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经历

玄烨是顺治帝福临的第三子，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其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时为庶妃。顺治帝生前没有册立太子，顺治十八年（1661年）他临终时接受汤若望的建议，因玄烨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而选其为继承人，以遗诏的形式册立玄烨为皇太子。当年正月初九日（2月8日），玄烨即位于太和殿，时年仅6岁（虚岁8岁），颁诏大赦，并改明年为康熙元年。顺治遗诏同时指派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 

玄烨8岁丧父，母亲重病时，玄烨“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10岁丧母，玄烨昼夜守灵，水米不进，哀哭不停。康熙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 

智擒鳌拜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首辅索尼病故。七月初七，14岁的康熙帝正式亲政，在太和殿受贺，大赦天下。但仅十天后，鳌拜即擅杀同为辅政大臣的苏克萨哈，数天后与遏必隆一起进位一等公，实际政局并不受康熙帝直接掌控。

当时，康熙帝经常召集少年侍卫在宫中作扑击之戏，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1669年6月14日），他突然命令这些侍卫在鳌拜进见时将其逮捕。大臣商议鳌拜大罪三十条，请求诛其族，康熙帝念鳌拜功劳，赦死罪而拘禁，但诛杀了鳌拜的很多弟侄亲随及党羽，不久鳌拜死于禁所。仅存的另一辅政大臣遏必隆因为长期勾结鳌拜，被削去太师、一等公。康熙帝由此完全夺回朝廷大权，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 

平定三藩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以平南王尚可喜请求归老辽东，但请求留其子之信继续镇守广东为引线，引发了是否撤藩的激烈争论。最后康熙帝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决定下令“撤藩”。

同年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提出反清复明，并于次年派将率军进攻湖南，攻陷常德、长沙、岳州、澧州、衡州等地。他又派人四出散布檄文，声讨清朝。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等许多地方大员纷纷反清。接着，福建耿精忠亦反。在短短数月之内，滇、黔、湘、桂、闽、川六省丢失，一时间清帝国危在旦夕。随后，陕西提督王辅臣、广东尚之信等也相继反叛，叛乱扩大到广东、江西和陕西、甘肃等省。

康熙帝的对策是坚决打击吴三桂，决不给予妥协讲和的机会；而对其他的叛变者则大开招抚之门，以此来分化敌军，削弱吴三桂的羽翼，从而孤立吴三桂。在这个方针之下，康熙帝把湖南作为军事进攻的重点，命勒尔锦等统领大军至荆州、武昌，正面抵住吴三桂，并进击湖南，又命岳乐由江西赴长沙，以夹攻湖南。此外，康熙帝又放手重用汉将汉兵作战。 

康熙十五年（1676年），陕西王辅臣和福建耿精忠在清军进攻下，先后投降。广东的尚之信也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投降。陕、闽、粤以及江西都先后平定。吴三桂局促于湖南一隅之地，外援日削，而清军已由江西进围长沙，其失败之势已成。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国号周，大封诸将。未几即忧愤成疾，于八月病死。吴三桂死后，其部将迎立其孙吴世璠继位，退居云贵。此后，清军先后收复湖南、广西和四川。

康熙二十一年（1681年）冬，清军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三藩平定。从许多记载来看，清军在平三藩时曾造成屠杀平民事件，不仅仅在川滇，其他相关地区也遭受类似的厄运，比如江西百姓遭受屠戮的数量就不少，“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 

统一台湾

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经中风而死，明郑王朝发生政变，年仅12岁的郑克塽继任延平王，大权实际上为冯锡范、刘国轩掌握，郑氏官员向心力开始动摇，负责与清朝谈和的傅为霖甚至愿当内应。 福建总督姚启圣认为是进攻台湾的好时机，向康熙帝推荐施琅。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出兵攻台，在澎湖大败刘国轩所率领的郑氏海军，收复了台湾。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即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诸罗县（今嘉义），隶福建省，并在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在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驱逐沙俄

