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生活

元丰八年二月，宋神宗病情日趋恶化，不能处理朝政。立赵佣为皇储，由皇太后高氏暂时听政，神宗表示同意。高太后出身尊贵，其曾祖是宋初名将高琼，母亲为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母是仁宗曹皇后。幼年时，高太后与英宗都住在宫中，曹皇后视她如亲生女儿。后来，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之说，这种世家与皇室之间的联姻无疑有助于巩固高氏在宫中的地位。高太后经历了仁、英、神三朝中发生的仁宗立储、英宗濮议风波和神宗熙丰变法等事，政治经验很丰富，她在哲宗继承皇位后，担心自己名誉被毁，便使出浑身解数，终将北宋最后一次中兴付诸东流。

宋神宗生病时，他年龄最小的儿子延安郡王赵佣才9岁，而两个同母哥弟弟却年富力强，雍王赵颢36岁，曹王赵頵30岁，论声望、地位和出身，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有资格做皇帝。当时，大臣蔡确和邢恕也有策立二王之意，他们曾想通过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达到目的。邢恕以赏花为名将二人邀请到自己府中，对他们说神宗的病情已无回天之力，延安郡王年幼，雍王和曹王都很贤明，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高公绘大惊，明确表示，这是邢恕想陷害他们全家，急忙与高公纪一起离开邢府。蔡确和邢恕见阴谋难以得逞，便决定拥立赵佣，以夺策立之功，并趁机除掉与蔡确有矛盾的王珪。蔡确在与王珪同去探望神宗时，问王珪对立储之事有何看法，暗中却派开封知府蔡京率杀手埋伏在暗处，只要王珪稍有异议，就将他杀死。王珪胆小怕事，是出了名的“三旨宰相”（他上殿奏事称“取圣旨”，皇帝裁决后，他称“领圣旨”，传达旨意是“已得圣旨”）。见蔡确相问，王珪便慢吞吞地回答：“皇上有子。”言下之意是要立赵佣。王珪这一次却很有主张，蔡确无法，便只好四处张扬，说他自己有策立大功，却反诬高太后和王珪有废立赵佣之意，此事在后来给他招来大祸。

不仅朝中大臣另有打算，赵颢和赵頵也极为关注选立皇储一事。他们时常去皇宫探视神宗病情，看过神宗后，赵颢还径直去高太后处，试图探听或是谈论些什么。神宗只能“怒目视之”，似乎也察觉到弟弟们的意图。到了神宗弥留之际，赵颢甚至还请求留在神宗身边侍疾。高太后见两位亲王居心叵测，为防万一，便命人关闭宫门，禁止二王出入神宗寝宫，实际上是要他们断了念头。同时，加快了立赵佣为储的步伐，还暗中叫人秘密赶制了一件10岁孩童穿的皇袍，以备不时之需。

这年三月，在大臣们前来觐见时，高太后当众夸赞皇子赵佣性格稳重，聪明伶俐，自神宗病后便一直手抄佛经，为神宗祈福，颇是孝顺，还将赵佣所抄佛经传给大臣们看。大臣们齐声称贺，高太后立即命人抱出赵佣，宣读神宗诏书，立赵佣为皇太子，改名赵煦，皇储之争总算平静下来。

执政

1085年，神宗去世，皇太子赵煦即位，改元元祐。从此，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掌握大权达8年之久。

哲宗登基时，只有10岁，由高太皇太后执政。高太皇太后执政后，任用保守派大官司马光为宰相，“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司马光上台后，不顾一切尽罢新法（熙宁变法），“举而仰听于太皇太后”。宋哲宗对此感到不满。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哲宗亲政后表明绍述，追贬司马光，并贬谪苏轼、苏辙等旧党党人于岭南(今广西、广东、海南)，接着重用革新派如章惇、曾布等，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减轻农民负担，使国势有所起色。次年改元“绍圣”，并停止与西夏谈判，多次出兵讨伐西夏，迫使西夏向宋朝乞和。元符三年正月十二（1100年2月23日）病逝于汴京（今河南开封）。

哲宗是北宋较有作为的皇帝。不过在新党与旧党之间的党争始终未能获得解决，反而在宋哲宗当政期间激化，多少造成朝廷的动荡。

政治斗争

哲宗即位时，高太后一再表示她性本好静，垂帘听政是出于无奈，但她却丝毫不放松手中的权力。在高太后垂帘时期，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哲宗对朝政几乎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哲宗年幼

，凡事都取决于高太后。朝堂上，哲宗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大臣们向来是向太后奏事，背朝哲宗，也不转身向哲宗禀报，以致哲宗亲政后在谈及垂帘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臀部和背部。到了哲宗17岁时，高太后本应该还政，但她却仍然积极地听政。而此时，众大臣依然有事先奏太后，有宣谕必听太后之言，也不劝太后撤帘。高太后和大臣们的这种态度惹恼了哲宗，哲宗心中很是怨恨他们，这也是哲宗亲政后大力贬斥元祐大臣的一个原因。

尽管高太后和大臣在垂帘时没有考虑哲宗的感受，但他们并不放松对哲宗的教育。高太后任吕公著、范纯仁、苏轼和范祖禹等人担任哲宗的侍读大臣，想通过教育使哲宗成为一个恪守祖宗法度、通晓经义的皇帝，尤其是让哲宗仰慕宋仁宗，而不是锐意进取的宋神宗，因为仁宗创下了为士大夫津津乐道的清平盛世。

此外，高太后在生活上对哲宗的管教也很严格。为避免哲宗耽于女色，高太后派了20个年长的宫嫔照顾他的起居，又常令哲宗晚上在自己榻前阁楼中就寝，相当于限制了他自由活动的空间。但元祐四年（1089）十二月，民间却传出宫中寻找乳母之事。大臣刘安世得知后大惊，哲宗此时才14岁，后宫竟然寻找乳母，是否是皇帝沉溺声色？刘安世上奏章，告诫哲宗自重。另一大臣范祖禹直接上书高太后，言辞极为激烈。高太后对外解释说，是神宗遗留下的几个小公主年幼，需要乳母照顾，但私下却将哲宗身边的宫女一一唤去审问。哲宗后来回忆说那些宫女们个个红肿着眼，脸色惨白，他心里很害怕，后来才知道是刘、范暗中告了状，而自己却浑然不知。高太后的这些做法虽然目的是为了照顾和保护哲宗，但却使得哲宗感到窒息，无形中增强了他的逆反心理。

