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世家 正义为人

景廷宾是直隶（今河北）省顺德（今邢台市）府广宗县东召村人，号尚卿，广宗一带的乡亲门都称他为景老尚。1861年（清代咸丰十一年）景廷宾出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庭里。父亲景福成，性情忠厚温和，勤勉好学，是三里五乡有名的文秀才。伯父景福岚，性情刚直，善于助人，是当地有名的武秀才。景廷宾小时候，跟随父亲念书，聪明伶俐，在十几岁时诗文就写得不错了，并且练就了一手好毛笔字。景廷宾长到18岁，他看到清政府的腐败，洋人对中国人的欺辱和压榨，非常气愤。逐渐产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他打算练一身好武艺，将来为国家尽一份力量，挽救衰弱的国势。

有一天，景廷宾找到伯父，要求教他学习武艺，伯父福岚以为廷宾从小跟弟弟福成学文很有天资，同时，学习武艺需要从童年、少年开始练筋骨，延宾都这么大了，怎么好改文学武呢？便没有答应他。后来，在廷宾的再三请求下，伯父觉得他有决心和诚意，这才应允下来。

景廷宾身材不高，长的浓眉大眼，体魄粗壮，力大过人，肩扛200斤粮食都不喘气，所以外号叫“车轴汉子”。由于他的天赋条件很好，对学习武艺又肯潜心钻研，勤学苦练，他在后院的大树上，吊起百斤重的大沙袋练习拳击，常常到村外空场地上练习跑马射箭。刀（铁刀）、石（举制石）、枪、棍也都样样精通。伯父福岚特别喜爱他，决心把自己所会的武艺，一样一样地精心传授给廷宾。

景廷宾跟父亲学文，跟伯父学武，有一身文武双全的好功力，很快地名声便传遍了东召村附近的三里五乡，在他21岁那年，在顺德府考上了武秀才，24岁在北京顺天府，直隶省顺天乡试中又考中了武举人。　景廷宾当了武举后，返回家乡，他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看不起乡亲，而是和朋友交往的更多了，经常宾客满门，车马成队。在武艺方面，他经常和别人在一起共同学习练武，提高技艺。同时，他从来不保守，还收了不少徒弟。当时，邢台县以武术著名的武秀才牛虎臣，就是他的大弟子之一。

景廷宾性情耿直坦率，好打抱不平。当时在广宗县的西召村((离东召村三里路），有个有名的恶霸叫贺老配，附近几个村庄的老百姓没有不怕他的，也没有不恨他的。有一天，正是巨鹿县堤村过大庙会，景廷宾一早就上路赶会了。上香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十里路上来往下断，庙会上更是热闹非常，村中两台大戏昼夜唱个不停。车如龙，人如潮，贸易集市十分兴隆。景廷宾是个武士，也是个文人，平素甚爱诗词书画。他正在一家古董摊前欣赏几件古玩，在津津有味地为他的几个徒弟讲解一件古瓷器的珍贵价值的时候。有许多人从街西口跑了过来，有一位老农民惊慌地喘着气说。“不好了……老，老配来了！”附近摆摊贩生意的商人，急忙把货物收拾起来。大姑娘小媳妇挎着篮子吱哇说叫地躲藏到农家的大门里边……景廷宾扭头向西一看，人群中飞起一团烟尘，由远而近地传出一串急促的马蹄声，顺着声音望去，只见贺老配骑着一匹枣红马和几个骑马的家了横冲直撞奔来，有的人被马撞倒踩伤了，有的货摊子被马踢翻了，贺老配和狗腿子还在马上耀武扬威洋洋得意。最廷宾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他知道贺老配在这一带常常行凶作恶。并且在官府衙门里很有仗势。况且家父常教育他在外边不要多管闲事。免惹是非。可是他出于义愤，再也按不住心头的怒火，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贺老配的新缎子马褂，只听吃拉一声，马褂被撕了一个大口子，贺老配滚在马下，圆圆的肚子，肥头大耳，那能是武举景廷宾的对手，三下两下被景廷宾打的鼻口出血，只好连连磕头求饶，几个狗腿子也被吓的目瞪口呆。

最后，景廷宾抓着贺老配的胸前衣领怒吼着说：“姓贺的，你听着，再看见你欺压乡亲，横行霸道，当心你的狗头!”