明末开始，沙俄远征军曾多次入侵黑龙江流域，烧杀抢劫，四处蚕食。康熙二十

二年（1683年）九月，清廷勒令盘踞在雅克萨等地的沙俄侵略军撤离清领土。沙俄军不予理睬，反而率兵窜至爱珲劫掠，清将萨布素将其击败，并将黑龙江下游沙俄军建立的据点均予焚毁，使雅克萨成为孤城。但沙俄军负隅顽抗。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月二十三日，为了彻底消除沙俄侵略，康熙帝命都统彭春赴爱珲，数日攻克雅克萨城，即行回师，留部分兵力驻守爱珲，另派兵在爱珲、墨尔根（今黑龙江嫩江）屯田，加强黑龙江一带防务。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秋，沙俄卷土重来，再次占领雅克萨城。俄军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引起清政府的极大愤慨。次年初，康熙接到奏报，即下令反击。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军2000多人进抵雅克萨城下，将城围困起来，勒令沙俄侵略军投降。托尔布津不理。八月，清军开始攻城，托尔布津中弹身亡，改由杯敦代行指挥，继续顽抗。八月二十五日，清军考虑到沙俄侵略者死守雅克萨，必待援兵，且考虑隆冬冰合后，舰船行动、马匹粮秣等不便，于是在雅克萨城的南、北、东三面掘壕围困，在城西河上派战舰巡逻，切断守敌外援。侵略军被围困，战死病死很多，826名俄军， 最后只剩66人。雅克萨城旦夕可下，俄国摄政王索菲亚急忙向清廷请求撤围，遣使议定边界。清廷答应所请，准许沙俄军残部撤往尼布楚。

雅克萨之战结束后，双方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 七月二十四日缔结了《尼布楚条约》，规定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均为清朝领土。 

大破准部

清初，西北方居住的蒙古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漠北喀尔喀蒙古内部又分为扎萨克图、土谢图、车臣等三部，漠西厄鲁特蒙古内部又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清军入关之前，漠南蒙古就已归附大清，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各部，也与清政府关系密切。

康熙年间，准噶尔在领袖噶尔丹的统治下，势力强盛。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底，沙俄参加中俄边界谈判的全权代表戈洛文，在伊尔库茨克专门接见了噶尔丹的代表，策动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噶尔丹本来就与喀尔喀三部中的土谢图汗部有矛盾，遂掀起对喀尔喀的战争。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亲率骑兵三万自伊犁东进，越过杭爱山，进攻喀尔喀，很快占领整个喀尔喀地区。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与哲布尊丹巴一世决定投清，于是喀尔喀三部数十万分路南奔，逃往漠南乌珠穆沁一带，向清廷告急，请求保护。康熙一面把他们安置在科尔沁放牧，一面责令噶尔丹罢兵西归。但噶尔丹气焰嚣张，置之不理，反而率兵乘势南下，深入乌珠穆沁境内。对于噶尔丹的猖狂南犯，康熙一面下令就地征集兵马，严行防堵，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北上迎击，先后在乌兰布通和昭莫多大破准噶尔。康熙三十六年（1698年）二月，康熙鉴于噶尔丹拒不投降，再次下诏亲征。噶尔丹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死去。至此康熙时期讨伐噶尔丹之战始告结束，漠北喀尔喀地区纳入清朝版图。

噶尔丹死后，策妄阿拉布坦便成为准噶尔部的统治者。随着他的统治地位的巩固和地盘的不断扩大，又萌生向东扩张的野心。策妄阿拉布坦在沙俄支持下，不断袭击清军据守的科布多、巴里坤、哈密等军事重镇，并派兵侵入西藏。由于康熙及时派兵进藏协同藏军围剿，才将准噶尔势力赶出西藏。

九子夺嫡

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熙立时年两岁的二阿哥胤礽为皇太子，日后皇太子变得骄纵与蛮横并结党营私。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杀索额图，父子关系趋于紧张。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木兰围场的布尔哈苏行宫，康熙皇帝以皇太子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的理由，宣布废除太子。之后众多阿哥开始了对于皇位的觊觎。

大阿哥胤褆是庶长子，一向不被康熙喜欢，自知无望，向康熙提议立八阿哥胤禩，理由

是“术士张明德尝相允祀必大贵”，又说要替父杀掉胤礽，让康熙极为寒心，严加训斥，同时对胤禩严加提防。这时三阿哥胤祉揭发大阿哥搞魇镇加害胤礽之事，康熙将大阿哥囚禁。康熙厌恶胤禩勾结胤褆，也将其关押，后又释放。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恢复胤礽太子地位。康熙五十年（1711年）末被告与刑部尚书齐世武、步军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结党营私。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再次下诏废太子。从此废太子一直被圈禁到死。三阿哥胤祉见此乱局，主动退出竞争。