更让哲宗难以接受的是，高太后对待其生母朱德妃也过于严格， 甚至是苛刻。或许是她有着某种隐忧，担心哲宗母子联合起来，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朱德妃出身寒微，幼时遭遇极坎坷，其生父早逝，她随母亲改嫁后，却为继父不喜，只得在亲戚家长大。朱德妃入宫后，初为神宗侍女，后来生了哲宗、蔡王赵似和徐国长公主，直到元丰七年才封为德妃。朱德妃温柔恭顺，对高太后和神宗向皇后一向都毕恭毕敬。元丰八年十一月，朱德妃护送神宗的灵柩前往永裕陵，途经永安。当时，大臣韩绛任河南知府，亲自往永安迎接灵柩。朱德妃走在后面，韩绛

也去迎接。高太后知道了此事，竟勃然大怒：“韩某乃先朝大臣，你怎能受他的大礼？”吓得朱德妃淌着眼泪谢罪。哲宗即位后，向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朱德妃却不能母以子贵，只被尊为太妃，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在如何对待朱太妃问题上，朝廷中曾有不少意见。有人想趁机拍高太后马屁，欲降低皇帝生母的等级，以凸显垂帘的太皇太后。有人想着将来终究是哲宗掌权，主张尊崇朱太妃，以显示天子的孝道。但高太后却另有打算，想压制一下朱太妃，直到元祐三年秋天，才允许朱太妃的舆盖、仪卫、服冠可与皇后相同。哲宗亲政后，立即下令母亲的待遇完全与皇太后向氏相同。从哲宗生母的待遇问题上，可以看出其间夹杂着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

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们所做的一切，对于哲宗来说，负面影响非常大。哲宗早慧，八九岁时便能背诵7卷《论语》，字也写得很漂亮，颇得父亲神宗的喜爱。元丰七年三月，神宗在宫中宴请群臣，时年9岁的赵佣随同。赵佣虽然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但却表现得极为得体，得到父亲的夸赞。哲宗即位后，辽朝派使者来参加神宗的吊唁活动，宰相蔡确因两国服饰不同，怕年幼的哲宗害怕，便反复给哲宗讲契丹人的衣着礼仪。哲宗先是沉默不语，待蔡确絮絮叨叨讲完，忽然正色问道：“辽朝使者是人吗？”蔡确一愣：“当然是人，但是夷狄。”哲宗道：“既是人，怕他做甚？”言辞极锋锐，蔡确无言以对，惶恐退下。

少年老成的哲宗面对不将自己放在眼中的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每次大臣向哲宗和高太后奏报时，哲宗都沉默不语。有次高太后问哲宗为何不表达自己的看法，哲宗回道：“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弦外之音就是自己无非是一个摆设而已。哲宗常使用一个旧桌子，高太后令人换掉，但哲宗又派人搬了回来。高太后问为何，哲宗答：“是父皇（神宗）用过的。”高太后心中大惊，知道他将来必会对自己的措施不满。大臣刘挚曾上疏，让高太后教导哲宗如何分辨君子和小人。高太后说：“我常与孙子说这些，但他并不以为然。”高太后由此愈加担心，当然更不敢放下权力。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改元绍圣，大力打击元 祐大臣，甚至在章惇等人挑拨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欲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也许在最初，哲宗对父亲神宗的理解只是出于崇敬，但元祐时期被冷落和忽视的经历加剧了他对元祐政治的不满，便极力推崇神宗。可见，在哲宗的政治抱负中，有着浓厚的个人感情因素，使得他的人生多了些悲剧色彩，也使得朝野上下的分野益发清晰。

党争频繁

哲宗朝，无论是元祐时期，还是哲宗亲政后，最活跃的似乎都是朝中的大臣们。由于变法与反变法矛盾的延续以及哲宗与高太后的冲突，使得当时支持变法的大臣（新党）与反对变法的大臣（旧党）都无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成为其中的主角，也就演出一幕幕令人叹息的悲剧。 在高太后垂帘的8年中，旧党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对新党的打

击和倾轧也始终如一，从未放松过。旧党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人甚至竭力搜寻新党章惇、蔡确的传闻轶事，任意加以穿凿附会，对其进行诋毁，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车盖亭诗案。

蔡确，字持正，泉州晋江人。神宗变法时，王安石见蔡确颇有些才能，便推荐他做三班院主簿。但蔡确长于见风使舵和阴谋诡计，当他见到神宗有疏远王安石之意时，竟不顾知遇之恩，上书参劾王安石。蔡确为了谋取高官，制造了多起冤狱。他自知制诰升至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均靠制造冤狱夺别人官位后得到。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而蔡确却自以为本事了得。神宗病危时，蔡确与邢恕欲立神宗同母弟雍王颢和曹王頵不成，反过来诬陷高太后和王珪有废哲宗之意，自谓有策立功。

高太后垂帘后，新党势力被排挤，蔡确也被贬出朝廷。元祐元年，蔡确罢相，出知陈州。次年，蔡确再贬安州。在安州游车盖亭时，蔡确写下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诗被与蔡确有过节的吴处厚所得。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希望他推荐自己，但被蔡确拒绝了，由此怨恨不已。终于，吴处厚等来了报复的机会，他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说其中“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诗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之句。郝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时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让位给皇后武则天，郝甑山上奏反对。吴处厚曲解诗意，说此处是将高太后比做武则天。而旧党梁焘、朱光庭和刘安世等人立即加以发挥，肆意攻击，并以“邢恕极论蔡确有策立（哲宗）功，真社稷臣”的言论相弹劾，高太后怒不可遏，将蔡确贬到新州。吕大防和刘挚曾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主张改迁他处，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在当时，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如同被判了死

刑。苏轼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这是当时岭南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蔡确被贬时，范纯仁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他还请哲宗向高太后求情，但哲宗依旧以沉默相抗议。哲宗亲政后便把大批元祐大臣贬至岭南，印证了范纯仁当日的忧虑。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旧党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一次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蔡确被贬新州时，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祐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铲除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贬斥。司马光的同僚及追随者们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欲给新党以毁灭性的打击，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但是，随着高太后的衰老和哲宗的成长，不仅旧党成员，连高太后也感到山雨欲来、新党复起的政治气氛。元祐八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时，她告诫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实际上是已经预感到哲宗准备起用一批新人，要他们提前准备，尽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后来事实证明，哲宗亲政后，凡是高太后垂帘时弹劾新党和罢免新法的官员几乎无一人幸免于报复。

哲宗亲政

哲宗亲政后，召回章惇，章惇曾是神宗变法时的重要人物，他上任后，力图改革。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他博学善文，考进士时，其名次在侄子章衡之下，深以为耻，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居然再次参考。一次，章惇与苏轼外出游玩，走到一个深潭边，见潭下临万仞绝壁，有根木头横在上面。章惇请苏轼到绝壁上去题字，苏轼见绝壁下深不见底，当即摇头，连说不敢。章惇却从容地吊下绳索攀着树下去，在壁上大书：“苏轼章惇来。”上来后竟然是面不改色，神采依旧。苏轼拍拍他的肩膀说：“君他日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苏轼说：“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听罢，哈哈大笑。

