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经历

宋仁宗天性仁孝，对人宽厚和善，喜怒不表现于外表。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封为庆国公。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封为寿春郡王，讲学于资善堂。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兼中书令，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进封瘅王。九月初八，册封为皇太子，任参知政事李迪兼太子宾客。十四日，朝拜太庙。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下诏五日一开资善堂，太子手握手板，南向站着，听辅臣参决各司事务。乾兴元年(1022)二月十九日，宋真宗逝世，遗诏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代行处理军国事务。

登基即位

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继帝位，年仅13岁。初由太后刘娥垂帘听政，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太后死，1033年开始亲政。1022年-1063年，宋仁宗在位41年间曾多次更改年号，是两宋时期在位最长的皇帝。刚刚即位以后改年号天圣，后来改年号明道，刘太后死后，宋仁宗又改年号为景佑，之后又先后改年后为：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 

他在位几十年，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使宋朝达到一个发展的顶峰。宋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仁宗皇帝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相对于“私交子”而言）。 

善于纳谏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竟然没有怪罪这个铁面无私的人。有一次包公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仁宗宠妃的伯父，仁宗有点为难，想了办法，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带领7名言官与仁宗理论，仁宗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7人中排名最末的唐介不客气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以上两例，表现出这位帝王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这在封建时代，也算是很难得的了。因此，以往历史学家们称誉他为“守成贤主”。 

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包青天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而非其他，因为皇帝的清明，有了包青天产生的政治环境 。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

一个惧怕大臣的皇帝，一般来说是会赢得他的人民的热爱的，这个王朝的天也会比较清亮。

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而仁宗庆历初年实施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场社会改革，更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试。但在仁宗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就给划掉了。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意思是：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仪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风采，天下百姓都拥戴宋仁宗。）

驾崩去世

仁宗驾崩的消息传出后，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

宋仁宗在位期间西夏对宋发动战事，双方损失都很大。最终达成和议，西夏对宋称臣，宋“岁赐”西夏以银、绢、茶。宋中期土地兼并及冗宫、冗兵、冗费现象日益严重，仁宗起用范仲淹等进行改革，但最终失败。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政治

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由范仲淹十大政策揭开序目——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但反对势力庞大，难以推动，一年四个月后便宣布中止。仁宗一朝对外虽无重大战争，对内亦无重大革新。

宋仁宗生性恭俭仁恕，百司曾奏清扩大苑林，宋仁宗说：“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宋仁宗去世后，就连讣告送到辽国时，竟“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耶律洪基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史载辽道宗“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

军事

仁宗即位时，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听政十一年后病卒，仁宗始亲政。

在位期间最主要的军事冲突在于西夏，夏景宗李元昊即位后改变其父夏太宗李德明国策，展开宋夏战争，延州、好水川、定川三战宋军先胜后败，韩琦、范仲淹更在好水川之战后被贬。到定川之战，西夏分兵欲直捣关中的西夏军遭宋朝原州（今甘肃镇原）知州景泰的顽强阻击，全军覆灭，西夏攻占关中的战略目标就此破灭。西夏因连年征战国力难支，最后两国和谈：夏向宋称臣，宋每年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史称“庆历和议”，取得了近半世纪的和平。

辽兴宗时以萧惠陈兵宋境。接着，宋朝派富弼与辽国协议，其严词强硬，博征旁引使国威大振，打破辽国索要后周时期柴荣夺取的三关之地，以增加岁币为条件，维持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史称重熙增币。

但需注意岁币支出对宋而言并非沉重负担，比起选择战争的军费，岁币开支无足轻重。宝元元年，陕西出支为1551万；宝元二年展开宋夏战争后，庆历二年陕西出支为3363万，几近赤字。辽国失去南下劫掠的经济诱因，也是辽宋能维持百年和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皇祐四年（1052年），侬智高反宋，军队席卷广西、广东各地。仁宗任用狄青、余靖率兵南征。皇祐五年，名将狄青夜袭昆仑关，大败侬智高于归仁铺之战。遁走，后不知去向。

经济

仁宗执政时期，由于长期的和平，宋朝经济快速发展，并出现交子。仁宗时冗兵特别严重，全国军队总计125万9千人，占赋税十分之七。真宗与仁宗两朝土地兼并更严重，公卿大臣大都占地千顷以上。仁宗晚年，“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最后“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