胤礽再度被废后，八阿哥胤禩转而支持十四阿哥胤祯（四阿哥同母弟，后改名允禵），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俄附庸八阿哥。十三阿哥胤祥附庸四阿哥胤禛。胤禛在太子首次被废后，敢于为胤礽说好话，属太子党。胤礽二度被废之后，胤禛看到胤礽绝无复立之可能，开始结党营私，窥视储位。这时形成了以胤禛为首的四爷党和以胤禩为首的八爷党两大势力。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玄烨崩于北京畅春园清溪书屋，终年69岁。在位61年零10月。当时八爷党支持的十四阿哥胤祯远在西北，四阿哥胤禛留京。康熙近臣步军统领隆科多宣布康熙遗嘱，命胤禛继承皇位，是为雍正皇帝，为康熙帝上庙号圣祖，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葬于景陵。 

2013年8月29日，辽宁省档案馆新馆首度展出“康熙遗诏”，上面写着：“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政治

强化皇权

康熙亲政后，着手强化皇权。他一方面勤于政务，举行御门听政；另一方面，他在康熙十六年（1679年）设立南书房，“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 ，并使之草拟圣旨，与闻机要，待遇非常优渥。大量汉族士大夫如高士奇、陈廷敬、李光地、张廷玉、朱彝尊、王士禛、徐乾学、王鸿绪、查慎行、胡渭、熊赐履、方苞等先后进入南书房任职。南书房的设立，一方面笼络了汉族知识分子，一方面使康熙受到更多汉文化的熏陶，最重要的是削弱了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及外朝内阁的权力，强化了康熙的皇权。

颁布圣谕

康熙九年（1670年），亲政一年的康熙帝晓谕礼部，称“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于是在顺治帝“六谕”的基础上颁布《圣谕十六条》，作为康熙的施政纲领，内容是“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穆、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雠忿以重身命” ，后来雍正皇帝将其扩充为圣谕广训，并命八旗及直省民人定期宣讲圣谕。

治吏亲民

康熙亲政后，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了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为了防止被臣下蒙蔽欺骗，康熙还亲自出京巡视，了解民情吏治。其中最著名的是六次南巡，此外还有三次东巡、一次西巡，以及数百次巡查京畿和蒙古，南怀仁记载他巡视时“亲切地接近老百姓，力图让所有人都能看见自己，就像在北京时的惯例一样，他谕令卫兵们不许阻止百姓靠近。所有的百姓，不管男女，都以为他们的皇帝是从天而降的，他们的目光中充满异常的喜悦。为一睹圣容，他们不惜远涉跑来此地，因为，对他们来讲，皇帝亲临此地是从不曾有过的事情。皇帝也非常高兴于臣民们赤诚的感情表露，他尽力撤去一切尊严的夸饰，让百姓们靠近，以此向臣民展示祖先传下来的朴质精神。” 此举极大的促进了康熙对民情的了解，他还亲自巡视黄河河道，督察河工，并下令整修永定河河道。 

康熙晚年倦勤，导致官吏贪污，吏治败坏。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御史参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侵贪户部内仓银六十四万余两，牵连的官吏多达112人。康熙最后只把希福纳革职，其余官吏则勒限赔款。 

维护统一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帝撤藩，吴三桂起兵反

清，其他二藩相继响应，最终在康熙二十一年（1681年）平定三藩。

康熙采纳了大学士李光地的意见，授明郑降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出兵攻克台湾，明郑统治者郑克塽降清，康熙于翌年设置台湾府。后来雍正帝称述康熙的功绩说：“台湾地方，自古未属中国。皇考圣略神威，取入版图。” 