熙宁初，章惇得王安石赏识，被委以要职。后来，高太后和司马光废除新法，章惇与他们的冲突就越来越激烈，甚至还与司马光在高太后帘前争论，言辞极为尖锐。高太后大怒，刘挚、朱光庭和王岩叟等人趁机上奏指责章惇，章惇被贬出朝廷。

新党对旧党的报复性打击与哲宗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哲宗不满司马光的“以母改子”，不满元祐旧臣早年对他的冷落，更不满高太后对他的种种压抑，因此，对旧党的仇恨心理不亚于元祐时被打击的新党。绍圣初，逢郊祀大礼，朝廷要颁布大赦诏令，通常连死囚都免去死刑。有大臣请示哲宗，可否赦免贬谪的旧党官员，哲宗回答得极为干脆，说决不可以。绍圣四年（1097），有人建议让谪居岭南的刘挚等人“稍徙善地”，以“感召和气”，哲宗却说：“刘挚等安可徙！”连在岭南附近做些调动也不允许。而对于王岩叟，哲宗指责他当初贬蔡确时，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自己，用心极险恶，也就更加痛恨他。哲宗的这些言行相当于宣判了旧党人政治上的死刑，至少在哲宗统治时期，他们永无翻身之日。 事实上，在哲宗初年，新党和旧党在变法的态度上都有所转变（司马光除外）。如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表露出对神宗变法初期他的一些偏激言行的反思和自责，认为新法是有一定效果的。新党中章惇等人也曾指出新法中有许多弊端需要改正。两派都看到了新法的利和弊，假如执政者能调和两派矛盾，消弭冲突，因势利导，北宋的政治或许会有转机。但很不幸的是，高太后的垂帘和司马光的上台使得党争激烈化，导致了绍圣后哲宗和新党的反扑，甚至连哲宗的孟皇后也不能幸免，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收复青唐

“元祐更化” 时期，实际掌控朝政的高太后重新起用坚决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彻底否定了熙宁、元丰年间所推行的各项 “新法”，也彻底否定了宋神宗及王安石试图解除西北边患、恢复汉唐旧疆的战略构想和王韶的熙河之役。 司马光等人标榜以“清静为心，仁惠为政”，一度拟将熙丰年间所获取的包括河湟地区在内的全部疆土和军事重镇弃给西夏。尽管此举遭到一些有识之士和部分将领的坚决反对，但宋廷最终还是将米脂、浮图、葭芦、安疆等重要军事要寨弃掉，而熙河一路则因安焘、孙路、游师雄等人极力反对放弃才勉强得以保存。 当其时，“畅习羌事” 的王厚也在反对弃地者之列：“元祐弃河、湟，厚上疏陈不可，且诣政事堂言之”。 然而，司马光、 文彦博等人“斥地与敌”、 退避忍让的 绥靖政策并未奏效，反而产生了“取轻于外夷”的负面效应。整个元祐八年当中，仅就河湟地区而言，北宋与吐蕃之间的局部拉锯战频有发生。宋哲宗亲政之后，随着元祐之政被彻底否定， “绍述” 熙丰政事全面展开，宋廷决定重启河湟之役。

关于宋廷决定出师河湟的原因， 诸史所载略有差异。《宋史》王赡本传认为，宋廷出师河湟是因为王赡坐事被夺十一官，“欲以功赎过，乃密画取青唐之策，遣客诣章惇言状。惇下其事于孙路，路以为可取。赡遂引兵趣邈川。”[1]（卷350，P11070） 《京口耆旧传》 卷 6 《王厚传》 称： “绍圣初，上方略请经理西事，遂改武阶， 不数年，收复鄯、湟。”另有记载则称：“绍圣中，（王厚）干当熙河公事。会瞎征、陇拶争国，河州守将王赡与厚同献议复故地。”[1]（卷 328，P10583）这些记载似有将北宋出师河湟说成是因个人因素而出现的偶然性事件之嫌。

陈均 《九朝编年备要》 对出师河湟的原由及过程也有记载，略云：

（元符二年）秋七月，置湟水军。初，吐蕃酋长辖正（即瞎征，音译）、隆赞（同上）争国，于是绰尔结奔河州，说权知州王赡以取青唐。熙河经略司属官王厚乃与赡同画策，遣客诣章惇。惇下其事于经略使孙路，路因言青唐必可取。遂大发府库，招徕羌人。……既而河南酋长必斯布结以讲朱、一公、错凿、当剽四城来降。赡奏乞速取青唐，朝廷许之。……至是，赡等师遂出塞，自密章渡河趋邈川。孙路知赡狡狯难制，使总营王愍为将，而以赡副之。故其渡河，赡为前锋，愍策应于后。赡将趋邈川，忌愍分其功，绐愍明朝食毕乃发。愍以为诚然。赡夜半忽传发，平明，入邈川。愍徐觉之，整阵而行，日午始至，赡已据府库，舍愍于佛寺。赡径上捷书，不复由帅府矣。……于是，孙路请建为湟水军。路既怒赡，而愍又以赡据府库事诉于路，故路心右愍而夺赡兵权属之。而赡所请，辄又抑不与，专委愍。 至河州，又与同还熙河， 而留赡屯邈川也。[2]（卷25）

综合有关史料、并根据哲宗亲政后的情况判断，王赡、王厚因吐蕃内部出现分裂，利用宋廷“绍述” 的有利时机 “同献议复故地”，并得到宰相章惇的全力支持，才使宋廷决定重新出师，这应该比较符合当 时的实际情况。

与王厚同献议的另一重要当事人王赡（？-1101年），秦州宁远人， 也是北宋晚期的一 名战将。其父王君万，追随王韶在对吐蕃诸部的战役中屡立奇功。史载王赡“始因李宪以进。立战功，积官至皇城使，领开州团练使”，元符初任知河州事。他与王厚一样，也畅习羌事。上引 《宋史》 的文字 因各种原因似对王赡有刻意贬损之嫌；而《京口耆旧传》的记载则过分突出了王厚的作用。