文化

宋仁宗在位期间，曾多次关心图书馆文化事业。景祐中，鉴于三馆秘阁藏书多谬乱不全，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人进行编次和整理，于庆历初（公元1041年）成《崇文总目》66卷。是北宋一部重要的官修目录。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又下诏：建隆初，三馆聚书，仅止万卷。然而今秘府所藏，比唐开元旧录，遗逸尚多，宜开购赏科，以广献书之路。规定每献1卷馆阁所缺之书，赏丈绢1匹，及献500卷，特与文资。次年闰月，又下诏搜访遗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仕职官者以闻。“当年，就有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等人，响应号召献书，并命其分置于各书府，钦赐涉弼等人以科名，以示奖励。又下令编撰《嘉祐搜访阙书录》1卷，作为搜访依据。

庆历初，他任用富弼以和契丹，任韩琦、范仲淹以拒西夏。并试图进行改革，但在反对派的攻击下，不久废罢。 

宋仁宗在位时期，北宋文人政治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和而不同”的庆历士风得以涵咏和张扬，宋仁宗与他的士大夫合作者们共建了和谐的人文社会，为北宋的“极盛”时代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人物总评

宋仁宗早年生活在养母刘太后阴影之下，作为一个守成之君，能守祖宗法度，性情文弱温厚，其武功谋略不及宋太祖、宋太宗，在与西夏王朝的长期对峙中表现平平，宋王朝屡战屡败，军事上处于弱势地位。然而，仁宗知人善任，也想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因而其在位时期名臣辈出。总体而言，仁宗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

正面

宋仁宗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在宋代，赞美、歌颂仁宗的人有很多。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 “仁”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反面

王夫之在《宋论》中评论宋仁宗的“无定志”时时：“仁宗自明道二年刘后殂始亲政，讫乎帝崩，三十年，两府大臣四十余人。……其进也，不固进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终退也，俄而又进矣。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计偶乖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 

翻译： 据王夫之所论，在仁宗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彰明也）而姑退之，或一冲偶乘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 

王夫之所说是切合实际的。当时，臣僚们都知道仁宗这个脾气，所以蔡襄曾说他“宽仁少断’’。在庆历改革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仁宗：“朝廷增用谏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非难。三人忠诚则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说。……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 

历代评价

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

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卫径也称：“嘉祐之治”振古无及。

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宋论》中说：“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明万历文人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中说：“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 

明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宋仁宗赵祯（1010－1063）享朝四十二年，为北宋诸帝之冠。又自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宋‘澶渊之盟’，至嘉祐八年（1063年）其死，（宋）已‘承平’近60年。” 

明初学者梁寅在《梁石门集》中说：仁宗，其遏西夏之兵者，韩琦、范仲淹之功也；致“庆历之治”者，亦韩、范与富弼三人之力也。而帝之恭俭爱民，四十二年始终若一，真可谓仁矣。

乾隆皇帝曾说，他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废后风波

宋仁宗到了大婚的年龄，皇太后刘娥特意挑选了几个有身份的女子进宫。宋仁宗一眼看上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想立张氏为皇后。但刘娥认为张氏不如平卢军节度使郭崇孙女郭氏，宋仁宗只好按刘娥的意志立郭氏为皇后。刘娥去世后，郭皇后失去了靠山，不但不懂得谦让与宽容，还处处与后宫嫔妃争风吃醋，从

而引出了宋朝立国以来第一起废后风波。

当时，后宫还有两个美人尚氏和杨氏都极为得宠。尚美人的父亲因女儿得宠而封官加爵，恩宠无遇，一时倾动京城。郭皇后对此大为不满。尚美人知道宋仁宗不喜欢郭皇后，便经常向宋仁宗诉说郭皇后的不是。有一天，尚美人在宋仁宗的面前讥讽郭皇后，刚好被郭皇后听见。郭后不胜愤怒，上前要打尚美人耳光。宋仁宗见势不妙，急忙过来劝架。郭皇后已经举手搧出，这一巴掌出尽全力，收势不住，刚好打在了宋仁宗的颈部。

