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瓌（1887—1958），安徽合肥人，字伯琦，以字行，号漱荪（一作敕荪），别号瘦生，晚号嚣嚣子。他是李鸿章侄孙，其父为李蕴章四子李经钰。

《合肥李氏宗谱》记载：“国瓌，经钰长子，1887年生，原名国槐，又名国瑰，字伯琦，号敕荪，别号瘦生，晚号嚣嚣子，国学生，分部主事，加五品衔。诰授奉政大夫。授于五等嘉禾章，五等文虎章。财政部造币厂总收支主任，南京造币厂会办。晚年任苏州安徽同乡会会长，安徽公学校长。国瓌古文根底渊深，著有不少诗、散文，随笔，惜均未留稿。1958年卒于上海，葬联谊山庄公墓。 ”

李伯琦是抗战前后与郑逸梅齐名并受到文坛人士激赏的掌故大家，且能诗能画。1937年他在《学风》杂志上刊发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供词并跋》，曾引起学术界热议，征引率颇高。他还曾在上海《永安月刊》开设专栏，先后刊载过《先侯出师琐记》、《清代宫闱岁时记》等数十篇文史类文章，记述颇具意趣，观点颇多见地。新中国成立后，他仍勤于笔耕。《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一书载有《墨林挹秀三十六卷》条目，称“是书前有1954年甲午合肥李国瓌伯琦序”。亦曾参与《皖事汇报》编撰工作（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31日首版）。他在上海、苏州、合肥等地文坛的活动较多，与不少名流有密切交往。只可惜他的大量作品未能结集流传，因此其生平如今已鲜为人知。

民初，李伯琦曾在天津造币总厂“主币政”，参与重铸1万枚袁世凯像“共和纪念”1元银币。但由于其所任官职和任职时间语焉不详，致使其在津事迹颇多神秘之感，均有考据廓清之必要。

郑逸梅与之熟稔，记曰，李伯琦“曩居沪西康定路涵养村，我常过访之”。“备天津五茄皮酒一罂，斟酌为乐”。

李伯琦1934年所作《中国金币考》和1946年所作《中国纪念币考》，都是近代机制币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但是李伯琦在文中并未明确他在天津造币总厂工作时的具体职务。在如今所见著述中，大多都称他任天津造币总厂厂长或天津造币厂厂长，时间大概在1916—1919年前后。可是，在天津造币总厂各个时期的职官表中，李伯琦并不见载。因此他有可能只是临时代行厂长职务。

郑逸梅在《稀币与铜瓷玉石》中称，“袁世凯洪宪称帝，时合肥李伯琦主持造币厂，戏嘱刘姓学生摹刻飞龙。正面用旧模，反面则一龙矫翼而飞，一爪持五箭，取义五族一统。爪南向，以示天子当阳，且有"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八字，铸百枚，分赠内部当局人员。不意伯琦去职，模板未毁，厂方某复铸数千枚，便流到外面来了”。

但李伯琦在《中国纪念币考》提及1916年造币总厂所铸袁世凯像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时写道，“后曹锟据币厂，予被逐，毁其模而去” 。《永安月刊》第47期载李伯琦撰《崇陵佚闻》一文，在该文前的“编者识”中，称他“熟于有清一代掌故，如数家珍。是篇所记，与外间所传，不特详略互易，且有绝对相歧者。盖戊戌政变，其尊人适在都，（伯琦）乃闻诸其尊人所述。民七八年间，（伯琦）又亲聆之于梁任公。袁项城事，（伯琦）则得于袁氏家人者颇多”。梁任公即梁启超，1915年后，梁启超在津建房，把家安在了意租界内。1918年、1919年，梁启超多在京津活动。袁项城即袁世凯，袁氏家族成员当时也多居津。李伯琦只有在天津，才有更多的机会“亲聆之于梁任公”或采访到袁家人士。

李伯琦之子李家孚辑《合肥诗话》于1928年出版。据书后所载“十年前，甥甫龆龄，随其父伯琦姊婿宦天津”等语判断，李伯琦1918年前后确在津任职。李伯琦同父异母之弟李国枢著《问淞诗存》于1930年出版，杨德炯在所作序中称，“伯琦初宦津沽”、“庚申，伯琦罢官南来，移馆沪上”。据此判断，李伯琦是1920年前后去职离津的。

李伯琦早年在津活动情况，还有很多谜团待解。几乎与李伯琦同时期，还有一位“驰名于浙、闽中医界”的永嘉名医，也叫李伯琦。不可将二人混为一谈。

《问淞诗存》中对李伯琦的记载此外，李国瓌名字中的“瓌”同“瑰”，且与“瑰”同音，意为像玉的石头。因此他也叫李国瑰。有不少著述称之国槐、国怀，抑或不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