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经历

天赐五年（408年），拓跋焘出生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宫。拓跋焘出生时，体态容貌与常人大不相同，他的祖父道武帝拓跋珪十分惊奇，高兴地说：“完成我的事业的，必定是这个孩子。” 

天赐六年（409年），道武帝去世，拓跋焘的父亲太子拓跋嗣继位，是为明元帝。

泰常七年（422年）四月初二日，明元帝封拓跋焘为泰平王，并任命拓跋焘为相国，加授大将军。同年五月，拓跋焘监管国事。十一月，拓跋焘亲自统领六军出镇塞上。明元帝生病时，命拓跋焘总管朝中事务。拓跋焘聪明大度，应付裕如。 

泰常八年（423年）十一月初六日，明元帝去世。同年十一月初九日，拓跋焘继位，成为北魏第三位皇帝，是为北魏太武帝。

统一北方

425年胡夏的立国者赫连勃勃病死，其子赫连昌继位。426年拓跋焘亲率大军攻打胡夏。427年魏军攻胡夏首都——统万城（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时，拓跋焘将主力埋伏在山谷中，以少量骑兵直抵城下，故意示弱，诱固守之夏军脱离坚城，当夏军出城追逐时，又采纳崔浩分兵潜出袭其后之计，大获全胜，俘虏赫连昌，赫连定即位于平凉。430年拓跋焘再攻胡夏，夺取安定、平凉、长安、临晋、武功等地，尽得关中之地。胡夏名存实亡（赫连定在灭西秦之后，被吐谷浑所杀，胡夏灭亡）。

432年后魏攻打北燕，燕主冯弘送小女儿（即左昭仪冯氏）进宫和亲。436年，魏军攻克北燕国都和龙（今辽宁朝阳），北燕灭亡。

433年魏朝又攻占了宋、魏之间氐人杨氏建立的仇池国。

胡夏灭亡后，北凉向魏国称藩，后魏封北凉国君沮渠蒙逊为凉王。439年，拓跋焘亲征北凉，以南凉的最后一代君主秃发傉檀之子秃发破羌为向导，兵不血刃降服北凉诸镇，国君沮渠牧犍在内外交困之下，带文武百官面缚出降。北凉灭亡。

从431年到439年的九年中，拓跋焘先后将胡夏、北燕、北凉这三个小国消灭，并于433年进攻汉中，攻灭杨氏建立的后仇池国，结束了十六国纷争的混乱局面，将柔然、吐谷浑以外的北方诸胡统一于魏朝大旗之下。

镇压起义

拓跋焘是一位开明君主，推行的政治政策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安定，推进了鲜卑（有学者主张锡伯族就是鲜卑族后裔，但证据不充分）封建化的进程，但拓跋焘毕竟是封建帝王，没有摆脱民族的界限，更没有停止过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在拓跋焘统治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仍然十分尖锐。

卢水胡是匈奴别部，因居于卢水而得名，自东汉以来聚居于湟中（今青海湟水两岸），其后渐分布于秦、陇，杏城镇（今陕西黄陵西南）等地。后魏平定关中后，在这里设置军镇，加强对卢水胡的控制。大魏政府迁徙泸水胡人，加重其赋税。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关中地区爆发了卢水胡盖吴领导的武装起义。

起义爆发后，魏长安镇副将元纥率军前往镇压，被击败。于是，关中各族人民尽皆响应，起义军扩大到十万余人，分兵三路，一路由白广平率领向西南攻取新平（今陕西彬县）、安定（今甘肃临泾）；一路向东南攻取临晋（今陕西大荔南），从东面威逼长安；盖吴自领一军攻取李润堡（今陕西大荔北），直插渭北，准备进攻长安。拓跋焘急忙调发高平镇（今宁夏固原）敕勒骑兵赶赴长安，又令将军长孙拔调集并、秦、雍三州之兵屯守渭北。

与此同时，聚居于河、汾间的河东蜀在薛永宗领导下于太平真君六年（445）十一月袭击魏在河东的牧场，夺取马匹，组织了一支三千余人的骑兵，在汾曲（今山西新绛附近）发动起义。盖吴派人和薛永宗取得联系，薛永宗接受盖吴的任命为秦州刺史，先后攻取闻喜（今山西闻喜）、弘农（今河南灵宝），逼近潼关，队伍亦发展到五万余人。