郭皇后指尖锐利，在宋仁宗颈中划出了两道血痕。宋仁宗只觉得脖子火辣辣地疼，顿时龙颜大怒，但他性格文弱，虽然生气，却没有发作，只是带着尚美人走了。

在这之前，宋仁宗为了摆脱刘太后执政的影子，罢免了曾经依附太后刘娥的大臣，唯独没有罢免宰相吕夷简。刚好有一天宋仁宗在后宫与郭皇后谈论此事，还特意提到吕夷简忠诚可嘉。宋仁宗之所以格外赞赏吕夷简，是因为此人曾经力主将宋仁宗生母李氏以皇后之礼下葬。郭皇后却认为吕夷简其实也是阿谀奉承刘太后之辈，不过为人机巧，善能应对而已。宋仁宗略一思忖，认为郭皇后的话有道理，于是将吕夷简也罢相。宦官阎文应与吕夷简交好，告诉吕夷简是因为郭皇后随口一句话导致他被罢相。吕夷简得知后，愤恨异常。

几个月后，谏官刘涣上疏陈时事，特意提到当时他力请刘太后还政给宋仁宗，结果触怒了刘太后，几乎被杀，幸得吕夷简相救。宋仁宗又觉得吕夷简是忠臣，于是将其重新召回为相。虽然官复原职，但吕夷简一直对郭皇后怀恨在心，刚好郭皇后误打宋仁宗一事给了吕夷简报复的机会。

宋仁宗被打后，尚美人不断煽风点火，宋仁宗越想越是恼火。宦官阎文应趁机说：“在寻常百姓家，妻子尚不

能欺凌丈夫，陛下贵为天子，竟然受皇后的欺凌，这怎么得了。”宋仁宗沉默不言。阎文应又指着宋仁宗脖子上的伤说：“陛下颈上血痕宛然，请指示执政，应该若何处置？”宋仁宗受到煽动，忍不住激动起来，愤然派阎文应去召宰相吕夷简前来。

吕夷简到来后，立即大谈郭皇后失礼，不足母仪天下。宋仁宗虽然愤恨皇后，但一听宰相提到废后，还是比较谨慎的态度，说：“皇后虽然可恨。但废后一事，却有干清议。”吕夷简说：“废后之事，古亦有之。光武帝是汉代的明主，其郭皇后仅因为怨怼而被废。何况今日皇后打伤了陛下！”阎文应也在一旁附和，说郭皇后身居中宫九年，却没有子嗣，应当废去。宋仁宗激愤起来，决定废除郭皇后。

宋仁宗要废后的消息传开后，朝中一片哗然。御史中丞孔道辅、谏官范仲淹、同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等十多人联名上奏，称“后无过，不可废”，坚决反对宋仁宗废除郭皇后。宰相吕夷简早有准备，抢先一步下令有司不得接纳台谏章奏。宋仁宗则抢在群臣发难之前，下了废后诏书，说郭皇后没有子嗣，自愿退位修道，特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长宁宫（之前称长乐宫）。

御史中丞孔道辅和谏官范仲淹等人见台谏的奏章无法送到皇帝手中，无法可想，竟然集体跑到皇帝寝宫门口进谏。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事。进谏的大臣们到跪在宫门口，请求皇帝召见，对答郭皇后被废一事。但无论范仲淹等人如何力争，守卫殿门的内使只是紧闭大门，不予通报。孔道辅急得不行，上前抓住宫门的铜环急叩，还大声喊道：“皇后被废，累及圣德，为什么不听我们谏官的意见？”宫门后的内使大概也怕出事，便急忙入报。不久，有内使在门后传话，让进谏的大臣们到中书政事堂与宰相对话。

孔道辅和范仲淹等人来到中书时，宰相吕夷简已经等在那里，显然是有备而来。孔道辅一上来就质问吕夷简说：“大臣对皇后来说，就像儿子对待父母一样。父母不和，可以劝他们和解，怎么能只顺从父亲一面而不要母亲呢？”吕夷简争辩说：“废后一事，不是本朝首创，古已有之，汉朝和唐朝都有先例。”孔道辅怒斥道：“大臣应该引导君王为尧、舜那样的圣主，为什么偏偏要引汉、唐失德事作为标准？”