康熙三十年（1691年）夏，康熙与喀尔喀与内蒙古的王公们会聚于多伦诺尔，史称“多伦会盟”。此次会盟标志着喀尔喀三部归顺清朝，康熙后来表示：“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又言：“蒙古部落，三皇不治，五帝不服，今已中外无别矣” ，可见康熙将漠北纳入中国版图，并使之成为北疆的坚实屏障。康熙二十五年（1696年），康熙又下令编修《理藩院则例》，以巩固对蒙古的统治。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九月，原属准噶尔的哈密统治者额贝都拉内附清朝，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以后，清军陆续进驻巴里坤地区，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吐鲁番的额敏和卓内附清朝，从此嘉峪关外上千里土地收入版图，成为清朝打击准部、进军西域的前哨。

在西藏问题上，康熙除了承继顺治帝尊敬并册封达赖喇嘛的政策外，还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册封罗桑益喜（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进一步笼络黄教。后来由于准噶尔汗国入侵西藏，他于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1718年至1720年）间派兵入藏，驱逐准军。此后，清朝分兵驻藏，开始了对藏区的实际控制，并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协助达赖、班禅分理前后藏事务。

军事

康熙朝由于平定三藩之乱以及抵御外来侵略的需要大量制造火器，无论是造炮规模、数量、种类，还是火炮的性能和制造技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康熙朝中央政府所造的大小铜、铁炮达905门之多，而其中半数以上由南怀仁负责设计监造，就质量而言，其“工艺之精湛，造型之美观，炮体之坚固，均为后朝所莫及”。 

乌兰布通之战后，康熙更加重视在战争中发挥火器的战斗威力，使火器营成为清军新的战斗编成。 

经济

康熙亲政后，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发展经济。

废止“圈地令”

废止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康熙在诏书上说：“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

延长垦荒的免税时间

清初规定垦荒三年内免税，以后改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垦荒田十年后征税。这一政策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

实行更名地政策

对于农民耕种的原先属于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诏农民可以不必支付田价，照常耕种。对于已交过“易价银两”的，可以从来年的常税中冲洗。

蠲免钱粮

康熙秉持“藏富于民”的思想，在陕、云、贵、川、粤等省全国二十多个省区蠲免钱粮丁银、通赋，其中重大蠲免计32次。并从康熙五十一年（171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免天下钱粮。下令“凡遇蠲免之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使佃农也能得到好处。在康熙皇帝在位的61年间，清政府蠲免钱粮共计545次，免除天下钱粮计银1.5亿两。 

地丁合一

康熙对按丁征收丁税的方法进行改革。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决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税额数作为定额，以后新增人丁，不收丁税。这就叫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丁税额数便固定下来了，实现了地丁合一。这种办法先在康熙末年开始行之于广东、四川等省，到雍正元年（1723年）以后，又相继在各省普遍推行起来。 

修治漕运

清初，黄河多次泛滥成灾，在河南、安徽一带经常决口，后来竟改道与淮河合流，从今天的苏北地区入海，既影响了漕运，又使许多良田成了沙洲，严重威胁着国库收入和人民生活。对此，康熙帝曾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其时三件大事，并亲自书写成条幅，悬挂于宫中大柱上。他选派靳辅为河道总督，又对治河专家陈湟，委以重任。经过十年（1677年—1687年）的辛苦经营，终于使黄河、淮河各归故道。永定河原名浑河，又称“小黄河”，在流经北京附近时，常常淤塞成灾。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清政府招募了十几万民夫，在芦沟桥附近的良乡到东安，开掘了一条200里长的新河道，使原来的斥卤之地，成为膏腴良田。康熙曾亲自视察，并将浑河改名为“永定河”，赋予永远安定之义。 

废除匠籍制度

清朝初年，凡手工业工匠，均另有匠籍，要按政府规定服劳役，或者交纳班匠银代役。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下令将班匠银并入田赋中征收，从而使工匠们摆脱了人身的控制，有利于促进手工业发展。 

文化

尊儒右文

康熙强调兴礼教，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下诏说：“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 。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他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尤其是程朱理学）为治国之本。

他曾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朱子全书》、《大清一统志》、《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

注重西学

康熙对西方文化也感兴趣，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方面的知识 ，并颇有著述。也有人指出康熙对科学的所谓兴趣，一方面是用来炫耀，另一方面则也是当玩具供他个人取乐消遣的意思，而不是用于实际需要。 习近平则指出，康熙虽崇尚西学，“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亦有学者指出，有才华的传教士被皇帝欣赏和重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被推崇和应用。而在民间，民人与西方传教士能够互相交游，西学在社会中得以自由传播，亦指出分别由康乾敕辑的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亦收录了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 