“是!是!再也不敢，再也不敢!......”那贺老配浑身颤抖着说。

景廷宾的举动确实灭了地主恶霸的威风，长了受苦人的志气，老百姓为这件事还编了一首歌谣：　“景廷宾，英雄汉。既能说，又能干。怜惜穷人恨恶霸，为民除害心也甘。马上打下贺老配，口鼻出血直叫唤。”

从此以后，景廷宾拳打恶霸贺老配的故事传开了，渐渐的景廷宾成了广宗一带极有威望的人物。哪里有不平之事或有纠纷，都愿请景廷宾出面评理，主持正义。而景廷宾也甘愿站出来为百姓抑恶扬善，维护公理。

1889年（光绪十五年）的秋天，景廷宾的父亲景福成突然发病，卧床不起。景廷宾十分焦急，四处寻医求药。回家后他总是亲自喂汤喂水。整整40多天守候在父亲的病榻旁。他的父亲在临终前以刘备曾说过的话告诫他；“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延宾是个孝子，流着眼泪连连点头说：“爹爹您放心吧。儿一定照办……”父亲去世后。延宾以实际行动实践了父亲的遗愿。

这一年，广宗县是荒年，从春天开始，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大面积的庄稼都枯死了，再加上清政府和洋人的横征暴敛，老百姓的生活困苦到了极点，有许多人没有饭吃。外边的草根，树皮都吃光了．有不少老人和孩子饿死了……　一天的傍晚，廷宾正在院内散步，忽听见东邻小孩子的哭声，他急忙走过去看是怎么回事。原来是孩子的爹早被衙门抓了兵，今年家中没有收成，已经断顿几天了，连院内小榆树的树皮都吃光了，骨瘦如柴的孩子抱着已经悬梁自尽的妈妈嘶哑地哭着，最小的孩子还在灶火边守候着……盼望着吃那笼里的“干粮”……景廷宾掀开不冒热气的蒸笼一看，啊!窝窝，是泥捏的窝窝!这是孩子的妈妈在自尽前留给孩子们最后一个“安慰”，也是为了引开孩子们的注意力，造成一个自已去死的空隙，以便离开这苦难的人间……此情此景，凡是赶到院内的乡亲无不流泪。景廷宾和几个主事的乡亲料理了这家的后事，自己收养了这家的三个孤儿。

景廷宾出身于小地主家庭，生活比较富余。但是，他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甚为不满，看到劳动人民被饿死的凄惨景象，心里非常难过，他决意把自已家里储存的粮食拿出分给穷苦的农民。　已是深秋的天气，西北风日夜吹着薄坯土屋和干裂的大地。结了冰霜的残枝枯草，迎风尖叫着，人们在生命线上挣扎，景廷宾和老管家走街串户了解乡亲们的困苦情况，每逢初一、十五便开仓放粮。后来他还卖了一部分地，把卖地的钱买成粮食和衣物，分给无衣无食的乡亲，让他们保住性命，度过荒年。到现在广宗县还流传着“武举景廷宾，卖了田园救穷人”的故事。

广宗县东召村的东面，靠着一条老漳河，河水切断了东西的交通，乡亲们需要绕很远的路程从一座不大的木桥上通过。一遇到雨天，更是泥泞不堪，车马和行人来往很不方便。

有一天，景廷宾召集村里的乡亲们在景家开了一个会，会上景廷宾建议在村东的漳河上修建一座大石桥，这样可以解决漳河两岸各区各户的交通问题。景廷宾的建议马上得到了全村乡亲们的热烈拥护和支持。此后，景廷宾几次到顺德府（今邢台市）寻找能工巧匠，并且和村里有经验的老农、石匠一起到河边勘察地形，选择桥位，最后，景廷宾决定自已家出头筹钱款买料，并且和大家一起参加石桥的修建工程。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努力，一座雄伟美丽的大石桥终于在村边的漳河上出现了。漳河两岸往来的行人，再也用不着为过河发愁了。大石桥建成以后，大家把它命名为“玉石桥”。直到今天桥头上还耸立着修建石桥的纪念碑，在碑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景廷宾的名字。