两支起义军连衡相应，结成犄角之势，声威大震，北起杏城，南至渭北，西抵金城（今甘肃兰州），东及河东，以陕西中部为中心，包括甘肃东部、宁夏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的广大地区都处于起义军的控制和影响之下。盖吴派使臣赵绾上书宋文帝，希望刘宋政权能出师河、陕，形成对北魏南北夹攻的态势。

在关中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拓跋焘亲自领军征讨，他采取分兵牵制、各个击破的策略，由殿中尚书乙拔将三万骑讨盖吴，西平公寇提将万骑讨白广平，自领主力进攻薛永宗。太平真君七年（446）正月，大军兵临汾曲，利用当地豪强建立壁垒，隔断薛永宗和盖吴的联系，随后乘起义军没有戒备的情况下发起突然袭击，镇压了这支起义军。二月，拓跋焘率军渡过黄河，至洛水桥（今陕西大荔境内）。盖吴闻讯后北撤，在杏城遭到魏军包围，损失严重，再次上书宋文帝，希望刘宋政权能出师援救，但未能如愿，八月，盖吴被叛徒所杀，起义军被镇压。

在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拓跋焘对沿途响应起义的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杀戮，力图以民族高压政策来扼杀反抗斗争，暴露了其统治者的本性。

大破柔然

柔然在魏朝建立之初就是其大敌。拓跋焘十二岁便远赴河套抗击柔然的入侵，把边塞军务整顿的有声有色。424年，拓跋焘即位后不久，柔然可汗牟汗纥升盖大檀率六万骑兵进犯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拓跋焘率轻骑赴击，被柔然军包围达五十重，拓跋焘声色刚毅威严，不为所动，这才稳定了军心。后北魏军射杀柔然大将於陟斤，柔然乃退。425年，拓跋焘整顿兵马，突袭柔然，大破柔然军队主力。从此，拉开了魏朝对柔然的战略大反攻的序幕。429年，拓跋焘分兵两路，取道黑山（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和大娥山，大举攻打柔然。拓跋焘亲自率领轻骑军长途奔袭，出奇制胜，很快就抵达栗水（今蒙古西北翁金河），俘虏敌军甚众。从光始元年（424年）至太平真君十年（449年）25年间，拓跋焘13次率军进攻柔然，击溃高句丽等柔然附属部落，扩地千余里，后设六镇抵御柔然入侵。终于使柔然“怖成北窜，不敢复南”，“边疆息警矣”。从此之后，柔然一蹶不振。这是既汉武帝重创匈奴之后，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太武灭佛

在拓跋焘皇帝镇压盖吴起义的同时，发现关中地区的佛寺内藏匿武器，拓跋焘怀疑僧侣与盖吴相勾结，于是在446年下诏灭佛。宣布佛教为邪教，在各地焚毁所有的佛像和佛经，沙门无少长悉坑之，禁止佛教的传播。

拓跋族入主中原后，承中原佛法之事，接受了佛教这一思想武器，用它来敷导民俗，因此，从魏太祖拓跋珪开始，魏朝统治者大都敬礼沙门。拓跋焘继位之初也是如此，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但是佛教势力发展过于迅猛，佛教徒人口增加，拓跋焘在军事战争中日益感到人力的缺乏；另外佛教进入中原后也吸收了谶纬学说，搞一些神秘理论，妨害到了皇帝的权威。加之，拓跋焘所宠信的崔浩深信道教，在崔浩的诋毁下，拓跋焘渐渐疏远佛教。在438年，拓跋焘诏令五十岁以下沙门尽皆还俗，以从征役，解决翌年西伐北凉所需的人力问题，在444年，拓跋焘又下灭佛诏，指责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及师巫、金银工巧之人在家者，限于二月十五日前遣送官拓跋，不得藏匿。过期不送，一经查实，沙门身死，主人门诛，以加强政治控制。在446年下诏灭佛更是使佛教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鲜卑上层人士多信奉佛教，他们以太子拓跋晃为首，尽力维护佛教的利益。太子拓跋晃虽下令焚毁了大量寺庙佛塔，却也有意放缓了执行法令的时间，暗中保护一些僧侣逃脱性命，并收藏了一些经文和佛像。太子拓跋晃与拓跋焘在宗教问题上认识的差异成为几年后的宫廷变乱的诱因之一。

