马声,急忙赶出来看,什么也没看见。他小时候曾经白天睡觉,别人忽然看见他身上隐隐出现龙鳞。
赵与莒七岁时,父赵希瓐逝世,生母全氏带他及弟赵与芮返娘家,三母子在全氏在绍兴当保长的兄长家寄居,一直到赵与莒十六岁。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宁宗驾崩,史弥远联同杨皇后假传宁宗遗诏,废太子赵竑为济王,立沂王赵贵诚为新帝,是为宋理宗。
南宋中后期,蒙古在北方地区迅速崛起,成为继辽、西夏、金之后又一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宋朝内部就对外政策产生了争议。一些人出于仇视金朝的情绪,主张联蒙灭金,恢复中原;另一部分人则相对理性,援引当年联金灭辽的教训,强调唇亡齿寒的道理,希望以金为藩屏,不能重蹈覆辙。无休止的争论使宋朝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既不联金抗蒙,也未联蒙灭金。然而,随着蒙古与金朝之间战事的推进,金朝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理宗最终还是作出了决策。
绍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遣王檝来到京湖,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上报中央,当朝大臣大多表示赞同,认为此举可以报靖康之仇,只有赵范不同意,主张应借鉴徽宗海上之盟的教训。一直胸怀中兴大志的理宗把这看作是建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让史嵩之遣使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则答应灭金以后,将河南归还给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为后来留下了巨大的后患。
金哀宗得知宋蒙达成了联合协议,也派使者前来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说:“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 意思是支援金朝实际上也是帮助宋朝自己保家卫国。理宗拒绝了金哀宗的请求。
理宗任命史嵩之为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主持灭金事宜。绍定六年,宋军出兵攻占邓州等地,于马蹬山大破金军武仙所部,又攻克唐州,切断了金哀宗逃跑的退路。十月,史嵩之命京湖兵马钤辖孟珙统兵二万,与蒙军联合围攻蔡州。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蔡州城被攻破,金哀宗自缢而死。末帝完颜承麟为乱兵所杀,金国灭亡。
端平元年(1234年)三月,宋理宗派人前往河南拜谒北宋皇陵,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修复。不久,理宗将金哀宗的遗骨奉于太庙,告慰徽、钦二帝在天之灵。
宋蒙联手灭金时,并未就灭金后河南的归属作出明确规定。金亡以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赵范节制江淮军马以为策应,正式下诏出兵河南。不久,全子才收复南京归德府。随后向开封进发,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全子才占领开封后,后方没有及时运来粮草,以至全子才无法继续进军,贻误了战机。半个月后,赵葵又兵分两路,在粮饷不继的情况下继续向洛阳进军。宋军到达洛阳,遭到蒙军伏击,损失惨重,狼狈撤回。留守东京的赵葵、全子才看到战机已失,加上粮饷不继,率军南归。其他地区的宋军也全线败退,理宗君臣恢复故土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端平入洛”的失败,使南宋损失惨重,数万精兵死于战火,投入的大量物资付诸流水,南宋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更重要的是,“端平入洛”使蒙古找到了进攻南宋的借口,蒙古由此开始了攻宋战争。朝野上下对于出兵河南的失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议论纷纷,而对这种局面,理宗也不得不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安定人心。
阎贵妃是宋理宗晚年最宠爱的妃子,姿色妖媚,初封婉容。淳祐九年(1240)九月,宋理宗封阎氏为妃。宋理宗对阎贵妃赏赐无数,阎贵妃想修建一座功德寺,宋理宗不惜动用国库,派遣吏卒到各州县搜集木材,为其修功德寺,闹得老百姓不得安宁,为了求得合适的的梁柱,竟想砍去灵隐寺前的晋代古松。幸好灵隐寺住持僧元肇,写了一首诗:“不为栽松种茯苓,只缘山色四时青。老僧不许移松去,留与西湖作画屏。”这才保住古松,这座功德寺前后花了三年才建成,耗费极大,修得比自家祖宗的功德寺还要富丽堂皇,当时人称为“赛灵隐寺”。后来阎贵妃在理宗的宠爱下,骄横放肆,揽权心切,干预朝政,一些投机钻营的小人,走她的门路,于是便骄横专恣,干权乱政起来。