庚子赔款 对抗洋差

庚子年，就是1900年（清朝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北部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由于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进行血腥镇压而相继失败。八国联军侵入了中国的国都—一北京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一同逃跑到西安。这年的8月间，腐败的清政府急忙派遣庆亲王奕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议和全权代表，向帝国主义者接洽投降。1901（光绪二十七年，辛丑）9月7日，清政府的议和全权代表，在北京和帝国主义的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十二条款。其主要内容中有一条“赔款，规定清政府向帝国主义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付清，没有偿付的赔款按照年息四厘行息，并拿中国的海关税和盐税作担保。这次赔款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一次贪婪地掠夺，给中国财政以极大的打击。史称“庚子赔款”。

当时的清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有1300多万两，实在无力赔偿这笔巨款。因此从1902年起就强迫全国19个省份，每年赔款1880万两。为了赔款，各省不断增加新的捐税，食盐加价，茶糖加厘（厘是商税），房捐、铺捐、炭兵、煤捐、肉厘、当捐、地亩捐、彩票捐、烟酒税等不一而足，清政府拼命加紧对人民的控制。

除此之外，各地的外国传教士，又借口庚子年教堂被毁，蛮横地要求各地赔偿损失。于是清政府地方官又和各地的外国传教士议定了各地的赔款数目，向当地人民进行勒索。这种赔款叫“小赔款”。

庚子“小赔款”的总数，大约在2000万两以上，北京和直隶地区的个赔款，大约是1100多万两。这种地方赔款也是直接出自劳动人民的身上。而且在搜刮这种小“赔款”的时候，帝国主义传教士往往借机敲诈，漫天要价，地方官吏也来趁火打劫，从中渔利。因而，在规定的数目之外，又加倍多收。例如：邢台县的教案赔款，原来议定为15450两，但摊派时，却要邢台县全民包赔款现银20万两。广宗的教案赔款，比实数多收两倍以上。这样一来，本来广宗县就连年灾荒，再加上繁重的摊派，百姓就更没有办法生活下去，因此，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同时，直隶南部，是过去义和团起义的重要据点，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情绪极高，和教会、官府方面早就形成了对立的形势。

在广宗县城南40里处有个新立村，村中有一座法国人建立的教堂。在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团民和乡民，曾放火烧毁了这座教堂，又杀了几个在乡里横行霸道，作恶多端的教民。1901年春，广宗县的法国教士和广宗知县王宇钧交涉教案赔款问题，双方议定广宗县赔款为京线两万吊，这个数字很不小。指定各村按照地亩摊捐。这时，广宗县大旱成灾，连年荒歉。老百姓家家吃糠咽菜，用草根、树皮充饥，他们实在无力再负担赔款，大家把这次教案赔款叫做“洋差”。

广宗县穷苦百姓纷纷赶到东召村找景廷宾让他出主意想办法。景廷宾十分焦急，他的几个徒弟更是火冒三丈，以徒弟刘大柱为首的一部分弟兄，在一天晚上找到景廷宾，请求师傅带领他们造反，景廷宾认为应当先召集部分群众到广宗县大堂抗议，先要求免除教案赔款，同时，在各村进行联络，积极修造兵器，然后组织起来，准备进行武装对抗。

四月份的一天早晨，几十名身体强壮的汉子，陆续来到东召村村东的桥头上，景廷宾和大家一起向县城进发。王宇钧得到消息后，十分恐慌，急忙布置县衙卫兵进行设防。

县城的百姓和各商家得知景廷宾领民众到县衙来的消息后，也纷纷赶到街头和县衙门口，有钱有势的土财主及商号急忙关闭门户，吓得心惊胆颤。

景廷宾等几个主要领头人，见到知县王宇钩后，理直气壮地拿出了事前写好的“抗议教案赔款的文告”景廷宾不慌不忙地说：“王大人，我们的来意量你已知，广宗县连年灾荒，百姓吃糠咽菜还难于活命，哪有力量再交纳‘教案赔款？’”王知县知道景廷宾最个有名的武举，在广宗县百姓中颇有声望，这次来意不善，外边还有那么多怒气冲冲的群众，不敢把事情闹大，答应赔款一事按百姓要求呈文上报。　景廷宾带领群众回到东召之后，迅速组织起联庄会，动员各家的团勇参加，并且联合铁匠，打铁造刀修枪，以备官兵和洋人前来镇压时抵抗。