北宋在河湟地区的军事活动从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正式展开，至元符三年（1100 年）三月宋廷政局再变，诏弃鄯州、湟州“以畀吐蕃”，历时近10个月。宋方从一开始攻城掠地即比较顺利， 基本上占据主动地位。“邈川，古湟中之地，部属繁庶，形势险要，南拒河州，东拒兰州，皆二百里”，（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哲宗皇帝卷 25）对北宋与吐蕃双方来说，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宋军于元符二年六月出师。七月，副将王赡领军率先渡过黄河，先下陇朱黑城， 顺利攻取邈川。夺取邈川是宋出师后的首战，对以后的战争进程具有重要影响。此战大捷后，王赡驻军邈川。八月间， 吐蕃首领瞎征自青唐脱身来降。 吐蕃“宗哥酋舍钦脚求内附，赡遣禆将王咏率五千骑赴之。既入，而诸羗变，咏驰书告急，王厚使髙永年救之，乃免”。[1]（卷 350， P11071） 王厚的有力配合确保了整个战役的顺利进行。 瞎征投降宋军后，心牟钦毡父子迎溪巴温之子陇拶入守青唐。

九月间，王赡通过激战， 占领青唐。 宋以青唐为鄯州， 以邈川为湟州。 元符二年闰九月间，“宰臣章惇率百官上表贺收复青唐，惇等又升殿贺。知枢宻院曾布宣答。降授内殿承制、熈河兰会路经 略安抚司勾当公事王厚为东上閤门副使、知湟州，兼陇右沿边同都廵检使。”[3]（卷 516，P12268） 在北宋此次经略河湟的所有军事活动中，王厚作为主要将领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 因绍圣中即充任勾干当熙河公事的王厚与王赡“同献议复故地”，宋廷才正式启动河湟之役；第二， 《宋史》 称王厚在此次战役中“降陇拶、瞎征”，与事实稍有出入，但他参加了攻取邈川和青唐的所有战事，并因战功得到了宋廷的嘉奖和擢升；第三，在知湟州任上，王厚与王赡、陇拶、赵怀义等一道在安抚招纳吐蕃首领、构筑城寨以及维护边境稳定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四， 宋军占领鄯州、 湟州之后， 王厚担任知湟州事， 负责管辖和治理湟州， 直到哲宗去世后宋廷弃掉鄯、湟才离开此地。

洪德城战役

洪德堡战役酝酿于元佑初年貌似平静，实则充满暗涌的国际形势。元佑年间旧党回朝，摒弃了新党的开边政策，但对于如何巩固边防还是大费思量。司马光主张尽数退回熙丰时所占的城、寨、州、军，但得不到旧党内部的一致认同。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人敢保证西夏得回城寨之后能保持和平，反而忧虑一旦示弱，对方会变本加厉，又来犯边。结果，朝廷采用了折衷路线，保留兰州作熙河帅府，只退还几个城寨，看看西夏的态度，结果显示，西夏求和的意愿不甚明显。事实上，西夏后族梁氏执政期间，政争激烈，透过军事胜利来巩固权力的企图，并不因宋的锾和政策而降温。于是，如何设定边防战略又再度成为开封朝廷的重要课题。

自1091年二月获除环庆路战区主帅以来，章楶先后上奏讨论边防战略。针对是年十二月降下的御前劄子，章楶对「坚壁清野」的指示作出了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回应。章楶持有一种战略互动的观点，反对生搬硬套。他认为「坚壁清野」是自古御戎之策，但不可「只循一轨，使贼知我无通变之路，反为贼所制伏」。他批评片面强调「坚壁清野」，而不讨论如何打击敌军的被动防御，指出当时所谓「坚壁清野」战略只可施于前沿堡寨，纵深二三百里内已是「居民甚密」，频繁的清野会影响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在军事上，他批评各处将兵都「束在城寨」，自陷于被动。他举出1087年镇戎军之役为例，当时「十一将兵尽在城内，蕃众掳掠三百里以上，如行无人之境」。到敌军退却时，「一夕而遁」，根本无从追袭。他又指出沿边城寨城门的阔度只可「并行人马」，设若一万人的守军要出城集队，也要花一个上午，怎可能及时追击？

经过细心考虑，章楶强调野战军的角色，提倡「大抵战兵在外，守军乃敢坚壁」的主张。他计算环庆路城寨共三十多处，若西夏动员二十万精兵，尽围各城寨，每处便不及一万，无足深患；若不尽围，便无法阻止宋军互相策应，进行机动战。他提出具体措施，主张一旦探知西夏入侵，帅府应即下令各将兵马出城，「亦不使便当贼锋，令逐将与使臣、蕃官分领人马，择利驻劄，高险远望，即不聚一处。贼马追逐，又令引避」。那样，敌军有后顾之忧，便不能从事持续的攻坚或抄掠。西夏若敢长躯深入，则宋军可扼其退路伏击。经过章楶的修订，前沿将兵在外线威胁敌军的角色得到明确指定。这是当年年底洪德城战役成功的主要关键。

1092年十月十二日，西夏梁太后大举亲征，沿马岭水（今环江）发动强大攻势，同日，围环州（今环县)及其西北四十里外的乌兰、肃远、洪德及永和等寨。西夏兵力的具体数字似已失载，环庆路经略司的文件多处都作「数十万」，失于含混，但西夏既然国母亲征，与章楶事前估计的二十万应不会有太大出入。宋环庆路驻军约五万，扣除各城寨基本戍守部队后，大约剩下二万六千人左右的野战部队，编成七将，另外可以调发四千名下番兵。此外，泾原路虽曾派遣援军，但未抵战场前西夏已退兵，没有参与战斗。因此，总兵力对比之下，环庆路宋军以数倍劣势于对方。章楶后来在战报中亦不讳言兵力寡弱。自环州于十二日受围，章楶在十四日自庆州派遣都监张存率兵五千赴援，在十六日又再派出副都部署李浩和一支不到二万的援兵后，「已别无重兵相继可遣」，「只是虚张声势，以示相续遣师讨击之势」而已。

兵力对比虽然对宋不利，但章楶却胜在能先敌展开兵力。在西夏举兵之前，他已透过间谋得悉对方主攻重点在环州，便先在初八日派出皇城使、第七将折可适兼统第二、第六将，合三将兵共约一万，与庆州方面三将兵分头控扼，另派人在环州近城百里的水源下毒。当地食水来源有限，洪德城一带时至今日仍有「河水苦涩」的地理特征，可作参照。章楶的作战计划和熙宁年间制订的战役指引不同。1071年，枢密院曾颁下《陕西四路防秋法》，虽然在很多处都反映出弹性防御的特征，可是对于环庆路环州方向的作战指引仍然比较保守，说「贼若寇环州，即移业乐之兵截山径路趋马岭，更相度时势进兵入木波，与环州相望，据诸寨中，又可扼奔冲庆州大路，其沿边城寨只留守兵，不责以战，自余军马并屯庆州，以固根柢」。以上的战役指引，虽然在快速机动和转换正面两处体现了弹性防御的构想，但其作战意图却完全是以帅府的安全，而不是以歼灭敌人为主要考虑的。章楶则不然，他强调在机动战中打击敌人，「贼进一舍，我退一舍，彼必谓我怯，为自衞计，不复备吾边垒。乃衔枚由间道绕出其后，或伏山谷，伺间以击其归」。遵照这项指导，折可适便先于十二日移师至马岭，在纵深待机。

