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宁是梁启超最小的女儿，1916年10月30日出生在上海。因为梁思宁排行老六，所以小名叫作“六六”。

梁思宁不到10岁时，几个较大的哥哥姐姐（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都出国了,他们几个小的孩子留在梁启超身边，得到父亲加倍的爱。

13岁时，父亲梁启超去世。

1937年，日军占领平津，社会陷入大动荡。已考入南开大学的梁思宁失学，之后再未完成她的大学学业。

1940年3月底，梁思宁在梁思懿的帮助下，参加了新四军。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梁思宁主要从事宣传工作。

1941年，梁思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梁思宁随部队转战山东解放区。1946年5月1日，梁思宁与章柯结婚。

1948年，在“三查三整”运动中，有人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认为梁启超是地主、资本家的政治代表，梁思宁被开除了党籍。

济南解放后，梁思宁被分配到山东省农业厅，但未安排具体工作。

1983年，梁思宁被平反。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某干休所内。

2006年2月26日，梁思宁逝世。

目睹日军暴行、内心深受触动

梁启超的几个子女大都留学海外，在科技界、学术界颇有建树。惟有梁思宁走上了一条与兄长们完全不同的道路，成为这个旧式大家庭里的“老革命”。不知底细的人也许会以为这是一个“家庭叛逆者”的故事，其实，作出这一选择不仅对于当时的梁思宁是惟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都是也只能是惟一的——因为那是一个国难当头的特殊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梁思宁正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日军占领平津以后，华北虽大，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梁思宁失学了。社会动乱，找不到工作，也不敢出门访友，出门就会见到日本兵欺负、凌辱中国人的情景。当时，他们家位于意租界里，不远处有一座孤零零的建筑物，谁也不知道是派什么用场的。顺风时坐在家里就常常听见那所房子里传出的阵阵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有一天晚上，我和母亲走在一条小巷里，突然觉得有人拉住我的大褂，嗓音沙哑地说：‘太太、小姐行个好吧!’我低头一看，是个又黄又瘦的残疾人。他说：‘我本是大学生，学校被炸，出来想找个职业，无意中走近那所房子，突然出来几个五大三粗的日本人，把我拉了进去。屋里摆着各种刑具，各种刑具上都有人在受刑，发出惨叫和呻吟。两个歹徒命令我跪在一个烧红的油桶上，马上刺啦啦地冒出火燎皮毛的呛人浓烟，疼痛揪心!眼看我的膝盖要被烤焦了，狠心的刽子手把我扔出门来。我醒过来想伸伸腿，天呀!我的腿已成了直角三角形，永远也站不起来了!那所房子是个实验新刑具的杀人场呀!’我和母亲听了义愤填膺，泪流满面，十分同情他，给了他一些钱，就赶紧回家了。”

这次经历深深地刺激了梁思宁，她明白了什么是“亡国奴”的生活。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前途令她万分苦恼，时时想摆脱这令人窒息的环境。弟弟年龄还小，几个大哥大姐远在国外，她经常写信给在上海的五姐思懿诉说苦衷，寻找出路。

在姐姐的帮助下参加新四军

梁思懿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学习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院学医。但在民族危亡关头，思懿从1935年下半年就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当过燕大“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与王若兰等被称为“燕京三杰”，是燕大学生游行示威的领袖。1937年思懿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

1940年3月底，思宁收到思懿从上海的来信。信中写道，王若兰回天津生小孩，不日将返回南方，“好机会来了。你一定要亲自去面谈，可能达到你渴望已久的愿望。”王若兰已参加革命多年(后改名康英)，她给思宁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并介绍了共产党的概况，告诉她新四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真正抗日的军队。思宁老人深情地回忆：“康英大姐的谈话激起了我的爱国思想，日本鬼子的一记耳光(会见康大姐的路途中，过卡子口时被日本兵所打)，更促使我下决心离开天津沦陷区这个人间地狱。我问康大姐：我能参加新四军吗?她惊奇地看着我说：革命可不是做游戏，最起码的条件是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要长途行军，在战争中有牺牲的可能，你受得了吗?我说：能!再苦能比当亡国奴苦吗?”