经过拓跋焘的灭佛，北方地区佛教势力一时陷于衰落，直到拓跋焘死后，继位的文成帝拓跋濬颁布了复佛法诏，才得以复苏并发展。

族诛重臣

崔浩历仕魏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三朝，无论是平定北方、西域诸国还是对南朝作战，崔浩的谋策都对大魏军队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后崔浩官至司徒。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善于谋略的大家，却不善自谋。他自己笃信道教，就讽喻魏太武帝灭佛。拓跋焘言听计从，寻个机会在全国大杀和尚，毁灭佛寺。而当时后魏上至太子、公卿，下至庶民百姓，信佛的人不计其数，崔浩此举得罪了一大批鲜卑贵族。加之崔浩主修国史时，又直书其原，不避忌讳，内容涉及大魏王朝先辈许多同族杀戮、荒暴淫乱的史实。文人喜功，崔浩又把国史铭刻于石碑上，费银三百万，方一百三十步，想使内容万代流传。

鲜卑贵族、诸王以及嫉恨崔浩的群臣纷纷上言，惹得拓跋焘怒不可遏，这位还未完全开化的胡人武夫，他不仅尽诛崔浩全族，又族诛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河东柳氏以及太原郭氏。由于燕赵汉人的几个大族遭受沉重打击，魏朝一直欣欣向荣的制度性汉化蒙上了一层阴影。《魏书》评价：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后世研究魏史的专家，无不对崔浩被诛一事深加推究，以为此事件是魏朝上层统治阶级内部“胡汉矛盾和斗争的结果”。

确实，崔浩掌权后，“齐整人伦，分明姓族”，提高了汉人高门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鲜卑勋贵的跋扈。但是，从本质上讲，崔浩的所有行动皆是服务于魏朝皇权统治，只是在后期因一直受世祖宠信而“得意忘形”，最终竟敢于和太子争任官员，“校胜其上”，完全忘掉了道家“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宗旨。虽有如许“闪失”，笔者认为，拓跋焘也不是一直深思熟虑地想杀掉作为“汉族”的崔浩。一向以来认为世祖杀崔浩是鲜卑贵族报复汉族的种族矛盾的暴发的看法是化简为繁，小题大做。

世祖晚年，征伐四克，已经感觉自己就是万能的天下大帝。加上多年酗酒成性，以及中年男人的性情喜怒无常，想杀谁就杀谁，想把谁族诛就把谁族诛，真是处于丧心病狂的状态。崔浩倒霉，正撞上有人告他修国史“暴扬国恶”，一怒之下，魏太武帝便率意作出如此残暴、令人发指之举。

南击刘宋

430年，大宋皇帝刘义隆北伐，魏朝将士王慧龙、韩延之、司马休之等人率军顽强抵抗，反击宋军，宋军无力抵抗，后魏先后攻克金墉、洛阳、虎牢、滑台等地。此为后魏南朝第二次大战（第一次为423年魏明元帝拓跋嗣同晋朝权臣刘裕的大战）。

450年春，拓跋焘率大军南征刘宋。魏军长驱直入，直达悬瓠（今河南汝南）城下。魏军遭到了刘宋汝南太守陈宪的顽强阻击，被迫撤军。

南朝刘宋经过元嘉之治后，国力昌盛，刘义隆幻想”封狼居胥“，于是在450年秋，不顾群臣反对，再次下诏北伐，拓跋焘亲率大军抵抗。刘宋前期战略失误，丧失主动权。魏军在拓跋焘的指挥下，攻占东平（今山东东平）、邹城（今山东邹县），后来，魏军兵分四路南下，攻克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彭城（今江苏徐州）、盱眙（今江苏盱眙）、悬瓠（今河南汝南）等地，拓跋焘率军抵达瓜步山（今江苏六合东南），饮马长江，与刘宋首都建康隔江相望，使得南朝大为震动。但魏军没有渡江用的渡船，并且北方人不习惯南方气候，军中士卒多染病，拓跋焘被迫撤军。此为南北第三次大战。

魏军为了泄愤，撤退时经过宋朝江北六州，遇房便烧，所过之地，化为灰烬，淮南一带，几乎成了无人区。“自是道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南方“元嘉之治”的盛世局面一去不复返并随后日益衰落，而北方也因为损失了大量的士兵马匹，好多年无法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遇弑而死