从十二日至十四日，西夏完全握有主动权，前锋深入环庆二州之间的重要路口木波镇（今环县木钵乡），但所获有限。到十四日，章楶派出都监张存率兵五千赴援环州，开始进入反击阶段。同日，折可适探得西夏开始退兵，于是将部队中「手脚迟钝之人」留下，由权第七将许良肱暂时照管，会合第六副将刘珩、同管干第六将党万、权第七副将张禧，合兵八千四百八十八人，取间道自金村堡往环州以北的安塞寨。据现代地图所示，马岭以北数公里处有金村寺，疑即宋代金村堡：此外，环江近木钵处有一条发源自北方老爷山（标高1774公尺）的支流安山川，疑与宋代安塞堡的地名有关。谭其骥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安塞堡的位置标在安山川上游近老爷山主峯处。如果上述推断无误，折可适避开西夏前锋屯驻的木波镇，自马岭取道金村堡往北，绕途至安塞堡，隐然威胁西夏大军的北翼。

折可适到达安塞堡后又收到谍报，说木波镇的西夏军「翻寨下环州，日夕头回，并取洪德大川路」。当时按章楶奏报所形容，「洪德、肃远、乌兰三寨至环州相去共只四十里。其乌兰之北，尽是西贼驻劄之处，贼势至重，道路不通」，宋军第二、六、七三将兵只能在蕃官带领下，取「大虫谷道于贼寨傍偷路前去洪德下寨」。宋军选定洪德城来作伏撃点，与附近的三五条山沟所造成的复杂地形有关。大虫谷今地不详。如上述安塞堡在今安山川上游无误，则大虫谷可能穿越安山川与代城沟的分水岭。代城沟是环江另一支流，发源自老爷山，流向西南，在今二十里铺附近入环江。谭其骊将乌兰寨标在今二十里铺附近，肃远寨标在今庙儿沟流入环江的河口，而洪德城距今环县环城镇二十四公里，与章楶奏报所述折合里数大致相符。如以上方位无误，则可推断折可适在十五日那天，大致上是沿着今天老爷山西麓代城沟一带转向西南方向行军，绕过当时正在包围环州的西夏主力，在乌兰寨一约今二十里铺附近重新回到马岭水河谷的大路。由于西夏亦置有相当兵力来监视乌兰、肃远和洪德三寨，因此才发生「贼势至重，道路不通」，必须「于贼寨傍偷路前去洪德下寨」的情况。

十月十六日，折可适、刘珩、张禧、党万及蕃官孟真各带领所属部队进入洪德城。据李之仪为折可适撰写的墓志铭所载，折可适分兵二千给蕃官慕化和摩勒博，潜入乌兰、肃远二寨待机，并约定举火为号。同日，章楶派副都部署李浩率四将兵赴援。李浩兵力不到二万，但已是当时环庆路最大的兵力集结。李浩接受命令后昼夜兼程，当日自中午前出兵，傍晚抵达故府寨，次日午后赶到木波镇，在一日另两个时辰赶了一百四十里路。过了木波镇，西夏重兵在前，不能像先前那样赶路了，便下寨休息。十七日一整天，折可适和慕化分头在洪德城和肃远寨整顿待机，而西夏大军则大概在深夜从环州撤围。

十八日凌晨稍后，折可适看见肃远寨举火为号，确认了西夏大军取道洪德城出塞，即时下令党万、孟真率部在路旁险要设伏，并亲自在城中整顿伏兵，放西夏前锋过去。大约卯时，或说辰时左右，西夏「前军已远，中寨方来」，折可适认明西夏梁太后旗号，出其不意，大开南门出战，其余各处伏兵亦相继杀出，截断大路。慕化在肃远寨也挥军杀出。接战至紧要关头，折可适从西门放出劲兵急攻，西夏中军大乱。另一方面，李浩在午后未时抵达环州，还未探知折可适的确实方位，更因昼夜行军，人马疲乏，便在州城内外稍事休整，喂饲战马，同时，派遣部将张诚率蕃汉精兵追击，然后再派人马相续接应。据章楶事后解释，李浩没有全军立即投入战斗，还考虑到西夏「自来行兵入境，则精锐在前，出境则精锐在后」，而当时「殿后者皆铁骑，又隐轻骑于其间，其气可呑我军。……行阵壮坚，势甚雄伟」，令李浩不敢轻敌急击。章楶战后检讨说，当时权第四将马琮追击太急，反被西夏军包围，经全体将士奋力营救，才最后脱险。

洪德城方面的战斗持续至午后出现反覆，宋军第二、六、七将一度处于下风。章楶的奏报和〈小贴子〉中所述战况开始吃紧，说未时以后「贼军铁鹞子数万迫近洪德寨」，后来又提及西夏「后军继亦奔溃」，显示西夏后军曾经加入战斗。再结合前述西夏以铁骑殿后的特点，及李浩不敢对敌军尾部施以太大压力的情况来看，似乎西夏后军约莫在未时抵达战场，以精锐的铁鹞子把宋军又赶回城寨。折可适的部下自卯时至戌时「血战不已」，已达八个时辰。当战情出现逆转，他敏锐的转入防御，让部队得到歇息。他首先组织部下向敌骑来路撒铁蒺藜，又在城上设神臂弓、硬弩交叉射击，然而，西夏铁骑「犹奔冲不已」。最后宋军以虎踞炮加入，矢石交击。至午夜，西夏军驼马受伤渐多，开始登山引避。在三更时份，折可适再开门出击，西夏军马「自相腾塌，坠入坑谷，驼马、甲士枕籍积叠死者不知其数」。梁太后几不得脱，从间道走免。

章楶事后下过一番工夫来核实战报，力求避免「以易为难，夺甲为乙」。此役宋军只斩得首级千余，扣除宋军三将兵的损失，除亡失与所获准折，计获首级三百二十一级。以一日一夜的恶战而言，的确战果不大，这与中间一度退入城寨，不能始终占领战场或有关系。同时，「其落崖扑死，及散在民间不在此数」；误饮经已下毒的泉水，人马被毒，失足堕入坑谷而死，及重伤而死的都已无法统计了。宋军缴获马六百余匹、驼九百余匹。驼多于马，显示出宋军的确攻击了敌军的辎重。另外，缴获监军已下铜印二十四枚及梁太后衣服、龙牌等，也证明宋军的确冲击了敌军的指挥中枢。西夏遭受这次意外失败，立即借辽朝名义斡旋，向宋请和。