回到家中，思宁对母亲谎称是去上海上大学，免得老人担心。1940年4月6日，母亲把她们送到了塘沽码头的船上。

思懿在上海外滩码头接船，把她们安顿下，又与康英仔细研究了寻找新四军的路线。决定从上海经宁波、鄞县、嵊县、金华，再到皖南，沿途都是蒋占区。比较其他路线来，这条线路线短，情况单一，但也可能有风险。

4月12日，思懿与康英和思宁依依惜别。思懿语重心长地嘱咐：“六六(思宁小名)，今日一别，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再重逢!我们姐妹俩从幼稚园到初中都形影相随，多年来你总是依靠我。从今日起，你就要自己去闯了。”“你要去的地方是充满希望的，也是所有爱国者都向往的去处。要珍惜这次良机，要坚持到底，莫后退。切记!进则生，退则死。退，你有这条路么!上海也不是久留之地，将来我也要离开上海，你还愿意回天津么？”三人挥泪而别。

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参加抗日活动

思宁在康大姐的带领下，一路艰险，在金华还被国民党软禁了七天。她们机智地脱险后，被送到两军防地的界线，又经过四个兵站转送，终于到达了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在这里，两人分手，康英返回皖北根据地，思宁来到江苏溧阳水西村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司令部，被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工作，在陈毅、粟裕的部队里。

生活在梁思宁面前掀开了全新的一页，她不断在心里告诫自己：一切要从头学起，自己已是革命军人，不是老百姓了。新四军的确是一所大学校，她在这里不仅懂得了许多前所未知的革命道理，而且见识了许多有胆有识、大智大勇的英雄，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

1940年5月的一天夜里，部队过一条敌占区公路封锁线时，和日军一支巡逻队相遇，受到敌人袭击。当战地服务团战士向前冲时，思宁亲眼见到许多同志在自己身边中弹倒下。刚刚参军20多天的她，经历这样的场面却是惊心动魄，但她身后没有任何退路，只有义无反顾地往前冲!这个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生死搏斗，也真正理解了康英大姐和思懿姐所说的进则生、退则死的涵义。

在新四军，思宁主要从事宣传工作。队伍每到一地，他们便迅速深入到老百姓之中，了解当地风土民情及对敌斗争的状况，然后根据掌握的第一手材料，立即编成小话剧、活报剧等宣传抗日，宣传反剥削、反压迫，宣传妇女解放的文艺节目，在老百姓之中演出。由于材料真实、生动，又取自老百姓身边，所以，他们的演出总是深受欢迎。

说起这段生活，老人显得特别兴奋，幽深的眼睛中闪烁着青春的光彩。记者问她：“从北方大城市，来到人地生疏、潮湿多雨的南方农村，过着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您适应吗?感觉苦不苦?”没想到老人立即爽快地回答：“苦什么!再没那么快活的!”“同志们整天工作、生活在一起，不用看日本人的脸色，不用胆战心惊地过日子，心情特别好。每逢打了胜仗，老百姓便敲锣打鼓送来慰问品，再没那么快活的!”老人重复着说。也许真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岁月会过滤记忆，痛苦、阴霾随水而逝，留下的总是欢乐和阳光。

父亲梁启超，母亲王桂荃。

长姐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

大哥梁思成，是近代中国杰出的建筑学家。

二哥梁思永，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

三哥梁思忠，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回国后担任炮兵校官，25岁时即因病去世。

二姐梁思庄，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四哥梁思达，在南开大学经济系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曾在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任职，参与编写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书。

三姐梁思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先在燕京大学读书，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1941年到美国学习美国历史，后回国一直在妇联、红十字会等机构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

弟弟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是著名的火箭控制专家，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1934年，梁思宁、梁思懿、梁思礼、梁思达（左起）在天津“饮

丈夫章柯，原姓赵，早年在西北武功农学院上学，后担任山东省农业指导所主任。1946年5月1日，梁思宁与章柯结婚。

二女儿章安秋，曾任山东大学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

50年代梁思宁一家

刘树林：1965年,梁思宁的丈夫章柯同志担任山东省科委领导,全家搬至经四纬六路省科委所在地,从此我们两家就分开了,但是两家人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我家人口多生活吃紧时,我弟弟就到梁思宁家借钱。梁思宁在借钱之外还会给两毛钱乘公交车的路费,但弟弟为省下两角钱总是徒步回家。当我家去还钱时,梁思宁说:“不用急!”章柯说:“不能要利息!”

王静：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学问家梁启超的女儿就生活在济南市，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几乎有些不相信。这年头大小媒体无孔不入，丁点儿事儿就会炒得浮土漫天，哪里还容得隐士藏身?然而，就在记者节这天，我见到了这位名人之后——梁思宁女士，她就住在学校南邻益寿路上的干休所内。推开房门，一位老人立在面前。身材不高，有些瘦弱，典型的南方人体型；花白头发，灰色衣裤，极普通的老年知识妇女装束；双颊微陷，眼窝很深，一双眼睛显得特别大。她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双眼睛，深沉、犀利，内涵很多，仿佛探入你的心中。

我一直感到这样一位名人的后代悄无声息地生活在我们身边是个谜，与老人深入交谈后便知原委。“他们来采访我，都问‘梁启超的女儿’怎么怎么，梁启超的女儿又怎样?名人的后代不要把祖先的光环加在自己身上，个人的历史要靠自己写，不能靠祖先。我说，我是一个普通党员，一个家庭里的普通孩子!”老人酷似父亲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威严四射，语言字字珠玑，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