拓跋焘晚年脾气暴躁，诛戮过多。而他却又常常在杀完人之后后悔莫及。由于刑罚严酷，国内曾经几度政治混乱。后又在中常侍宗爱的煽动下，他又逼死了太子拓跋晃，452年二月，太武帝被宗爱密谋杀害，享年45岁，在位29年。不久群臣为其上庙号世祖，谥曰太武皇帝。葬于云中金陵。

政治

太武帝即位后，雄心勃勃，南征北战，主要是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对立政权间的矛盾。但太武帝不是一个鲁莽的武夫，而是—个善于审时度势的有策略思想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采取战争手段的同时，根据形势，也力争通过通使、贡赐、联姻，缓和与敌对政权间的矛盾，建立友好关系。太武帝统治的30年间，北魏和柔然、刘宋、胡夏，北燕、北凉，互通使节，相互贡赐财物的事实不胜枚举。相互联姻，也不乏其例。如神麚元年（428年），太武帝把俘虏的夏国皇帝赫连昌迎至首都平城，不仅供奉丰厚，封爵为王，并将其妹始平公主嫁给赫连昌。在此之前，太武帝已纳赫连昌的三个妹妹为圮，并立其一妹为皇后。延和二年（433年），太武帝派使臣册封北凉君主沮渠牧犍为王，并将妹妹武威公主嫁给沮渠牧犍，纳沮渠牧犍之妹兴平公主为昭仪。延和三年（434年），太武帝以西海公主 嫁柔然可汗吴提，并纳其妹为夫人。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太武帝率军伐宋，直抵瓜步。在胜利形势下，他主动遣使求和、请婚。他以其孙示宋使曰：“吾远来至此，非欲为功名，实欲继好息民，永结缘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孙，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马不复南顾。”表示了他要通过联姻，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当然太武帝采用联姻、通使、贡赐等手段的动机，并不是很纯正的。但在战乱年代，即使是短期的和平，对恢复社会生产，减轻人民痛苦都是有好处的。拓跋焘为了完成统一大业，能有效地使用战争和和平手段，足见他是拓跋焘对经济，思想文化建设也很重视。他说：“财者，军国之本”。他懂得物质财富是关系到战争胜负，政权存亡的大事。《魏书》记载：“世祖继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倍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牣膳府。“他根据其统治区民族众多，生产方式不一等情况，坚持实行不改变各族人民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政策。既重视汉族人民农业生产，也重视少数民族的畜牧射猎习惯。通过发展农牧业生产，征收人民租调，接受各族朝贡和通过战争掠夺等手段来增加物质财富，保证军国费用。

军事

太武帝特别重视军队建设。蒙古大草原的游牧射猎生活，锻炼了鲜卑人健壮的体魄，剽悍的性格和高超的骑射技艺。军队，特别是骑兵，是北魏克敌致胜的重要工具。太武帝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屡下诏令，申明纪律。他对战争中“尽忠竭节”，“蹈锋履难”的将士，或升官进爵，或赏赐以人口、牲畜及金银、古玩、缯帛等物质；对违犯军纪者，则给予严惩，虽亲贵重臣，也不宽贷。如鲜卑贵族丘堆，明元帝时以军功封侯，太武帝时封公。神麚元年（428年），他与司空奚斤奉命率军追击夏国皇帝赫连昌之弟赫连定时，当他听到奚斤兵败被俘消息，竞弃兵而走。太武帝下令将临危脱逃的丘堆斩首。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中山王拓跋辰、内都座大官薛辨、尚书奚眷等八将，“坐击柔然后期，靳于都南”。尚书令刘洁，因矫诏改易讨伐柔然诸将的会期，致“柔然远遁，追之不及”，加之犯受贿等罪，太武帝下令“夷其三族”。太平真君八年（447年），扶风公元处真等八将，在镇压吴盖起义的战争中，“盗没军资，所在掳掠，赃各千万，井斩之”。太武帝很好地使用了其掌握赏罚之权，整肃了军纪。另外，太武帝本人，在战争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英勇精神，对激励将士奋勇杀敌，保证战斗胜利也起了积极作用。如始光四年（427年），太武帝亲率三万轻骑，突击夏国都城统万。他与将士一道，顶着风沙，强忍饥渴，和夏军恶战于统万城外。他曾因马蹶而坠地，上马后仍继续战斗，速杀夏将十余人。后又身中箭伤，但他仍然“奋击不辍”。由于太武帝领导的军队纪律严明，在战斗中又能身先士卒，“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