宋军在洪德城战役的成功有赖主帅章楶严密的战役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将外线机动部队第二、六、七三将兵在作战前四日派出，以免被西夏大军围困在沿边堡寨，而李浩麾下的四将兵则在开战后四日，当对手萌生退志时才派去，这八天的时间差是整场战役的关键。同时，宋军也充份发挥了对地形的掌握，否则，折可适的外线机动不大会成功。洪德城战役也体现了弹性战略防御对指挥官的要求，必须灵活敏锐、顾全大局、不能搞个人英雄主义。折可适伏击、退守、再出击的判断，和李浩赴援迅速，而追击则转趋慎重的表现，比起早期时刘平后）、任福等可说称职得多。美中不足的是李浩到达环州时没法和折可适联络上，不能发挥前后夹击的最大威力，将整场战役发展成一场歼灭战。这也反映出事前章楶对诸将相互策应的可能性估计得太乐观。[3]

第一次平夏城之战

从1093到1095年，宋廷重新调动陕西前沿的人事任命。吕惠卿这个新党强硬派成员当上郦延路经略使，而孙路继承王安礼任河东路经略使一'职。王安礼乃王安石幼弟，但反对用兵。武将王文郁取替范纯粹成为熙河路经略使，而章楶则出任泾原路经略使。开封方面，朝廷罢免韩忠彦及其余旧党支持者，战时政府和战区指挥体系重新建立。
　　1096年，鄜延路经略使吕惠卿在上任的五十日内，组织了十四次小规模的出击行动，激起党项人全力反扑。1096年末的延安一役，双方动员大量军队。西夏集结五十万大军，意图击溃鄜延路所有军事力量。吕惠卿得到来自开封的增援，将部队改组为二十二个军。他保留一半部队在延州城内^当时延州改称延安府，其余部队则驻扎在延安府附近。党项人沿乌延口翻越横山，分成三个纵队，东路威胁青涧城，中路包围塞门寨、龙安寨和金明寨。西路方面，党项人组织迅速而大纵深的突击行动，一日之间，由边境顺宁寨通过安远寨，杀进距延安府五十里以外的地方。侦察到宋军的密集调动，西夏军筑起十一座堡寨对付十一路宋军。在延安府中，经略使吕惠卿亲自指挥一切调动事宜，协调各路军马。无法在短短数天的包围战中攻下延安府，考虑到会有被吕惠卿切断归路的潜在危险，又不能再往南面掠夺宋土，西夏军遂转移到金明寨，经过两天的包围，终于攻陷金明寨，消灭二千八百名宋军，只有五人幸存。西夏军随后撤退，吕惠卿派部队追截，但给龙安城附近的党项骑兵击退。是场战役以西夏的战术胜利而结束。然而，动员五十万人，只杀死少于三千名宋军，战果无疑微不足道。

与此同时，熙河路经略司着手构筑女遮谷的防御工事，保护贯通通远军到兰州的唯一路线。早于1095年，哲宗便下令在这个以前西夏驻军的地点建筑堡寨。正当西夏集中兵力攻击鄜延路时，熙河路经略司便趁机在这座山谷筑起堡寨，伸展至熙河边界的右翼。同时，一支泾原部队突袭没烟峡的西夏堡寨，夺取通往天都山的要途。

西夏军入侵鄜延路无功而退后，泾原路经略使章楶加快展开葫芦河攻略，兵临天都山。葫芦河是黄河支流，其河谷是传统丝路，由唐朝内陆城市通往河西走廊的重要通道。石门口位于宋朝边界四十里外，是天都山的大门，西夏称之为「唱歌作乐地」。在天都山的南牟会，有一座西夏宫殿，附近是西夏军点集之处，还有一片盐湖。从1097到1098年，双方为了控制这块土地而艰苦角力。

1097年初，泾原路经略使章楶准备好筑城材料，要求其余各路佯攻，分散西夏军注意力。吕惠卿于是命令一名将官发兵劫掠横山上的洪州。孙路则派遣部队短暂占领盐州。同时，熙河路经略使钟传拓展兰州外围，在黄河北岸建筑金城关，威胁西夏的右厢兵。尽管宋军多番努力，西夏结果仍然动员了十二个监军司中的其中六个，分别为甘州、右厢、卓罗、韦州、中寨和天都山，全归名将妹勒都逋统率，对付宋军泾原路的作战单位。两军在近石门口的地方交战。战前，章楶获得熙河、环庆和秦凤三路的支援。熙河将姚雄撃溃一个西夏部队，斩首三千，俘虏三万余。可是，折可适在没烟峡追撃西夏军队途中损失二千名熙河士兵。有别于永乐城之惨败，宋军在建筑石门城和好水河的二十二天工程中，能进一步控制附近有利地带。竣工后，这两座城名为平夏城和灵平寨，隐含消灭西夏王朝之意。

第二次平夏城之战

平夏城的竣工标志着一连串宋军攻击的开始。由于西夏军的败退，陕西五路收复自1085年后失去的堡寨，并在西夏境内构筑一系列防御工事。河东路于1096年初取回葭芦寨，于1098年在该寨西北二十里筑起神泉寨。三交堡落成后，与上述两寨在那里形成一道三角防线。

鄜延路也巩固无定河和大理河的防衞，占领横山东部的战略地带。1097年初，吕惠卿加强乌延口的防衞，此乃沈括、种谔于1082年进筑横山时选定的原址，也是两年前党项人入侵延安府的要途。当西夏主力在石门口与泾原部队交战时，吕惠卿把握战略时机，赶快筑成浮图寨。浮图寨和其余两座于大理河的堡寨竣工后，宋军便控制了无定河和大理河的分水岭。是年秋，吕惠卿在乌延口以外筑起另一座堡寨，以威胁西夏人的农耕地。翌年，吕惠卿发动大规模进攻，命令王愍越境攻击。基于西夏人的抵抗大为削弱，宋军士气高昂。吕惠卿分别委派第六将筑米脂寨，第二、四将筑开光寨。另外，第三、五和七将则掩护进筑那娘。他保证给予厢军、保甲以及民夫额外的薪金、津贴和奖赏，令每项工程得以于五六日间火速完成。结果，鄜延路总共完成九座堡寨，修直连接麟府路的边界。某些工程如乌延口、开光岭和浮图寨，曾经是以前种谔规划进筑之处。换句话说，四分一世纪之前，种谔在罗兀战役的任务，现由吕惠卿完成。