群臣随即一哄而上，纷纷指责吕夷简。吕夷简招架不住，只好拱手说：“各位还是去见陛下力陈吧。”然后匆忙离开。

第二天，孔道辅等人入朝，准备召集百官，与吕夷简当廷争论。然而，宋仁宗的圣旨突然到来，说“伏阁请对，盛世无闻，孔道辅等冒昧径行，殊失大体”，将孔道辅和范仲淹贬黜出京城，其他进谏大臣罚俸半年。废后之议因此而定。

生死两皇后

在宋仁宗晚年，其爱妃张贵妃逝世，不顾朝中大臣劝阻，追封张贵妃为温成皇后。当时还有正宫曹皇后。这段历史被后人称为“生死两皇后”。

广纳谏言

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宫，因为头痒，没有脱皇袍就摘下帽冠，呼唤梳头太监进来替他梳头。太监梳头时见仁宗怀中有一份奏折，问道：“陛下收到的是什么奏折？”仁宗说是谏官建议减少宫中宫女和侍从的。太监说：“大臣家里尚且都有歌伎舞女，一旦升官，还要增置。陛下侍从并不多，他们却建议要削减，岂不太过分了！”仁宗没有接口。太监又问：“他们的建议，陛下准备采纳吗？”仁宗说：“谏官的建议，朕当然要采纳。”太监自恃一贯为皇上所宠信，就不满地说：“如果采纳，请以奴才为削减的第一人。”仁宗听了，顿然站起呼唤主管太监入内，按名册检查，将宫人29人及梳头太监削减出宫。事后，皇后问道：“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不是多余的人，为何将他也削减？”仁宗说：“他劝我拒绝谏官的忠言，我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谏官王素曾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王德用确有美女进献给我，现在在宫中，我很中意，你就让我留下她吧。”王素说：“臣今日进谏，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仁宗听了，虽面有难色，·但还是命令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三百贯，马上送她们离宫，办好后就来报告。”讲完，他还泪水涟涟。王素说：“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她们走为妥。”赵祯说：“朕虽为帝王，但是，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将她们留久了，会因情深而不忍送她们走的。” 

严于律己

仁宗皇帝不光对人仁慈宽厚，身为九五至尊，但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衣食非常简朴，史书中记录了他大量严于律己的故事。有一次，仁宗在散步，时不时的就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仁宗回宫后，着急的对嫔妃说到：“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仁宗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 

生活勤俭

赵桢在位期间，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所发展。他的生活也较检点。有一次，时值初秋，官员献上蛤蜊。赵桢问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又问要多少钱，答说共28枚，每枚钱主干。赵桢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28000钱，我吃不下!”他也就没有吃。还有一次，赵祯早晨醒来对近侍说：“昨天晚上我肚子饿得很，睡不着想吃烧羊。”近侍问道：“陛下为何不降旨命臣下去采办?”赵祯说：“我如果一开口，下面就因为这是我的命令，去大肆扰民，所以还是不开口的好。”

一天，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要数百只，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不堪计算，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不忍，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 

生母之谜

关于赵祯的身世，清代古典名著《三侠五义》里有一种说法，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称刘氏、李氏在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刘妃攻于心计，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而将刘妃立为皇后。后来，天怒人怨，刘妃所生之子夭折，而李妃所生男婴在经过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下，仁宗得知真相，并与已双目失明的李妃相认，而已升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自宋朝以来，由于小说、戏剧等各种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演绎，仁宗生母之谜日益鲜活生动，备受世人关注。尽管历朝历代增加、删改了不少或虚假或真实的内容，而且，戏曲和小说中情节也不尽相同。然而，这一故事本身就是一件大案，仁宗究竟是真宗后刘氏之子，还是妃子李氏亲生，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几乎众口一辞，认定仁宗是李妃所生，而非刘皇后之子。

事实也大体如此。李氏本是刘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后来被真宗看中，成为后宫嫔妃之一。在李妃之前，真宗后妃曾经生过5个男孩，都先后夭折。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

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据记载，李氏有身孕时，跟随真宗出游，不小心碰掉了玉钗。真宗心中暗卜道：玉钗若是完好，当生男孩儿。左右取来玉钗，果然完好如初。这一传说从侧面反映出真宗求子若渴的迫切心态，也是真宗无奈之余求助神灵降子的真实写照。虽然不尽可信，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氏后来的确产下一个男婴。真宗中年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仁宗赵祯还未来得及睁开眼睛记住自己亲生母亲的容颜，便在父皇真宗的默许下，被一直未能生育的刘氏据为己子，由刘氏和杨淑妃一起抚养。生母李氏慑于刘后的权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去，却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否则不仅会危害自身，也会给亲生儿子带来灾难。