康熙帝是历代帝王中对科学最重视、最感兴趣的一位， 康熙除了学习西方科技之外还会应用实践，其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在发现原来的地图绘制方法相对落后之后，用科学方法和西方仪器绘制全国地图。康熙亦会利用巡行和出兵之便，实地测量，吸取经验。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委任耶稣会士雷孝思、白晋、社德美及中国学者何国楝、明安图等人走遍各省，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技术等在全国大规模实地测量，并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绘制成《康熙皇舆全览图》，其作被称为在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英国李约瑟亦称之为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要好、更精确。 

康熙还以巡视之便访求民间的有才之士，例如将在数学方面有很大成就的梅毂成调进宫中培养深造。梅毂成亦通过学习西方数学知识，重新令在明朝被废弃的中国古代数学受到重视。 

宗教态度

康熙对于宗教基本上是宽容的，除了笼络藏传佛教，他也大致接受基督宗教传教士讲道，还褒封道教白云观方丈王常月，并依于门下。康熙对基督教也很有好感，后来康熙逐渐发现罗马教廷试图过多的干预中国文化传统和清朝政治，并且皇子信仰基督后以此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遂开始对天主教有所抵制，引发中国礼仪之争。

兴文字狱

康熙在思想上为了控制臣民，兴文字狱， 发生的文字狱案共有11起， 比较著名的有《南山集》案。戴名世仅仅因为赞同方孝标给南明正名的观点，结果就被斩首，家人好友等也被牵连为奴。还有朱方旦案、王锡侯案，以及亲政前鳌拜等顾命大臣制造的《明史》案。 

外交

日本

清朝统一台湾后，康熙由郑氏那里了解到对日贸易的众多好处，于是清政府于1685年正式废除了“迁海令”，颁布了“展海令”，允许人民出海经商。这一政策致使赴长崎的唐船骤增三、四倍以上，互市之盛堪称空前。同年，日本政府则颁布“贞享令”，规定每年去长崎贸易的总额：中国船贸易额不得超过白银六千贯，荷兰船不得超过三千贯。贸易总额超过白银六千贯后，即禁止此后该年入港的其他中国船舶进行贸易，勒令运回货物。故来得较晚的中国商船常被禁止入港，不得不驶回中国，不过不少中国船就在日本沿海进行走私贸易。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赴日唐船达117艘，而该返回中国而从事走私贸易的船达22艘。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日本政府限定赴日贸易的唐船为80艘。直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为防止日本产铜原料之外流，幕府公布“正德新令”，限止每岁赴日唐船为30艘，此令一出，唐船抵长崎者锐减。 

朝鲜

康熙年间，朝鲜放弃了北伐计划，康熙也对朝鲜实施德化政策，中朝两国宗藩关系得以平稳发展。三藩之乱时，朝鲜国王李棩（显宗）抵住国内舆论压力，并未起兵进攻清朝，而是继续进贡，从而获得了康熙的信任。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朝鲜发生大饥荒，国王李焞（肃宗）请求清朝赈济，康熙帝慷慨允诺，派人运送5万石粮食以救助朝鲜，并御制《海运赈济朝鲜记》以纪念此事。 

不过，康熙时的中朝关系也有波折。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发生了朝鲜边民越界杀人事件，康熙帝对此严肃处理，迫使朝鲜方面处死相关责任人，并罚银20000两。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朝与朝鲜勘界，划定了鸭绿江-图们江一线的中朝边界，并竖立了穆克登碑。 

俄国

《尼布楚条约》签订不久，沙俄就向清政府提出派人来华学习中国文化。俄国人主要想学喇嘛教经典，因为在沙俄新拓展的东方领土上，很多民众都信奉喇嘛教。另外，俄国人来华，还想学习满汉文字，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国。康熙欣然同意，并将这些留学生安置在国子监中，派专人教他们。由于这种方式学期不长，缺乏制度保障，因此俄国一直希望能够定期派人来中国学习。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派图理琛等人前往俄国辖境抚绥土尔扈特部。作为交换，彼得大帝提出派遣以修士大司祭列扎依斯基为首的教士团回访北京。 