环庆路则取得白马川往灵州的据点，筑起兴平城，作为攻击西夏韦州监军司的踏脚石。同时，孙路下令在山峦高地筑起横山城。工事完成后，党项部落渐次投降。于是，孙路只需动员厢军和保甲便可，不用徵集民兵或雇募苦工。

泾原路在平夏城近郊筑起四座城，全面控制石门城和葫芦河西岸。接着，章楶在那里驻扎第十一将，保护这个关出部。他又推荐其手下、能干的将领郭成担任那里的指挥官。其后，章楶下令部队推进六十里，在没烟峡的进出口筑起两座堡寨，堵塞西夏从天都山入侵的路线。据曾布说，没烟峡以外的旷野有多条小路，党项骑兵就是沿此进行突袭。为了解决安全问题，章楶编成第十二将，提拔爱将折可适为将官。为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与宋军决战，西夏人陆续将军队及部落迁移往内陆。

在熙河路前线，钟传保持积极的姿态，加强兰州及其近郊的防线，从西南逐渐逼近天都山。1097年夏，钟传在青石峡筑城。这一条要道掩护着熙河路的补给线，并迳抵西夏剡子山监军司。1098年初，钟传进一步完成会宁关的工事，宋境亦得以向东扩展，穿越天都山，连接平夏城。

和永乐城之战一样，西夏军把反击矛头对准最要害的平夏城。1098年夏，枢密院收到环庆路关于党项人大举动员的报吿。在彻夜的讨论中，曾布衷吿章惇下令前线戒备。这份报吿证实了之前一名降宋西夏官员的口供，声言西夏不会集中「实衮都宗托卜德」，意谓包围及攻击城寨。相反，这名降官透露西夏会渗透和剽掠近郊地区。枢密院不予轻信，发出了《划一指挥》共七项，强调弹性防御和各路之间的协调。这份文件还包括训练、纪律、计划、后勤和工事等九项「检举指挥」。随着军事冲突的危险状况渐次升级，宋人加快防守准备。西夏表面上拜托回鶄使节团转达和平意愿，但宋廷考虑到并不清楚党项人的真正打算，对外交斡旋所起的作用没有寄予厚望。初冬，枢密院收到泾原路另一份报吿，据一名逃俘所说，一支庞大惊人的西夏军队，为数多达一百五十万，在天都山以北安营，距离没烟峡宋军堡寨仅五十里。其后，有报吿指这支军队沿泾原路边界推进超过十天，动向未明。正当枢密院衡量党项突然转换攻击目标的可能性，西夏军向平夏城展开空前猛烈的攻势。

西夏进行第二次平夏城之役，是一场组织完善的战役。一如以往，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出灵活性和高度智慧。梁太后挟着小皇帝李乾顺亲自指挥是次战役，声称动员超过百万大军，实际上只是稍多于三十万，向没烟峡推进。纵使动员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党项人直到最后关头仍小心地隐瞒作战目标。战前，梁太后及众将一起标绘平夏城的位置，认为「平夏视诸垒最大，郭成最知兵」，若果西夏攻占平夏城，则其余堡寨的抵抗会相继瓦解。为达成如斯重任，六路统军嵬名阿埋负责包围平夏城，西寿监军司妹勒都逋则率领拦截部队对付宋朝援军。据蕃将李阿雅布说，这两名西夏监军非常勇悍、能干和精明。在他们的指挥下，西夏军队同时包围六座新近建成的宋军堡寨，四座在平夏城附近，其余两座在没烟峡，日夜努力不懈地攻击平夏城。在十三天的包围中，西夏运用了不同战术，包括挖地道、冲绷和楼车。

然而，宋朝的弹性防御战略足以抵销党项的攻击。陕西前沿守军的左右翼即时回应。河东路深入西夏反击，熙河路副经略使王愍则攻击卓罗监军司和右厢监军司，共杀死一千三百名士兵，俘获二万四千头牛只。他亦焚烧方圆七百里以内的农舍和仓库。在获悉平夏城之围以前，枢密院已命令环庆路派兵一万，内含三千骑，开往泾原路，作为战略预备队，由种谔之子、将官种朴率领。同时，秦凤路也派遣了数量与之相当的军队。确定党项的目标是平夏城后，开封催促环庆和秦凤两路给予更多支援。一支由副都部署王恩统领的诸路联军在泾原路登场，向平夏城进发。由于双方都全面动员，一场决定性战役已无可避免。

宋军前沿的第十一和十二将只得二万人，在郭成和折可适的领导下顽强抵抗。他们在城墙上用神臂弓射击和在夜间扰敌。心据王之望所载，当平夏城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泾原路的军官郭祖德，也是郭成的义兄^建议不顾任何代价以解平夏城之围。副都部署王恩和将官姚雄、姚古都一致赞成，但种朴提议延迟反击。他要求郭祖德侦察敌方兵力，并向在场所有人详细地解释：夫婴孤抗剧贼，所持以坚士心者，援兵矣。今吾众寡不敌，战而胜，围未必解。不幸小挫，贼驱所获示城市，则士卒解体，谁与守者？且郭公在，城何忧？

正如种朴所预测，郭成和城内第十一将的四至五千名士兵，造成西夏军大量伤亡。随着天气渐渐转坏，某一晚，党项的楼车遭到强风摧毁。加上西夏军队的口粮已消耗殆尽，看到军队陷于恐慌和无秩序的状态，梁太后痛哭不已，全军在子夜时份撤退。正当西夏军士气下降之际，姚雄和姚古展开反击，派一支伏兵重创敌军。后来，人们问及这个成功的防御心得时，郭成表示他唯一忧虑是救援部队可能过早到来。种朴和郭成之言，解释了章楶的防御战术原则：大抵战兵在外，则守兵乃敢坚壁。

西夏军撤退不久，章楶下令第十一和十二将以骑兵展开快速反击，并增援郭成和折可适骑兵一万。他们将部队分成六个纵队，渗入天都山。受到之前章楶四度越境「浅攻」所欺骗，西夏六路统军嵬名阿埋、西寿监军司妹勒都逋并未预期到宋军骑兵竟然深入攻击。宋军突然杀到，令正在举行猎后宴会的两位西夏监军束手就擒，俘馘三千余，获牛羊不啻十万。同时，宋军蕃将李忠杰也组织骑兵渗入剡子山，袭击卓罗监军司的大本营，统军仁多保忠仅以身免。对于是次辉煌胜利，哲宗心满意足，接受百官祝贺，并厚赏曾布、章楶以及两位将官。郭成罕有地晋升为雄州防御使，折可适为诧州防御使。此外，哲宗命令章楶将这两名西夏将领套上伽锁，用囚车送往开封。章楶以两人具情报价值，恳求皇恩大赦，收归旗下。