之后阎贵妃又与马天骥、丁大全、董宋臣等奸臣勾结,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史称“阎马丁董”,恃宠乱政,结党营私,排除异己,陷害忠良,与贾似道明争暗斗,打击谗陷,把朝政搞得乱七八糟。
理宗病重时,曾下诏,征求全国名医为自己治病,但无人应征。理宗病逝,遗诏太子赵禥即皇帝位。咸淳元年三月,葬于会稽永穆陵。咸淳二年上谥号为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庙号理宗。
根据周密《齐东野语》的记载,最初曾拟定“景”“淳”“成”“允”“礼”五字为备选庙号,最后定位“礼宗”,但有人说“礼宗”与金哀宗拟的谥号相同,便更名为“理宗”,人民认为根据理宗崇尚理学的实际出发,如此谐音也是名实相符。
宋理宗只有一个儿子赵维,是1238年9月19日生,但在当年的11月21日就去世了,后来就再也没有生下儿子,只得立他的侄子赵禥为太子,是为宋度宗。
理宗的政治改革需要解决大量冗官,这是通过控制考中进士的人数和严格升迁制度办到的。从端平元年开始,平均每次科考的中进士人数为四百五十人,而不是以前的平均每次六百人。理宗又规定无论在首都的朝官还是在外地的地方官都不得私荐官员,没有担任过州县地方官的人不能进入朝廷做郎官,已经当上郎官的必须外放,补上州县地方官这一任。但这些措施流于表面,未能根本解决问题。
权相史弥远共擅权二十五年,南宋日渐衰落。理宗一亲政就任用洪咨夔等人做监察御史,弹劾了史弥远一党的“三凶”梁成大、李知孝、莫泽。而被史弥远排斥的真德秀、魏了翁则被召入朝。当时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三亿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宋廷停止发行新币,回收部分旧币,并动用库存黄金十万两、白银数百万两平抑物价。但是不久蒙古入侵,南宋军费陡升,宋廷不得不大量发行货币以缓解财政压力。最终经济整顿破产。
宋理宗一直希望使理学成为正统官学,早在宝庆三年(1227年)就封朱熹为信国公。端平更化后,朱熹和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都先后被入祀孔庙。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又分别加封周敦颐为汝南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张载为噤伯。景定二年(1261年)理宗排定的入祀孔庙的名单包括: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张拭、吕祖谦。其中除司马光外,剩下的都是理学代表人物。
除淳祐四年(1244年)理宗赵昀为朱熹在考亭创办的书院御书“考亭书院”外,宝祐三年(1256年)五月,理宗从蔡杭口中闻悉朱熹与蔡元定在云谷和西山点灯为号,对榻穷研理学的事迹后,大为感动,不仅御笔亲书“西山”巨字赐其孙蔡杭刻石于西山龙岩山上,还亲绘朱熹与蔡元定二贤对榻讲道神像。理宗制词云:“蔡元定卓绝之才,精旨之识,贯天地人物之理,博学而无所成名。志气豪迈,性秉高明,赋材卓绝,道德取法于当时,造诣精纯,模范仪型于后世。”当年,敕赐“庐峰书院”匾,还创建书院规制:左立尊道堂,祀孔圣四配十哲像;右立思敬堂,祀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邵雍、杨时、游酢、罗从彦、李侗、朱熹、吕祖谦和蔡杭之曾祖蔡发等像。
理宗还先后为游酢、黄干、叶味道等名儒敕建书院。被朱熹誉为“道南首豸山”的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游酢,是被传为千古佳话的“程门立雪”的主人公。他与杨时拜学河南程颢、程颐为师,成为最早将儒学传到南方的第一人。游酢在为父守孝的三年中,在故居对门的廌山脚下,筑起一座草堂授徒和研究学术,四方学子慕名而来,一时名声鹊起。1123年,游酢去世。为表彰其学术成就,理宗于嘉熙二年(1238年)敕建“廌山书院”。当年,建宁知府王埜奉诏于长坪富垅敕建,迄今遗址门墙犹存。
慈幼局于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创立于临安。宝祐四年(1256年),在临安慈幼局运作成熟之后,宋廷下诏要求“天下诸州建慈幼局”。次年宋理宗又诏曰:“朕尝令天下诸州置慈幼局……必使道路无啼饥之童。”慈幼局设立之后,至少在京城临安,已实现了宋理宗的理想。
慈幼局可谓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孤儿院。国家要对没有亲人养育的弃婴、孤儿给予救济,使他们避免死于非命,这是一项古老的制度安排。“慈幼”最早可见于《周礼》。到宋代时对孤幼的救济呈现制度化、普遍化、专业化的特征,远远领先于当时的世界。