乾兴元年，13岁的仁宗即位，刘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权倾朝野。后人或许是出于男权意识，或许是基于正统观念，将刘后比作唐代的武则天，而对她当政非议甚多。加上宋初有过兄终弟及的先例，而真宗又确有一个能干的弟弟泾王赵元俨，便出现了许多传闻，说刘后在真宗临终时，以不正当手段排斥赵元俨，从而攫取了最高权力。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称，在真宗病逝前最后一刻，真宗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又伸出五指，再展三指，以示意叩榻问疾的诸大臣。后有人臆测，当时真宗是想让自己的弟弟，也即小说戏文中知名度极高的“八千岁”元俨摄政并辅佐赵祯。但刘后于事后派人对大臣解释说，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元俨闻听此事后，发现自己已成为刘后当权的障碍。为了避免遭到刘后的残酷政治打击，他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直至刘后去世，仁宗亲政。

据可靠资料记载，真宗病危时，唯一不放心的就是自己年幼的儿子，生怕皇位落入他人之手。他最后一次在寝殿召见大臣们时，宰相丁谓代表文武百官在真宗面前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皇太子聪明睿智，已经作好了继承大统的准备，臣等定会尽力辅佐。更何况有皇后居中裁决军国大事，天下太平，四方归服。臣等若敢有异议，便是危害江山社稷，罪当万死。这实际上是向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新皇帝，决不容许有废立之心。真宗当时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微笑，表示满意。事实上，真宗晚年，刘皇后的权势越来越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再加上宰相丁谓等人的附和，因而真宗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真宗留下遗诏，要“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相当于让刘后掌握了最高权力。

这样，仁宗就在养母的权力阴影下一天天长大。刘太后在世时，他一直不知先皇嫔妃中的顺容李氏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这大概与刘太后有直接关系，毕竟她在后宫及朝廷内外都能一手遮天。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不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仁宗身世秘密的。明道二年，刘太后病逝，仁宗刚刚亲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仁宗实情的，据宋史列传第一后妃上记载：后章献太后崩，燕王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有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庄懿。 蒙受了20年的欺骗，生母也在明道元年不明不白地死去，当仁宗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其震惊无异于天崩地陷。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面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妃灵柩的洪福院，一面派兵包围了刘后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后作出处理。此时的仁宗不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而且听说自己的亲生母亲竟死于非命，他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真相。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道：“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她并没有谋害自己的母亲。

李氏是在临死时才被封为宸妃的，刘太后在李宸妃死后，最初是想秘而不宣，准备以一般宫人礼仪举办丧事。但宰相吕夷简力劝大权在握的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高规格为李宸妃发丧。生母虽然厚葬，但却未能冲淡仁宗对李氏的无限愧疚，他一定要让自己的母亲享受到生前未曾得到的名分。经过朝廷上下一番激烈争论，最终，将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列于太庙之中，而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的牌位。刘氏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李氏被追谥为庄懿皇太后。奉慈庙的建立，最终确立了仁宗生母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年轻的仁宗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逐渐摆脱了刘太后的阴影。

国母之争

早在太后生前，仁宗与太后之间就已存在极大的冲突，尤其是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仁宗明显地感到太后的专横。仁宗最初看上了并非官宦却富有钱财的王蒙正的女儿，曾向刘太后提起过此事，但武断的太后根本不予理会，借口这个王姓女子“妖艳太甚，恐不利少主”，硬是将这个“姿色冠世”的少女许配给了刘美长子刘从德。刘美即是太后的前夫、银匠龚美。这一许配却极大地伤害了少年皇帝。

王蒙正与刘太后连姻时，其父极不赞成，阻拦不住，竟然大骂：我们王家世代为民，从来没有与外戚通过婚，今后必定要遭受灾祸！没想到此话当真应验了。10年后，王蒙正与父亲的婢女私通，生下了孩子又不承认，担心其分走自己的财产，被婢女告到官府。经审核，证据确凿，王蒙正被除名编管，发配岭南。仁宗特地下诏，禁止其女以国戚身份进入皇宫，其子孙也不得与皇族联姻，这种处罚大概与仁宗发泄他积蓄多年的怨恨有关。