经济

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采纳高允“广田积谷”的建议，下令“悉除田禁，以赋百姓”。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太武帝采纳古弼建议，削减上谷苑囿之半为民田。太平真君末年，太子拓跋晃监国，推行有牛和无牛人户换工种田做法，“垦田大为增辟”。农业随着耕田数量扩大而大大增产。始光三年（426年），太武帝诏罢众多的杂营户隶属郡县，增加纳税人户。另外，太武帝屡下“宜宽租赋，与民休息”的诏令。太武帝还奖励“劝农平赋”的守宰，严惩贪官污吏。以上做法，减轻了百姓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北魏前期，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仍占重要地位。它是财富和战马的主要来源。畜牧业形势好坏，不仅关系到财政形势，并将直接影响到以骑兵为主力的军队的素质。因此，太武帝对畜牧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视的。神麚二年（429年），打败柔然、高车之后，太武帝“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至五原、阴山，使其耕牧而收其贡赋。……自是魏之民间，马牛羊其毡皮为之价贱。”神麚年间，“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这些记载，反映了太武帝对畜牧业的重视，及当时畜牧业的繁荣状况。

太武帝把节约开支，减少浪费也当作保证军国赞用的重要措施。史载他“性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不兼彩”。凡“赏赐，皆是死事勋绩之家，亲戚爱宠未曾横有所及。”太武帝反对更竣京城，修饰宫殿，反对佛教，严惩贪官污吏，常常是从爱惜民力、物力着眼的。太武帝的一系列节约开支作法，无疑对保证军国用费，减轻百姓负担起到积极作用。

太武帝在执政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要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仅需要武功，而且需要“文教”，即通过宣扬礼、乐、法度来化民。他在神麚四年（431年），取得败柔然，降高车、灭夏国的军事胜利后，就提出安“偃武修文”。偃武，他做不到；修文，确实是重视起来了。他尊崇孔子，提倡儒学，大量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政，目的是要用儒家学说统治百姓的思想，利用汉族知识分子的知识和经验治国安邦。

官制

始光元年（424年）正月，设置右民尚书。

神麚元年（428年）三月，设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居别寺。

神麚元年（428年）七月，诏令各征镇大将依照品第等级开府，以设置佐吏。

延和元年（432年）三月，改代尹为万年尹，代县县令为万年县令。后又恢复原称。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侍中、中书监、宜都王穆寿，司徒、东郡公崔浩，侍中、广平公张黎辅政，设置通事四人。又选各曹良吏，在东宫办公处理事务。

正平元年（451年）七月，因为各曹官吏过多，裁减其员。 

总评

魏太武帝拓跋焘，雄才大略，聪明雄断。在位期间，借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一举统一了中国北方，使西晋末年以来北方地区的割据混乱局面得以结束，为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也是大魏武功鼎盛的时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中国历史也极为罕见。此外，他广泛搜罗汉族士人，整肃吏治，修订律令，督课农桑，崇尚儒学，推动了魏朝的封建化进程。

历代评价

拓跋珪：“成吾业者，必此子也。” 

魏收《魏书》：“世祖聪明雄断，威豪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其为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岂非神睿经纶，事当命世？” 

沈约《宋书》：“佛狸篡伪，弥煽雄威，英图武略，事驾前古，虽冒顿之鸷勇，檀石之骁强，亦不能及也。西吞河右，东举龙碣，总括戎荒，地兼万里，连骑百万。”

李延寿《北史》：“太武聪明雄断，威灵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夷险。平秦、陇，扫统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绝迹，廓定四表，混一华戎。其为武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岂非神睿经纶，事当命世。至于初则东储不终，末乃衅成所忽，固本贻防，殆弗思乎。” 

虞世南：“太祖、太武，俱有异人之姿，故能辟土擒敌，窥觎江外。然善战好杀，暴桀雄武，禀崆峒之气焉。至於安忍诛残，石季龙之俦也。” 

张大龄《晋五胡指掌》：“而太武雄才大略，威服四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