欧洲

康熙曾经委派传教士闵明我返回欧洲招募人才，希望增进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 

法国汉学家杜赫德指出，在清朝康熙年间，原本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渐向外界开放，并维持着国内、近邻贸易以及欧洲贸易。甚至说“全欧洲的贸易量都无法跟巨大的中国贸易量相比”。 并且形容中国的各个省就相当于欧洲的王国，他们都拿各自的特产来进行贸易，而且有了联盟保护的趋势，这种趋势占据着所有的城市。 以致于大臣们都在商业领域有自己的股份，其中有许多官员都把自己的资金委托信誉好的商人代理，以图自己的资产能在贸易往来中稳健增值。并总结说除了那最贫苦的家庭，（中国人）都能通过各自的商业活动能轻松过上小康生活。 

同时记载了清朝市集的繁华程度和中外商家的贸易情况，称“中国商人都会在做买卖时表现的看上去很真诚，特别是同外国人做生意时；他们总是尽可能的抬高商品价格，而且他们在行销自己的商品时通常没有任何顾虑。” 

清朝跟日本、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马尼拉以及欧洲也有贸易来往。甚至中国还做转手生意，把从欧洲进口的布匹出口转销日本。 

《全球通史》里亦指出，康熙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急剧膨胀且发展快速，大量的茶叶、丝绸、棉布、瓷器和漆器经广州口岸运往欧洲销售。 

同时，康熙对欧洲国家表示警惕，他曾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中亚、西亚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派大臣图理琛出使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汗国，沿途收集各国情报，回国后以《异域录》一书呈报，书中甚至清楚记录了大北方战争和查理十二的事迹。 

海禁、弛禁

康熙为了打击郑氏台湾，初年实行了迁界禁海政策，规定沿海30里的居民内迁，片板不准下水。先是在福建沿海实行，后又推广到广东和浙江沿海。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最初的濒海三十里左右，到后来的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此政策所造成的破坏和后遗症远远超过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邓小平认为该政策“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康熙七年（1668年），在郑氏已退居台湾的情况下，清廷开始弛禁，并以广东先行。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停止海禁，史称康熙开关。 

总评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取得了对三藩、沙俄的战争胜利，消灭台湾的明郑政权，显示了康熙军事指挥才能。另一方面，康熙少年时就挫败了政治对手鳌拜，年老时利用“文字狱”打击汉族异议人士。康熙举行“多伦会盟”取代战争，怀柔蒙古各部；意图以条约确保清朝政府在黑龙江的领土控制。他开创康乾盛世的局面，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部分人甚至称之为“千古一帝”。  但是也有学者研究指出，康熙所谓的“盛世圣君”形象系后人建构与美化，其实他本人及其统治时期存在许多瑕疵，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史书评价

《清史稿》：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于戏，何其盛欤！ 

历代评价

《啸亭杂录》：仁皇天资纯厚，遇事优容，每以宽大为政，不事溪刻。 

《全球通史》：①康熙有理由这样自信。他统治的大清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就连那些自命不凡的欧洲来访者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 ②他在“康熙”这一年号下，统治中国60多年，并成为17世纪的伟大人物。同时康熙又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一位精细的管理者，一位渊博的学者。 ③康熙曾有过几回巡视，他不但视察公共工程、宽赦囚犯、聆听民间疾苦，而且还亲自审阅那些有志向的举子的科考卷子。一位为此而吃惊的教士写道：“康熙甚至会召见那些地位低下的劳工和农夫，并以一种友善可亲的态度同他们交谈，这使他深得人心。”也许是因为经常外出巡行，并能亲临下层，康熙学会了识别18个省中的13个省的方言。 

《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①玄烨是中华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他的统治时间不仅仅是最长的，而且也是最具有活力的，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更是最复杂的。也许同时他是冷酷而且粗心大意的，在判断的时候会犯错误，但是他却拥有敏锐的自我分析能力以及对帝国的使命感，这都标志着他是少有的可以随心所欲的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人！而且被众多历史学家（包括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史家）所注意的是，康熙的统治可与俄国的彼得大帝以及法国的路易十四相媲美，而他们三人的共同特点标志着前工业时代，传统君主王权的最高阶段。 ②而且，康熙在很多事上，行事果断，对于统治和文化做出了许多有益的事，而他的人品与品格则成为理解导致清朝秩序巩固的众多因素的入口点。” 