仁宗喜欢的姑娘被许给刘从德后，太后也准备尽快为15岁的皇帝完婚，选了几个有身份的少女进宫，作为皇后候选人，其中有已故中书令郭崇的孙女郭氏，已故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当时仁宗一眼就相中了张氏。本来皇帝选中谁就可以立为皇后，但仁宗的意愿再次遭到太后的阻挠。原来，经过太后审视，认为张氏不如郭氏，在未与仁宗商量的情况下，便自作主张以张氏为才人，而册立郭氏为皇后。这一决定又一次使少年仁宗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进而造成此后长时间内皇帝对正宫的冷漠，也直接导致了废后风波。

郭皇后有刘太后作靠山，她既不懂得谦让和宽容，更是逐渐养成了骄横自恣的性格。太后死后，她依然旧习不改，仍沿用太后时的规矩，垄断后宫。而仁宗亲政，却力图要摆脱太后的影响，其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后宫嫔妃纷纷得宠。当时最受仁宗宠爱的两个美人是尚氏和杨氏。尚美人的父亲封官受赐，恩宠倾动京城，引起郭后的嫉恨，几番与尚氏发生冲突，尚氏自然也少不了在仁宗面前诋毁皇后。一次，尚氏当着仁宗的面讥讽郭后，郭后怒不可遏，上前要抽尚氏耳光，仁宗跑过来劝架，偏巧一巴掌落在皇帝的脖颈上。仁宗大怒，令宦官阎文应传来宰相吕夷简，让他“验视”伤痕，其实是为其废后寻求支持。随后，仁宗下诏，称皇后无子，愿意当道姑，特封净妃、玉京冲妙仙师，易名净悟，别居长宁宫。此诏一出，朝廷大哗，甚至引发了台谏官员在皇帝寝宫门前集体进谏这一前所未有的事件。郭后被废，名义上是她长时间未能生育皇子，实际上是仁宗发泄对已故太后的不满。

郭皇后被废后，仁宗让宋绶草拟废后诏书，其中有“当求德门，以正内治”的话，意思是从有教养的家庭中选取秀女。刘太后虽已不在人世，仁宗也已亲政，但在选后的问题上他却一直未能如愿。当时，左右领来一个姓陈的女子进宫，颇得仁宗欢心。陈氏是寿州茶商之女，父亲靠捐纳谋得一个小官，不具高贵的门第。宋绶说：“陛下若以贱者正位中宫，不就与前日诏书所言背道而驰了吗？”宰相吕夷简、枢密副使蔡齐等人也纷纷劝说，负责给皇上供药的太监阎士良颇得仁宗信任，他也劝谏仁宗不要娶陈氏。这样，在众人的反复劝说下，仁宗不得不另立中宫，勉强将宋初名将曹彬的孙女选为皇后。

正因为如此，仁宗对这次婚姻似乎也不是很满意。进入中年以后，仁宗最宠爱的女人是张美人。张美人后进封贵妃，虽然她在死后才被追册为皇后，但其生前的威势，并不亚于正宫曹皇后。张贵妃是洛阳人，祖先是吴人，吴越归宋，其家迁到河南定居。不幸的是其父张尧封进士及第不久就去世了，母亲在齐国大长公主府上作歌舞女，将女儿带在身边。大长公主见这个小女孩灵巧可爱，便召入宫中作乐女，那时她才8岁，由宫人贾氏代养。一次宫中宴饮，被仁宗看中得宠。庆历八年（1048年）十月十七日成为贵妃。张氏在短短几年内，就由末等嫔妃的才人直升至最高等级的贵妃，距离皇后仅一步之遥，可知仁宗对她特别宠爱。