联庄会也叫团联会，后又改名义勇团。当时大名、顺德、广平道（即大名道，因辖大、顺、广三府，所以称大顺广道）所辖二十七县，都有这种组织，按亩摊派团勇和经费。其口号是保卫地方治安。联庄会以村为单位，每村有一个团头，每县有个总团头。原来广宗县总团头为杨老耀，现在各村一致改推景廷宾为总团头。并且还公推景廷宾为抗“洋差”的首领。

景廷宾派几十个徒弟分别到各村教授武功。六月份，王知县向上司呈报的免交“教案赔款”的呈文并无音讯。景廷宾给百姓们讲清了向上司呈文是一场骗局，更加坚定了大家抗“洋差”的决心。景廷宾又聚众到县衙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抗议。

广宗县人民抗“洋差”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威县、巨鹿及山东各地。原义和团首领赵三多首先在巨鹿县响应，并暗中和景廷宾取得了联系。

1901年的秋天，广宗知县王宇钧，因隐瞒灾情不报被参革职。清政府改派魏祖德（浑号魏糊涂）继任。魏祖德到任后，强迫各村 交纳赔款，想借赔款的名义发一笔横财。

当时，广宗县从县内存的官款项目下。已经支付出赔款12000多吊，所差的只有7000多吊了。魏祖德却叫各村每亩摊派京钱40文，这样，全县可以征收到23000多吊。额外多收了两倍以上。这项决定公布之后，更加激起了广宗县人民的反抗怒火。

景廷宾得知新来的知县魏祖德想发横财，营私舞弊的消息之后，大骂魏祖德是吸老百姓血汗的脏官败类。当即召集各村联庄会的团头在东召村聚会议事，并集结了大批团勇，带着锅灶、行李开到广宗县城外演习枪炮，向官府示威。景廷宾亲自拟写了文告，宣言所有一切捐税概不交纳。

景廷宾的抗捐活动，堵塞了魏祖德大发横财的机会。于是就诬陷景廷宾“聚众闲事”、“反抗官府”。并且威胁说，要把广宗全县的赔款叫景廷宾一人交纳。

景廷宾在群众的支持推动下，表示抗“洋差”要抗到底，决不交贪官的“捐”、并且秘密组织、聚集联庄会的势力，武装自卫。魏祖德看到事态将要扩大，急忙呈文向直隶总督袁世凯请求派兵来广宗县进行镇压。

1902年1月，清政府因为魏祖德在广宗县压榨人民，几乎激起民变，又把魏祖德撤职。改派了赵锷（浑号赵二铲子）任广宗县知县。赵锷到了广宗县，仍然严逼各村交纳“洋差”，同时，还收买联庄会中的不坚定分子充当奸细，企图瓦解联庄会。与此同时，直隶总督袁世凯也急忙派遣大名、正定的练军开赴广宗县城。于是赵锷就和大名镇总兵何永盛、正定镇总兵董履高等商议进攻广宗东召村的军事布置。

二月二十六日，广宗县知县赵锷亲自带领200名县队到东石村找景廷宾谈话，想迫使景廷宾屈服。景廷宾派东召村的秀才刘永清去见赵锷、刘永清足智多谋，能说会道，又有胆略，外号叫刘大胆。

刘永清见了赵锷，知道他来意不善，不等赵锷开口，便严正地告诉他说：“我们是中国人，誓死不交纳“‘洋差’”。由于刘永清态度十分坚决，使赵锷无法谈下去，只好愤愤地回到县城里。

三月三日（旧历正月二十四日），清政府的练军开到了广宗县东召村的附近。猛烈向东召村进攻。景廷宾率领东召村一带的联庄会英勇抵抗，从此揭开了景廷宾起义的序幕。