黄宗羲：①方今杀运既退，薄海内怀音草状；皇人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学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此时之最难得者也。 ②今圣天子无幽不烛，使农里之事，得以上达，纲常名教不因之而盖重乎？ 

白晋：①具备天下所有人的优点，在全世界的君主中，康熙帝应列为第一等的英主。②康熙皇帝的孝顺和感恩是如此罕见，他因此获得了举国百姓的尊敬和拥戴。 

金昌业：以康熙之俭约，守汗宽简之规模，抑商贸以劝农，节财用以爱民，其享五十年太平，宜矣！至若治尚儒术，而能尊孔、朱；躬修孝道，而善事嫡母，则虽比于魏孝文、金主雍无愧矣。第其为人，明秀有余，浑厚不足。才多，故好自用；量狭，故喜自矜。……又闻通官之言：（康熙）恶闻谏诤，峭直之臣不容于朝，此岂君天下之量也？……俭德虽可尚，过俭而近于吝。 

洪大容：①六十年天下之奉，宫室之俭如此，宜其威服海内，恩浃华夷，至于今称其圣也。 ②臣见畅春园而知康熙真近古英杰之君也，其享六十年太平，有以也。 

莱布尼茨：现世皇帝康熙就是这么一个空前伟大的君主。他对欧洲人颇怀好感，但起初还是不敢违反辅政臣僚的意愿，以国家法规形式公开允准基督教在中国自由传播。直到他亲政之后，方才办到这点。事实证明，正是康熙这一雄才大略才使得欧洲的技艺和科学更换地输入中国。仅此而言，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 

伏尔泰：北京的耶稣会教士，由于精通历算而博得康熙皇帝的欢心，以致这位以善良仁慈、行高德美而驰名遐迩的君主，准许他们在中国传教，并公开讲授基督教义。 

曾国藩：①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而雍乾以后，英贤辈出，皆若沐圣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虽大智莫能名也。②凡前圣所称至德纳行，范无一而不备。上而天象、地舆、历算、音乐、考礼、行师、刑律、农政，下至射御、医药、奇门、王遁，满蒙、西域、外洋之文书字母，殆无一而不通，且无一不创立新法，别启律途。后来高才绝艺，终莫能出其范围。” 

梁启超：①清圣祖尤笃嗜，召西士南怀仁等供奉内廷。风声所被，向慕尤众。 ②康熙帝是比较有自由思想的人。他早年间兴文字之狱，大抵都是他未亲政之前的事……本身却是廓达大度的人，不独政治上常采宽仁之义，对于学问，亦有宏纳众流气象。试图他《庭训格言》，便可以窥见一斑了。所以康熙朝学者，没有什么顾忌，对于各种问题，可以自由研究。 

汪荣宝：祖自亲政以来，内则削平大难，巩固统一之基础，外则战胜强敌，恢张帝国之威信。外交军事，所在奏功，而其文治，亦斐然比于汉唐之盛。 

吕思勉：圣祖是个聪明特达的君主。他乐于求学，勤于办事。于天文、地理、律历、算术……学问，多所通晓。又颇能采用西洋的学问。……他能励精图治，确是实在的。……能俭于用财，也确是真的。所以当三藩平后，国内已无战事，政治亦颇清明，百姓就得以休养生息。 

蔡东藩：①自古藩镇，鲜有不生变者。撤亦反，不撤亦反；与其迟撤而养旤益深，不若早撤而除患较易。清圣祖力主撤藩，正英断有为之主。洎乎仓卒告警，举朝震动，圣祖独从容遣将，镇定如恒，且不允索额图之请，自损主威，圣祖诚可谓大过人者。②康熙帝为有清一代英主，三次亲征，卒平朔漠，挞伐之功，未始不盛。 

萧一山：圣祖六十一年，文治武功，蔚然可观。以其有好学不倦之精神，宽大爱民之治术，谨事惜时，深耕易耨，为清朝培植良好之根基。末叶虽稍流纵弛之弊，然大乱之后，亟需休养生息，此亦守成令主所必循之途径也。 