宋朝的军事胜利带来国际回响，西夏三度请求契丹军事介入。不久，辽朝使者抵达东京开封，促请即时停战。随着形势转变，大辽干预宋夏战争的潜在动机表面化起来，宋朝灭掉西夏并不符合辽朝的战略利益。进行正式调停之前，辽使透露这次斡旋乃监于西夏的危急情况，要求和解。辽廷的有关决策过程没有清楚记录，但据一些零星资料显示，似乎是一个三重政策。第一，辽朝乎为促使和平实现，密谋对付西夏强硬派。据宋人谍报，辽道宗不单拒绝西夏军事介入的要求，还派使者毒死被视为好战成癖的战争发动者梁太后。结果，乾顺恢复亲政，主导和平谈判。第二，辽朝催促宋朝放弃并归还所有占领的土地、堡寨和州军予西夏，休退兵马，还复疆土，以突出大辽在两国之上的优越地位。第三，辽朝皇帝似乎运用了武装规劝政策。他在接近宋境代州的地方巡狩。宋朝情报指，辽营距雁门关以北只有五至七里。

针对这样的形势，开封存在两派意见。宰相章惇建议不用理会契丹的调停，无论是战争抑或和平，应由宋朝决定。「夏国作过未已，北使虽来劝和，亦须讨伐，若能服罪听命，虽北朝不来劝和，亦自当听许。」枢密使曾布和鄜延路经略使吕惠卿则认为，宋朝应着眼于从西夏身上得到实际利益，不应进一步破坏宋辽关系。伊始，章惇的建议似乎较具影响力。经过哲宗与章惇、曾布及其余高级官员的广泛讨论，朝廷修正立场，允许：「夏国罪恶深重，虽遣使谢罪，未当开纳。以北朝遣使劝和之故，令边臣与之商量，若至诚服罪听命，相度许以自新。」然而，宋逼澄清辽夏关系有别于宋夏关系，坚持宋是西夏的宗主国。诚如国书所述，辽和西夏是父与子婿的关系，宋和西夏则是统治者与子民的关系。宋朝惩罚子民并不意味着与辽朝对立。而且，国书宣称所有西夏土地都是由宋太宗和宋真宗授予李继迁的中国领土。所以，如果西夏不打算投降，中国仍保留收回统治权的最终权力。又指出夏人反覆无常的态度，「一面修贡，一面犯边」。更重要的是，国书道出准备战争作为战略取向，并非宋朝所创。相反，辽兴宗曾明确地用以对付西夏的侵略，「元昊纵其凶党，扰我亲隣，属友爱之攸深，在荡平之亦可」，而宋朝只不过仿效前者。最后，国书承诺谈判。在逗留开封三十五天之后，辽使接受国书而回。同时，宋朝促请西夏呈上谢罪书和交还两名战犯珪布默玛和凌吉讹裕，作为换取和平的必要条件。在西夏未履行这些要求之前，宋军加快进行横山和天都山的防御工事。

正当西夏兵败平夏城，宋朝全面占据横山和天都山。东路的鄜延路建筑暖泉寨，距离米脂寨东北四十五里。同时，河东路在黄河西岸建置了四座堡寨，加强对横山的控制。1099年夏，宋朝动员超过十万大军，十天之内筑成另外八座堡寨。结果，鄜延、河东和麟府三路连成一道新防线，沿横山绵延超过三百里，将党项人驱赶到沙漠地带。为巩固对新占领地的控制，宋朝在葭芦寨设立晋宁军。此外，环庆路经略司在横山兴建三座重要堡寨外，另于沙漠边缘、距离前西夏韦州监军司仅十里的地方筑了一寨。值得注意的是，从1038年起，宋朝占据原属白豹城和金汤城控制的地带，这两座堡寨牢牢地楔入鄜延和环庆两路之间。完成两座堡寨的工事后，朝廷决定沿用其名，以为纪念1041年范仲淹关于收复该两座堡寨的初步构想，首次揭开了宋夏争夺横山的序幕。

同时，泾原路扩张边面，由平夏城以北，伸延到西夏行宫南牟会的原址，设立天都山的指挥部于西安州。西安州距熙河路通会堡仅五十里，边面连接，而西夏天都山监军司自此失去了所据的地盘。据方勺和韩滤说，占领附近的盐池以后，宋朝每月出产的盐值达十四万钱，足以应付熙河路部份地区的支出。1099年秋，泾原和熙河两路完成会州及其余三座堡寨的工事，重新确认从兰州经黄河到会州，再沿天都山北峦穿过没烟峡，最后抵达平夏城的领土。1099年秋，西夏遣使谢罪，其谢表用辞谦卑。1099年底，双方终于重归和平，宋夏新疆界确立。《宋史》着者评说：夏自平夏之败，不复能军，屡请命乞和。哲宗亦为之寝兵。楶立边功，为西方最。足以标志着哲宗一朝在外交和军事上的成就。

韩缜

蔡确

司马光

吕公著

文彦博

吕大防

范纯仁

苏颂

章惇

蔡卞

苏辙

王称《东都事略》：哲宗皇帝爰自冲年，嗣膺大历。是时，宣仁共政，登进忠贤，以安天下。故元佑致治之盛，庶几仁宗。及绍圣亲政，起熙丰旧人而用之，元佑政事，一切务以相反。呜乎，哲宗之英毅开敏，有能致之资，惜乎大臣不以忠厚而事其上也。 

脱脱等《宋史》：“哲宗以冲幼践阼，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马、吕诸贤，罢青苗，复常平，登俊良，辟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几仁宗。奈何熙、丰旧奸枿去未尽，已而媒蘖复用，卒假绍述之言，务反前政，报复善良，驯致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

蔡东藩《宋史演义》：但吾观宣仁弥留时，乃对吕、范二大臣，丁宁呜咽，劝以宜早引退，并谓明年社饭，应思念老身，意者其豫料哲宗之不明，必有蔑弃老成，更张新政之举耶？且哲宗甫经亲政，奸党即陆续进用，是必其少年心性，已多昧，宣仁当日，有难言之隐，不过垂帘听政，大权在握，尚足为无形之防闲；至老病弥留，不忍明言，又不忍不言，丁宁呜咽之时，盖其心已不堪酸楚矣。宣仁固仁，而哲宗不哲，吕、范退，章、蔡进，宋室兴衰之关键，意在斯乎！意在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