虽然张贵妃聪明伶俐，深得仁宗喜爱，但在“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大背景下，她也不能为所欲为，不仅晋封皇后没有希望，甚至连其伯父张尧佐晋封宣徽南院使这样虚职的事也因遭到台谏官的猛烈攻击而作罢。一天，仁宗正准备上朝，张贵妃送仁宗至殿门，拉着仁宗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仁宗答道：“放心！放心！”结果在殿上，仁宗正准备下达任命张尧佐的诏书，包拯便站出来上言，陈述不应给予张氏任命的理由，长篇大论，很是激动，唾沫都溅到仁宗脸上。仁宗不得不收回了成命。张贵妃遣宦官探问，得知包拯犯颜直谏。等仁宗回到宫中，张贵妃迎上前去，又想为其伯父美言。仁宗用袖子擦着脸不耐烦地说：“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脸上了。你只管要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

皇祐六年（1054年）正月初八，31岁的张贵妃暴病身亡。仁宗感念张贵妃生前的柔情与善良，悲痛无比地对左右说，当年颜秀等人发动宫廷叛乱时，张贵妃不顾自身安危，挺身出来保护自己。天下大旱，为了替他分忧，又是张贵妃，在宫中刺臂出血，书写祈雨的祷辞。在左右宦官的支持下，仁宗最后决定用皇后之礼为张贵妃发丧。一生都梦想着登上皇后之位的张贵妃，终于在死后穿上皇后的殓服，享受到宗室、大臣们的参拜告奠。由于担心朝野的反对，仁宗干脆在治丧的第四天宣布追册贵妃张氏为皇后，赐谥温成。正宫曹皇后在世，却另追册贵妃为后，于是出现了一生一死两位皇后，如此逾礼之事，旷古未闻。台谏连续上奏反对，仁宗置之不理。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仁宗下令“禁乐一月”，京师惟一的活动便是为温成皇后举丧。

仁宗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生母和爱妃，不顾朝野内外的巨大非议，毅然进行了两次追册活动，这种感情是真挚的。同样，知人善任的仁宗对自己看中的臣子，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会给予相当的信任，这种信任也是坦诚的。但是，早年母后临朝的阴影和自己不幸的婚姻造就了他文弱、忧郁而又犹疑不定的性格，使得这种信任很难经得起世事沧桑的考验。

不改谥号

赵祯死后，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虏主”也握住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一个皇帝死了，让本国黎庶哭得涕泗横流的事，屡见不鲜，引得邻国百姓和皇帝痛哭，实在是凤毛麟角。事实上，赵祯既没有太祖赵匡胤的雄才大略，也不像宋徽宗那样多才多艺，他的过人之处，仅是对臣僚、对百姓比较宽容，即“仁”。

在行政上，赵祯尊重主管部门的自主权，既不越俎代庖，也不刚愎自用。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记载，夏竦死后，赵祯打算给他一个谥号“文正”。不料，负责官员考核的刘敞说：“给谥号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我们挺负责的，你怎能侵犯我们的权利？再说，夏竦也不够格。”司马光也上书，说：“文正”的称号太高。于是，赵祯收回成命，同意将谥号改为“文献”。 

仁政宽容

他对下人很仁慈。有一次用餐，他正吃着，突然吃到了一粒沙子，牙齿一阵剧痛，他赶紧吐出来，还不忘对陪侍的宫女说：“千万别声张我曾吃到沙子，这可是死罪啊。”对待下人的过失，宋仁宗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不适与难受，而是下人因此而可能带来的罪责，可见他的确很仁慈。

赵祯对读书人也比较宽容，没有兴过文字狱。嘉佑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赵祯却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苏辙仅仅依据道听途说，便在“高考”中“恶毒攻击”，倘若赶上“康乾盛世”，灭九族是必然的。

赵祯尚德缓刑，遇到疑难案件，尽量从轻发落，即使对“煸动造反”的，也能区别对待，分清是真要造反，还是发牢骚。

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

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即使不按“谋大逆”严惩，起码也得按“危害国家安全”治罪，赵祯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容苏辙的事，或许有人能做到，但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没几人能做到。

据柏杨先生考证，中国从黄帝开始到溥仪逊位，4643年间，一共出了559个皇帝或国王。其中，有资料可查在位40年以上的不足20人，有的因穷兵黩武，导致国库亏空（如汉武帝刘彻），有的造成国家动乱（如唐玄宗李隆基），有的以亡国告终（如后主刘禅、梁武帝萧衍），赵祯却稳稳当当地做了42年太平天子，与他的“仁”政不无关系。 

《宋史卷九·本纪第九·仁宗一》—《宋史·卷十二·本纪第十二·仁宗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