史弥远把持朝政,独断专行,他的党羽几乎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重要职位。尽管史弥远权势熏天,仍然不断有忠义之士不畏权势,上书指斥其专权擅政。绍定四年(1231年)三月春祭,史弥远与理宗一起喝酒闲聊,试探地说:“臣闻近日劾臣者甚多,陛下不可偏信矣!”理宗幽默地说:“朕知道,姑置。卿犹记先皇章圣帝时旧京闹蝗灾乎?幸得江南无虞,朕稍安。”章圣帝即宋真宗,当时河南一代蝗灾确实严重。
史弥远听理宗这么说,立刻就放心了。理宗提及蝗灾,可谓一语双关,安抚史弥远,暗示自己与史弥远是拴在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蝗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否定史弥远就等于否定自己继位的合法性。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病重不治,理宗终于脱离了史弥远的挟持而得以亲政。
宋理宗晚年喜好女色,三宫六院已经不能满足他的私欲。善于奉迎的内侍董宋臣看到了,便在一次元宵佳节,董宋臣为宋理宗找来临安名妓唐安安。而唐安安姿色艳美,能歌善舞。宋理宗一见非常喜爱,便把她留在宫里,日夜宠幸。唐安安仗着宋理宗的宠爱,过起了豪奢的生活。唐安安家中的用具上到妆盒酒具,下到水盆火箱,都是用金银制成的;帐幔茵褥,也都是绫罗锦绣;珍奇宝玩,更是不计其数。除了唐安安之外,宋理宗还经常召一些歌妓舞女进宫。
起居郎牟子才上书劝诫宋理宗:“此举坏了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宋理宗却让人转告牟子才不得告知他人,以免有损皇帝的形象。姚勉以唐玄宗、杨贵妃、高力士为例劝告宋理宗,宋理宗竟然恬不知耻地回答:“朕虽不德,未如明皇之甚也。”
据明嘉靖《建阳县志》载:南宋景定元年(1261年),建阳县唐石里(今黄坑镇)出现有十五穗头之奇稻。宋理宗赵昀闻讯“龙颜大悦”,便诏改建阳县为嘉禾县。理宗皇帝亲自为建阳诏改县名,可以看出他对建阳这个自古盛产稻米之乡的嘉许和期望。
元朝西藏藏传佛教僧人杨琏真伽盗掘南宋皇陵, 理宗的尸体因为入殓时被水银浸泡,所以还未腐烂,盗墓者便将其尸体从陵墓中拖出,倒悬于陵前树林中以沥取水银。随后将理宗头颅割下,并制作成饮器, 送交北京大都元朝统治者,其躯干则被焚毁。这是宋理宗生前万万没有料到的。 理宗的头颅直到朱元璋攻占大都后,才在元大都的皇宫中被找到。明太祖得知此事,“叹息久之” ,派人找回理宗的头颅,洪武二年(1369年)以帝王礼葬于应天府(江苏南京),次年又将理宗的头骨归葬到绍兴永穆陵旧址。
元朝官修正史《宋史》脱脱等的评价是:“理宗享国久长,与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贤相相继。理宗四十年之间,若李宗勉、崔与之、吴潜之贤,皆弗究于用;而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窃弄威福,与相始终。治效之不及庆历、嘉祐,宜也。蔡州之役,幸依大朝以定夹攻之策,及函守绪遗骨,俘宰臣天纲,归献庙社,亦可以刷会稽之耻,复齐襄之仇矣。顾乃贪地弃盟,入洛之师,事衅随起,兵连祸结,境土日蹙。郝经来使,似道讳言其纳币请和,蒙蔽抑塞,拘留不报,自速灭亡。吁,可惜哉!由其中年嗜欲既多,怠于政事,权移奸臣,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固无益也。虽然,宋嘉定以来,正邪贸乱,国是靡定,自帝继统,首黜王安石孔庙从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书》,丕变士习,视前朝奸党之碑、伪学之禁,岂不大有径庭也哉!身当季运,弗获大效,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始焉。庙号曰‘理’,其殆庶乎!”
宋史全文:四十一年之间,日恒月升,谨终如始。
马廷鸾:①“远几仁祖,视民若保。”②“时和屡格,敌难坐消。”
王夫之:①“故理宗虽闇,早岁之设施,犹有可观者。” ②“理宗无君人之才,而犹有君人之度。”
李贽:”理宗是个得失相半之主。“
张溥:”理宗少慕道学,尊崇濂闽,以义制欲,明训克闻,而倦勤志荡,佚豫 无节,不解之惑反甚多欲之主。“
康熙帝:天下之大,待理于一人断,宜读书明理,使万几洞察于中,可以当前立决,自然权不下移。若中无定见,不得不委任臣下,渐致乾纲解弛,太阿旁落,鲜有不败者,如宋理宗可以为鉴。
邹元初:”但(赵)昀乃一庸才,嗜欲甚多,怠于政事,崇尚道学,虚谈经筵性命,只图偏安,无复国之大志,因之权移奸臣,朝政日非。“
刘子健:”南宋虽然没有暴君,而从孝宗以下,多半昏庸。最大的例证是理宗。理宗是常常溺于酒色,并未改善当时的政局。“
林天蔚:”理宗非有能之君,浸淫于逸乐。“
林瑞翰:”理宗在位四十年,大抵而言,初期委政于史弥远,中期委政于郑清之、史嵩之,晚期委政于贾似道。清之在位,颇引用正人,故端平间,贤士如真德秀、魏了翁、李皇、洪咨夔等并见进用,时称端平更化,以比元祐。”
黄宪重:”(端平更化)俨然中兴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