毛泽东：康熙三征噶尔丹，团结众蒙古部，把新疆牢牢地守住。他进兵西藏，振兴黄教，尊崇达赖喇嘛，护送六世达赖进藏，打败准噶尔人，为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进剿台湾，在澎湖激战，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他在东北收复雅克萨，组织东北各族人民进行抗俄斗争，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保证我永戍黑龙江，取得了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为巩固东北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 

启功：历史上有“康乾盛世”之说。据我看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时代最强盛，雍正次之，乾隆最差。康熙收复台湾，平定噶尔丹、力败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使中国的版图空前绝后的辽阔，制定了开明的民族政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大度而主动地拜谒明孝陵，消除了明末遗老的对立情绪，稳定了人心；推行宽松的文化政策，优待人才，并注重选拔人才，促进了清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 

田淼：康熙作为一代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在政务之余，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习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知识，为西方数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数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不能不说是非常可贵的。 

柏杨：玄烨大帝，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年轻气壮，有刘邦豁达大度的胸襟和李世民知人善任的智慧。

高阳：与唐太宗均是第一流的君主，其个人修养和道德言行也是无可挑剔。论述缺点时，谓其晚年因传位而至吏治渐坏。

戴逸：康熙帝少年即位，除鳌拜、平三藩，表现了非凡的才能；以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奖励垦荒，致力治河；争取汉族士大夫官僚，励精图治；他又统一台湾，驱逐沙俄入侵，平定噶尔丹，奠定了清朝统治的基业。不过康熙帝晚年精力衰疲，诸皇子争位，举朝不宁。 

姚念慈：总体来说，玄烨是一位富有忧患意识，具有理性和克制力的统治者，他的内心情感和冲动大多情况下会服从于理性。……玄烨或许是忍人，但绝不是暴君。玄烨勤政，这是公认的。玄烨也比较精明，对于社会隐患，多能防微杜渐。他虽然多年用兵北方，但对于南方反清势力却毫不放松；他虽然时时保护满族的特权，却又很在意赢得广大汉人的拥戴；他注意到大量蠲免并未收到很好的效果，也曾注意到财政过分集中于中央，地方存留不足，带来许多弊端，官员薪俸微薄，加派火耗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但进入晚年，具体地说，康熙四十六年之后，玄烨变得日益孤独，理性逐渐削弱，更多受情绪支配，立储问题和准部之役都没有处理好，使朝局和社会陷入混乱。……把玄烨视为历史上最伟大最崇高的帝王，是人为制造的产物。事实并非如此。玄烨非但不如唐太宗豁达，也不如他父亲顺治皇帝福临率真。更关键是，玄烨结束了鳌拜等四大臣辅政之后，其政治取向却与四辅臣一样，都在于中止顺治皇帝的汉化之道。 

日本人对康熙帝极为尊重和推崇，翻译了《圣谕十六条》，并且称呼康熙帝为“上国圣人”。 二战时期日本人研究异族征服中国的历史，对康熙更加钦佩，认为：“清朝三百年的政绩，也是靠它拥有像康熙帝那样以卫道者自任，把自己提高到模范帝王的地位，成为鞠躬尽瘁的贤能天子，才争取到那样难治民族（指汉族）的全面信任和拥护。在这点上说他获得了更光辉灿烂的成就，也非过言。但其中的重要因素，恐怕就是所谓‘统治者的恩德’。”并把康熙作为自己未来统治中国的榜样。 

朝鲜人对康熙帝的评价经历了一个从昏君到圣君的变化过程，康熙亲政时正值朝鲜肃宗年间，朝鲜虽为清朝属国，思明反清情绪却很浓厚，对康熙的评价也很负面，如有使臣说康熙“只知清书，不解文字”，“骄淫日甚，以游戏为事”，“荒淫游畋，不亲政事”，等等。但到康熙后期，评价开始转变，称康熙“节俭惜财，取民有制，不事土木，民皆按堵，自无愁怨”。 乾隆以后，朝鲜君臣对康熙的评价变得非常高，他们认为“康熙，千古英杰也”，“大抵康熙，天下之圣主皇帝、天下之英雄矣”，“康熙自是豪杰之主，政令施措动合事宜，至今维持，皆其余荫”。清末的朝鲜国王李熙（高宗）也认为：“康熙，英杰之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